张智华：明代北京文人笔记述要
北京古代文人笔记主要指元代北京文人笔记、明代北京文人笔记与清代北京文人笔记。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明代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品种和数量都超越前代，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大量销毁明代野史，使这些笔记遭了一劫，而现存者仍旧不少。有的杂谈历代掌故，间以考辨；有的专记本朝史事，间以琐闻。著作既多，自然优劣不一。其中保存了确实可据的史料，也夹杂着道听途说的传闻，辗转抄袭，亦为通病。一般说来，明中叶以后，文网稍疏，笔记的作者论述时事已较为大胆，不似前人之诸多顾忌。而神怪猥亵之谈，又往往错出于记叙之内，即很好的笔记，同样不免有此疵累。可是这些笔记所叙，能补官修史书之阙或纠正其谬误的事实，相当丰富；细加采择，足供考证。专载明代故事的笔记，当首推《万历野获编》。其次如《菽园杂记》、《典故纪闻》等书，虽然体例不同，取材各异，均颇具史料价值。除去上述的三部书外，如叶子奇的《草木子》、郎瑛的《七修类稿》、朱国桢的《涌幢小品》，也是杂记丛考之类笔记的较为著名的。……《凤洲杂编》卷二录正统十四年明代宗(朱祁钰)覆英宗(朱祁镇)的信和给也先的信的全文，亦为他书所不载。这信说明代宗只希望英宗回来做太上皇，而不肯让出帝位。可见这两个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所以后来就有英宗复辟的一幕。”（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171页）所言比较中肯。
1、《菽园杂记》，明代陆容撰，十五卷。通行的以《墨海金壶》本为完整，《守山阁丛书》本即据此复刻。
作者简介：陆容是明代成化丙戌年的进士，学问渊博，博闻强记。他在北京工作数年，熟悉永乐、成化年间很多事情。
主要内容：陆容这部《菽园杂记》，曾被和他同时的王鏊称赞为本朝记事之书第一。其中所记明代典制、故事，多为《明史》所未详。如谈将军之名，有亲王子孙应授官职之名，武臣给授散官之名，各边挂印总兵官之名等等(卷四)，非熟于官制者不能言。记洪武、永乐、成化三朝京营之制(卷五)，成化以前巡抚、总督之设置(卷九)，亦均可补职官志之阙。又述进士写家状，凡祖父母、父母俱存的，曰重庆下；父母俱存的，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卷一)。虽甚琐屑，也有助于了解掌故。但这部书可贵的记载，还是关于明中叶手工业生产、民情风俗等方面的材料。如卷十四记勘查五金矿苗和提炼银、铜的方法以及刘田之制青瓷、龙泉之制烧瓷的原料韶粉的情况，都细致、具体，说明了当时手工业已相当发达。《菽园杂记》论史事、叙掌故，谈韵书、说文字，亦多自己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一部笔记。
2、《留青日札》，田艺蘅撰，现存三十九卷。原来只有明刻本，不易见到。现有中华书局排印本。从前通行的为《纪录汇编》本的《留青日札摘抄》四卷，卷首有叙目。
作者简介：田艺蘅是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文人，熟悉北京有关方面的人与事。
主要内容：根据摘抄本看，这部书包罗的方面广泛。如卷一“三京三都三天”一条，记明代建都经过甚详；卷四记查抄刘瑾、钱宁、江彬、严嵩等人家产，备列细目；叙严嵩义子鄢懋卿贪赃枉法的罪恶以及明初富翁沈万三事，亦俱载始末，都是有关朝政的史料。卷二“刺纸”一条，记嘉靖以来官吏在过年节时馈送礼品，以销金大红纸为礼书，并指出这样奢侈暴殄，无异于吸民骨髓、膏血；“悬鸡”一条说明京师一豪绅宴客，一席就用了一百三十多只鸡，以致作者之父为之坐不安席。这又揭露了统治阶级浪费民脂民膏的严重。
3、《万历野获编》，沈德符撰。正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共数十卷。清康熙间钱枋重编为三十卷，分四十八类，有补遗四卷，即现在通行之本。解放后中华书局曾据此本校勘排印。 作者简介：沈德符是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文人，熟悉明代官场复杂多变的情况。
主要内容：这部书是沈德符记叙他祖父和父亲所述明代朝廷掌故和自己的见闻杂事而成，材料很丰富。今本所分四十八类，由列朝、宫闱至词林、科场、风俗、技艺、著述以及词曲、玩具、释道、神仙等，即能说明它的内容范围之广泛。其中有不少条目，可补《明史》所未详或与之参证。该书述嘉靖时事，尤多确实可信。如嘉靖二十一年，部分宫女拟缢死嘉靖，事败被杀。《明史·世宗纪》只有“冬十月丁酉，宫人谋逆伏诛，磔瑞妃曹氏、宁嫔王氏于市”这几句简单的记载。《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刑部”门的“宫婢肆逆”一条，则备述始末，极为详尽，列出了宫女十八人的姓名，附录刑部等衙门处理此案的奏疏，还揭露了皇后与宫妃间的矛盾。卷五“勋戚”门“刘基”一条，述洪武八年刘基再到京师，胡惟庸带医生来问疾，乘机进毒，《明史·刘基传》即采入。卷十“词林”的“翰林权重”一条，述明初翰林院诸官得考驳诸司奏启，兼掌生死大事；法司讯囚定罪，须经翰林春坊会拟，认为平允，然后覆奏论决。可与《明史·职官志》二所记翰林院职掌相参校，以研究明代官制。
从《万历野获编》的材料中，还能具体了解明代皇帝的昏庸和宫廷奢侈的严重。如卷二“列朝”门的“贺唁鸟兽文字”一条，记嘉靖时死了一个狮猫，竟制金棺埋葬，并命诸臣作文，荐度超升。礼侍学士袁炜因文内有“化狮成龙”等语，合了皇帝心意，不久即改少宰，升宗伯，加一品入内阁。补遗卷三“畿辅”门的“内府畜豹”一条，谓西苑豹房养土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连作者也不禁慨叹这些野兽是“啖大官之奉，皆民膏血也”。这些记载，是从官修史书里所找不到的。
书内其他轶事琐闻和有关文学、艺术等等的材料，可采者尚多。如补遗卷二“内阁”的“伪画致祸”一条，记嘉靖间蓟辽总督王十予，藏有《清明上河图》名迹，严嵩命其手下善于裱画的汤臣来逼索，王以伪品应之；后被汤臣揭发，遂遭严世蕃陷害以死。清李玉撰《一捧雪》传奇，写莫怀古与汤裱褙故事，即采此情节，参以他书所叙，演饰而成。
《万历野获编》是一部较好的史料笔记，但其中也有神怪荒唐和庸俗无聊的记载，还涉及淫秽之事，为其小疵。
4、《明宫史》，［明］刘若愚、吕毖／《金鰲退食笔记》［清］合订本， 北京古籍出版社
图书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览室与国家图书馆阅览室。
作者简介：吕毖是明代工作、生活在北京多年的文人。刘若愚是明代后期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宦官。
主要内容：《明宫史》是明代人吕毖从《刘若愚》所著的《酌中志》中选出来的内容。说选出的章节为第十六卷到第二十卷。内容为十六章 内服职掌，十七章 大内规制，十八章 内版经书 ，十九章 内臣佩服，二十章 饮食好尚。这五章详细记载了北京宫苑的规模，太监们的职掌，内廷日常生活和饮食、服装、娱乐、嗜好等等，能够为今天的研究提供参考之用。
5、《玉镜新谭》，［明］朱长祚，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9年第一版
图书来自图书馆阅览室。
作者简介：朱长祚（？－？），明朝京城人，其生平不详，大约活动于天启、崇祯年间，著有《玉镜新谭》一书，描写魏党作乱及败亡的经过，共10卷，凡32类。
主要内容：这是一部记录晚明时期，魏忠贤及阉党与东林党斗争史的书籍。这部书留下了非常详细的阉党和东林党党争的资料，保存了一些详细的未经后世篡改的资料。因此本书又名《逆党事略》。大致刊刻与崇祯元年前后，传本非常稀少，海内罕见。
6、《酌中志》，［明］刘若愚 著，二十三卷，附录一卷。通行的为《海山仙馆丛书》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图书馆为影印版原文。
作者简介：刘若愚，自称原名刘时敏，生于明代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南直定远人。其家世袭延庆卫指挥佥事，父亲应祺官至辽阳协镇副总兵。刘若愚十六岁时，因感异梦而自施宫刑，万历二十九年，被选入皇官，隶属司礼太监陈矩名下。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擅权专政，魏之心腹太监李永贞任司礼监秉笔，因为刘若愚擅长书法且博学多才，便派其在内直房经管文书。与此同时，魏、李又多阴谋诡计，故对刘若愚颇多猜忌。刘若愚目击魏忠贤、李永贞所为而又无可奈何，遂自改名为“若愚”，借苦心二字以自警。崇祯二年，魏忠贤阉党事败，刘若愚被群臣纠弹谪充孝陵净军。
后来，查实高攀龙等七人被诬致死一案，乃系李永贞索取苏杭制造李实空白印纸架词虚构，李永贞被斩决，刘若愚被处斩监候。刘若愚因受诬告而蒙冤狱中，有苦难申，而真正的魏党司礼太监王体乾、涂文辅等则黄金买命而逍遥法外。在幽囚的悲愤不平中，刘若愚乃效太史公司马迁之榜样，发愤著书，呕心沥血，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宫中数十年的见闻，并进行说理申冤以自明，终于由崇祯二年至崇祯十四年陆续写成这部颇具特色的明代杂史——《酌中志》。之后，刘若愚果然得释免，从此重见天日。
主要内容：《酌中志》全书由二十四个各自独立的短篇构成，每篇一卷，共计二十四卷。内容包括：《忧危议前纪》、《续忧危议后纪》、《恭纪先帝诞生》、《恭纪今上瑞征》、《三朝典礼之臣纪略》、《大审平反纪略》、《先监遗事纪略》、《两朝椒难纪略》、《正监蒙难纪略》、《逆贤擅政纪略》、《外来线索纪略》、《合家经营纪略》、《本章经手次第纪略》、《客魏始末纪略》、《逆贤忌翼纪略》、《内臣职掌纪略》、《大内规制纪略》、《内板经书纪略》、《内臣佩服纪略》、《饮食好尚纪略》、《辽左弃地》、《见闻琐事杂记》、《累臣自叙略节》、《黑头爰立纪略》等，另外，在正文之前，还附有一篇《自序》，详细介绍了自己写作此书的缘由。
《酌中志》是一部比较翔实可信的著作。书中详细地记述了由明万历朝至崇祯初年的宫廷事迹。他以自己在宫内多年所耳闻目睹的有关皇帝，后妃及内侍的日常生活，宫中规则、内臣职掌从及饮食，服饰等等，全都分别予以记载下来。在正史中是不可能详细地看到如此详细的记载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虽然以记述万历以前的朝廷掌故和当时政治生活而著称，但却很少有如此全面的系统阐述。
由于作者从十岁入宫，在宫禁中生活了几十年，得以能够长期看到宫廷内幕；另外，刘若愚写这部书的目的为的是替自己申冤，所以能够按照自己心意自由取材，而全没有“御用文人”奉命之作的种种条条框框；加之作者本人又是个太监，着眼点自然会与一般文士不同；因此，《酌中志》一书就自然而然地给后人留下了一般著作中看不到的有关晚明时期皇帝、后妃、宫女、太监宫中生活和统治阶级之间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资料，颇多参考价值。譬如，在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完全是研究明代的内府刻书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酌中志》写成后，便成为许多文学作品取材的绝好资料，如明末秦兰徵撰写的《天启宫词》一百首，便是根据该书与《玉镜新潭》中的有关部分而写成的。清初以来，许多描写宫廷建筑的著作，也都是以《酌中志》为依据的，如高士奇撰写的《金鳌退食笔记》，其中的许多地方，便是根据该的材料加以补充叙述而成的。
另外，《酌中志》虽是一部普通的史书，但由于作者刘若愚本人颇具文学才华，书中有许多记叙颇为生动细致，很富文学色彩，如在卷十四《客魏始未纪略》中，在记叙魏忠贤之来历时，作者写道：“忠贤少孤贫，好色，赌博能饮啖嬉笑，喜鲜衣驰马，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顾猜很自用，喜事尚谀，是其短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门外苍文殊庵之僧秋月，及高桥之僧愈光法名大谦者，乃贤所礼之名衲也。如碧云诗僧，则酒肉势利不足齿矣。”片言只语，便能勾勒出人物的性格风貌。
《酌中志》有明、清抄本多种，卷数亦各不相同，文字之间也有出入，这些大概都是辗转传抄所致，并非若愚著作原本。明朝末年吕毖选录了《酌中志》卷十六至卷二十，改定为王集，书名也改为《三宫史》。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清高宗弘历在内殿丛编中，检逢是帙，“特命缮录斯编，登诸册府，著有前代乱亡之所自，以昭示七穷。”足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库藏有清康熙内府抄本《酌中志略》二十二卷，删去了原卷二十一《辽左弃地》和卷二十四（即附录《黑头爰立纪略》）原书中一些“违碍”字句（无非是在清朝统治者们看来是大不敬的文字）也均被删去，不过在内容方面无甚改动。由于相距时间不远，此康熙内府抄本较为接近原著，伪夺较少，最近几年有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以清道光二十五年海山本为底本，以故宫善本清康熙内府抄本进行校对的点校本《传志》流传，为读者提供了研究明史、明宫史以及客魏阉党罪行的完整参考资料。
《酌中志》在清代乾隆年间曾被禁过，原因是作者在《辽左弃地》等某些涉及辽事的篇目中称女真人为“虏”，称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奴酋”，恰恰触犯清朝统治者的忌讳。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记载：“《酌中志》，刘若愚撰。刘若愚是天启时的太监，崇祯初，被认为魏忠贤一党，下狱论斩。在狱中写成这部书，为崇祯帝所见，得减等免死。全书所记，大都为其目睹身历的事情。除去万历、泰昌、崇祯的一些事和作者的自叙外，全是天启一朝的见闻。每卷一题，叙述一事，极为详细。附录的“黑头爰立纪略”一卷，写冯诠以逢迎魏忠贤而入相的经过，也很具体。这部书于明代的宫廷秘密，暴露颇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卷一“忧危竑议前记”，记万历时郑贵妃刻“闺范图”事，并附序略、跋语的全文，为作者亲自从宫内密稿箱中录出。卷二“忧危竑议后记”叙万历三十一年皦生光“妖书”事，为当时一大案，亦不见于他书。其记熹宗的只事嬉戏、不问朝政，及以大部分篇幅所叙魏忠贤和客氏的专权跋扈、残杀异己的种种罪恶，尤其可供参考。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叙熹宗想出各样方法来做水戏，又喜欢做木匠和油漆匠。当他“斤斲刀削，解服盘礴”的时候，太监们念紧急的本章给他听，他就说：“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于是魏忠贤等就更能为所欲为、猖狂无忌，诛除大臣、后妃，如刈草芥了。 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做尽坏事，杀害无辜，不计其数，甚至把怀抱的婴儿也一齐处斩。他在远出时，侍卫簇拥，乐队随行，其排场声势，为“古今所罕见”；客氏于夜晚暂归私第，也一样兴师动众，大肆铺张，仪仗和气派，竞超过了皇帝的“游幸”。刘若愚描叙其情景说。每遇逆贤远出，则京中街市寂然空虚、顿异寻常者，将数日焉。大约外廷之欲亲炙逆贤，内廷之献谀乞怜者，凡四人之轿将数百乘矣。怒马鲜衣来至而为之前后追趋、左右拥护者，又百千余矣。跑马射响箭，鸣镝之声，不绝于耳，鼓乐笙管数十余簇，且行且奏。夏则大车载冰，冬则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见也。逆贤坐八人大轿，前用骡二头或四头拉曳之，疾如飞鸟。逆贤饱则正坐，倦则卧，醉则凭轼，两眼迷离，不知行至何处也。按自天启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宫，暂归私第，必先期奏知，先帝传一特旨，某月某日奉圣夫人往私第云云。至日五更，钦差乾清宫管事牌子王朝宗或涂文辅等数员及暖殿数十员，穿红圆顶，玉带，在客氏前摆队步行……内府供用库大白蜡灯、黄蜡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轿前提炉数对，燃沉香如雾。客氏出自西下马门，换八人大围轿，方是外役抬走，呼殿之声，远在圣驾游幸之上。灯火簇烈，照如白昼，衣服鲜美，俨若神仙。人如流水，马若游龙，天耶帝耶?都人士从来不见此也。所叙种种，当属实录，非目睹者不能道，魏阉等当时之势焰薰天，于此可见。书内还有许多类似的记述，为我们研究晚明的阉党之祸和了解当时极端黑暗的政局，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其他如谈内臣职掌、大内规制、内臣佩服、饮食好尚等等，涉及典制、掌故的，亦往往可补史志之略。至于记熹宗病危时，口吐鲜血，全身浮肿之类的细节，虽很琐屑，也是非近侍不能知的。（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第178页至179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1月）
7、《涌幢小品》，［明］朱国祯撰，三十二卷，刊行于明代天启年间。出自《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馆资料为影印版原文。
作者简介：朱国祯(?～1632)撰。国祯字文宁﹐浙江乌程(今吴兴)人﹐万历年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本书记载明朝掌故﹐大到朝章典制﹑政治经济﹑徭役﹑仓储备荒﹑清军勾补﹑遵化冶炼技术﹐小至社会风俗﹑人物传记。其中有关明代中叶戴冠﹑王守仁﹑沈周﹑吴昂等人的琐闻逸事﹐叙述相当生动﹔对於嘉靖年间倭寇骚扰东南沿海﹐隆庆﹑万历以来的农民起义﹑兵变及王朝佐﹑葛贤等领导市民抗税(见城市民变)等史事﹐叙述颇具条理。作者熟悉明代之事﹐所记多质实可信。最早有明天启年间朱氏家刻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了铅印本。
主要内容：该书共三十二卷。始撰於万历三十七年(1609)春。天启元年(1621)冬完稿。初名《希洪小品》﹐寓意仰视洪迈《容斋随笔》。後筑木亭名涌幢﹐意指海上涌现出佛家的经幢﹐形如时事变幻好比昙花一现的意思﹐书沿其名。大多杂录作者见闻，间有考证。其中某些记载，亦能反映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
8、《涉异志》，闵文振撰，选自丛书集成初编 2726，中华书局
主要内容：《涉异志》为明代文言志怪小说集。闵文振著。一卷。今存版本有《纪录汇编》本、《古今名贤汇语》本、《续说郛》本、《五朝小说》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本书不脱宋、明以来志怪小说窠臼，在近四十则的短篇故事中，不时宣扬神不灭、魂永存、先知先觉、因果报应等等唯心主义的梦呓，使人厌烦。然而在故事的结构上，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却匠心独运，不同凡响，与弘正以后，大部份笔记小说作者信笔所之，草率成篇者很不相同。
闵文振已不满足于当时作者乐用的顺叙法，在一些故事中有变化地用上了倒叙和插叙，这样作虽“打乱”了生活中的时间概念，却突出了重点，增加了意趣，给读者以比较深刻的印象。如《霍童古墓》，作者为了宣扬不能发掘古墓，发掘者不吉等风水迷信思想，介绍了成化间霍童乡有一个“居氓”(即居民)，要发墓葬父而未成的故事。作者发觉，如果只有这一简单故事，并不能有效地说服人、教育人，于是又加上一个宋开禧间孙文祥终未发墓的经过。为了使古近两故事联为一体，作者用了插叙之法，故事套故事。作者先写道，居氓拟发墓葬父，“是夕，梦老人告曰：‘汝欲发此墓，盍不效孙文祥乎？’”于是，转入了孙的故事：南宋宁宗时，一日孙在霍童投宿，主人夫妇是鬼魂，告诉孙：“吾子不肖，将鬻此屋？”(“鬻屋”，对死者来说，就是无地葬身)并要求孙设法阻止，孙答应了。第二天，由孙出面给了大量银子，主人之子才没有掘墓。以后，孙得善报。最后又回到成化年，居氓知悉孙的故事大惊，曰：“报应如此，吾敢葬此墓哉！”这一段插叙与上下文联系较紧，又较自然，与居氓故事一起，有着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再如石真妃故事，写五代末石氏二妃义不受辱，死后成仙。以后，二仙在宋代和明永乐间都在人间活动过。它在时间上，明显分为三段：五代末，石氏女投水而死；宋时，二女成仙后，遇着林孝子各吟诗一首；明永乐初，张元晦又见着了二仙女。如果严格依着时间顺序写，那无疑会平淡无奇的。作者按故事需要在时间先后上“调整”了一下。先写永乐初，二仙女已有令名在人间，张侥倖覩着仙容，接着倒写五代末和宋代两段往事，在写宋代二仙女邂逅林孝子事时，作者又插入了石氏姐妹投水而死后，上帝给予封诰的介绍，这显然又是五代末的事了。
为了加强作品感染力，作者在语言上，并不限于文言，有的时候，甚至文白并用。台州赵小一在兴善庙中杀人越货后，心虚地祝神：“神道切莫说。”方拜下，神语曰：“我到不说，只怕你自家说！”以后赵果然自家泄密，坐罪死。神与赵的对话，与现代口语相差无几。就以神的两句话来看形象地表露了神的无比愤懑，以及坐观恶人自败的复杂心情，如改用文言，那可成为：“吾不泄密，然恐汝自泄耳！”就显得质木而无意趣了。此外如《钱清事发》和《徐贡魁入阴》等短篇，都有一些文白杂用的现象。
本书是《搜神》、《续谐》以后，比较有自已特色的志怪小说，尤其是几个情节曲折，描写细腻的短篇，对后世志怪小说《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可能都有影响。
9、《庚巳编》 ［明］陆粲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作者简介：陆粲（1494年－1551年），字子余，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朝政治人物，同进士出身，在北京工作数年。
生于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王鏊对其十分赏识，曾说：“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1526年），陆粲中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在北京工作数年。后贬为江西永新县知县。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卒。著有《庚巳编》，内容多奇闻异事，甚至荒诞不经[1]。又与弟陆采共同创作《王仙客无双传奇》[2]。
主要内容：此书内容多为明初奇闻逸事，包括明初各种社会新闻、祥瑞灾变、刑狱案件、各地风俗等。书中记载了大量的神狐鬼怪传说，反映了作者及当时人们渴求惩恶扬善、伸张社会正义的愿望。《今言汇编》，此书内容所涉范围极广，皇室、宦官、名臣、边事、漕运以及历朝典故等，无所不包，可补正史之阙，订正史之误，是我们研究明代洪武至嘉靖年间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重要材料。
10、《典故纪闻》，余继登撰，十八卷。通行的为《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即据此排印。《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 中華書局 1981.7
作者简介：余继登（1544－1600），字世用，号云衢，北直隶交河县（今河北交河）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在北京工作多年，参加纂修《大明会典》，进修撰，直讲经筵。不久，进右中允，充日讲官。再历少詹事兼侍读学士、詹事、礼部右侍郎。他熟悉明代典籍和列朝实录。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礼部左侍郎署部事，上疏请罢一切诛求开采害民之矿税，撤回税使，又请明神宗亲临御政、册封皇太子，皆不用其言。为此，余继登郁郁成疾，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官，年五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文恪。余继登为人忠诚，遇事不挠。勤奋好学，熟悉朝章典故。有《典故纪闻》、《淡然轩集》。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主要内容：《典故纪闻》一书，为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史料，有些史料不见于它书的记载，或它书记载不详，就更值得重视了。本书具体的内容，卷二记载：国初，中书省让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为之。卷十五记载官吏俸禄将粮食折合成布匹计算：每阔布一匹，折合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议减，改折为三十石，还相当白银三十两之数；卷十八记嘉靖初年边费，每年二十九万两白银，以后竟递增到二百五十一万两。明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边防的吃紧，于此可见一斑。
余继登是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在做翰林院检讨时，曾参与修撰《明会典》，对明代典籍和列朝实录较为熟悉。《典故纪闻》就是他摘抄诸实录、起居注等书而成。
11、《玉堂荟记》，杨士聪撰 ，成书于崇祯癸未。今本二卷，通行的有《借月山房汇钞》、《泽古斋丛钞》等本。《玉堂荟记》有《借月山房汇钞》本，《泽古斋丛钞》本，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大通书局印本等。今有：《玉堂荟记》中华书局，从书集成初编198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1995年版。
作者简介：杨士聪，字朝彻，号凫岫。为明末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济宁直隶州人。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同一科当中，有东林领袖张溥为三甲第一名，张溥曾在崇祯年间发动东林党人，筹集了几十万两白银贿赂宫中，操控朝政，时人谓崇祯是在朝天子，张溥是在野天子，而其同年杨士聪亦深预其事。其人《明史》无传，据晚明及清初杂史记载，杨士聪也是东林人士，是周廷儒的门生，与复社往来密切。崇祯皇帝曾对杨士聪寄予厚望，恩宠备至，任命其为皇太子朱慈烺的老师之一，而杨士聪日后所为，实负厚恩，故为人所不齿。杨士聪为人阴险，毫无气节。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于煤山自尽，史称“甲申国难”。有太监收敛崇祯，而满朝大臣争着向大顺政权献宠，竟然任由崇祯尸体在薄棺中腐败，往吊者仅十几人，杨士聪不在其中。据《国难睹记》记载，杨士聪投降大顺政权，为伪兵部侍郎。但《爝火录》记载其投靠大顺政权为户部侍郎。杨士聪虽然投靠李自成，但李自成看不起这些没有气节的降官，仍然对其追赃2万两。一些平日清廉的官员付不起追赃银，被拷打至死。但杨士聪很快就付清了2万两，所以卒然无事。清军南下后，杨士聪又入清朝为官。野史曾谓有士子献对联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忠信孝悌礼义廉。上联隐藏“亡八”二字，下联隐藏“无耻”二字。按明末降清为官甚多，亦可能是误将他人事例张冠李戴，但较之杨士聪“三姓家奴”之生平，此对联之形容亦不为冤。
主要内容：《玉堂荟记》成书距崇祯朝复亡仅百余日。如书中记杜三策册封琉球，旁及彭湖岛（今澎湖）及东岛（按指台湾）情况，可补史阙。记“当日周延儒、薛国观、温体仁、王应熊诸人门户倾轧之由、政刑颠倒之故，颇能道其委曲，多正史之所未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记载的关于北方吸烟的原因和烟草种植历史，其中崇祯皇帝禁烟的决定，足见朝廷决策的轻率与颟顸：
烟酒古不经见。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年中始也。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己卯，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庚辰，有会试举人未知其已禁也，有仆人带以入京，潜出鬻之，遂为逻者所获。越日，而仆人入死西市矣。相传上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盈衢，初以为异，已而知为洪督（洪承畴）所请开其禁也。
这段文字介绍了烟草传播到北方是由于“辽左有事，调用广（州）兵，乃渐有之”，天启年间烟草种植广泛。由于明成祖朱棣曾为“燕王”，北京为“燕都”，而“烟”与“燕”同音，“人言吃烟，故恶之也”，所以崇祯皇帝于十二年（1639年）下令禁烟。崇祯十三年，有一位进京赶考举人的仆人因为吸烟而论死。崇祯十五年，烟草解禁，据说这次开禁是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来的。
杨士聪为明朝周延儒门生，其所著书对周延儒多有回护，不客观；而攻击黄道周、倪元璐等人亦非公心。“论明末事多有偏颇，如有谓毛文龙部将孔有德降清，是因为袁崇焕被杀，令读者哑然。”“以为由于诛袁崇焕失辽人之心，殊非实录”。另外书中兼哉神怪猥亵琐事，采录稍杂。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记载：“《玉堂荟记》，杨士聪撰， 这部书所记全是崇祯时的故事，如叙宗藩仪节、经筵讲书、科举、选贡之例等等，皆有可采。作者于朝政，颇敢讥评，不似明初笔记之诸多畏忌。如记崇祯袁妃作一紫檀纱厨，费七百金，而中宫制厨，用至千金。作者认为“宫中费用，大略如此，只凭内珰口中或千或百，无处稽考”。他指出天启年间锦衣卫之职太重，崇祯朝也是“诏狱踵接，虽欲轻之而不可得”。说明崇祯帝即位以来，命相三十余人，有一二胜任的，又都不轨于正，大意主于逢迎。通过朝官互告，有钱的获胜一事，抨击官场“贿赂把持，黑狱瞒天”。这已足以显示当时政治的黑暗，并不下于天肩。作者还谈及在边疆设“监视”官的弊病说：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上性多疑”，也可算大胆的考语了。其他如记建文帝之墓在西山，离景陵不远，有石碑题日天下大师之墓；毛文龙营中副总兵苏有功，被擒解京、一度逃走等等，亦不见于他书，足广异闻。”（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181页至182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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