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遇到过一个出租车的司机，跟我分享了自己的职业历程。
他是学水利的大专生，毕业于 1991年，那时候大专毕业的学生都比较少，所以他们很受重视。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密云水库（水利局的一个事业单位，是北京市民的饮用水源），做技术工作。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一个对象也是他现在的老婆，在北京昌平县（那时候还叫这个名字，1999年设区）的纺织厂工作。他的对象是中专毕业，但月工资能拿到四百多，而他才一百多点。感觉没前途，所以他托关系调到了这个纺织厂。不幸的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这家纺织厂黄了，他和自己的老婆都下岗了。没办法，后来他就开出租车了。还记得当时这位司机师傅跟我讲，如何后悔得不行云云。
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更需要你成为高手
1986年，如果你是北京的一名出租车司机，那是一份高尚体面的职业，远超过今天出入于金融街的白领和BAT的程序员：因为当年一名出租车司机的年收入竞能达到3000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1986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71元。在各种职业中，当时赚钱最多的是“地质普查和勘探业”，他们的年薪能达到1746元：这些人大都是大学毕业，而且要出野外作业，挣钱多大家都能够理解，但当时的出租车司机的薪水还要远超他们。30年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月薪水已超过5000，但比较优势却已经不在。加上各种网约车的影响，这个岗位早已经从体面到普通到拥有了更多的含义。
在 2004年的互联网上，一篇《联想不是家》的文章刷屏了，其中的一段内容是这样描述的：
“今天就是面谈日。在 B座一层的两个小会议室。
进去的人，领导首先肯定他过去的成绩，然后解释战略裁员的意思，然后告知支付的补偿金数额，然后递上所有已经办好的材料，然后让他在解除劳动关系合同上签字。
平均每个人 20分钟。被裁的员工事先都完全不知情。在面谈之前，他们的一切手续公司都已经办完，等他们被叫到会议室的同时，邮箱、人力地图、IC卡全部被注销，当他们知道消息以后，两个小时之内必须离开公司。”
在中国这个“家”文化气氛浓厚的国家里，联想的精细化裁员、两小时走人的裁员方式让许多员工发出了“联想不是家、企业不是家”的感叹，也让许多在企业里上班的人思考自己的未来！
柳传志先生在后来曾经对该篇文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被裁员工的歉意和对企业为了发展必须裁员的解释。没错，企业是一个经济体，为了生存和发展，每家企业都会裁员。许多时候裁员并非因为员工的错误或者能力欠缺，而是因为战略改变了，你的这块业务不再需要了，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你再优秀也要走人。如果关注财经新闻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不仅是 普通员工，即便 CEO也是走马灯般地换。“他是我的高中同学，1996年毕业于武汉某知名高校，硕士，专业为软件工程。通过家庭关系联系到某省会城市一家由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垄断企业的信息中心工作，主要职责是企业内部管理信息系统和个人计算机的维护，薪水和福利都是当时毕业的同学中较好的。由于该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并不复杂，而且是从总公司到各地分支单位一起建设，所以我的这位同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要做，经常的状态是等着业务部门报修的电话，出现问题才去维护一下。该同学的幸福日子曾被许多同学羡慕：工作轻松、薪水丰厚、福利好。但好景不长，2002年，国资委要求央企主辅业分离。该同学工作的部门由于属于辅业范畴，被整体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后来该同学于 2002年'买断’工龄，自行离职，共得到补偿九万多块钱。有九万多块钱垫底（2002年的9万），该同学悠哉游资的休息了半年多时间。
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个美丽的女儿，每天接送女儿上学，着实过了一段逍遥日子。但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不可能不上班，在半年后他就准备找工作上班。这时候他发现对于计算机软件领域，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软件和计算机领域是一个知识更新非常快的行业，而他之前的六年时间因为工作轻松，基本上没有'学习的需求’，他的知识水平还停留在硕士阶段做的一些零散项目上。
可想而知，当他去应聘相应的工作时，因为缺乏经验、知识等技能的积累，不停地碰壁。
此时，一个朋友邀请他去武汉，做某种药品的湖北代理。但是由于在国有企业养成的散漫习惯加之没有药品行业的任何销售和管理经验，做了不到半年就打道回府。后来又找到一家做 ERP企业的客户服务工作，每天骑自行车去解决客户遇到的问题，薪水还不到他原来国企的一半，也在做了四个月后离职。
这时已经到了 2004年，他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三十多岁仿佛已经与这个世界'脱离’了。基本上他能做的事情不愿意做，而他想做的事情因为没有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无法做。而他的那些同学经过八九年的工作大都成了单位的中层领导。”
著名作家余华在他的《兄弟》中写道：别的国家四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国家却用了不到四十年就走完了。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都要主动或者被动地去体验这个过程。所以，之前许多我们觉得“可靠”的东西其实都不可靠了，那我们靠什么？知名科学家、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曾经讲过他的经历：“我是 1963年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读了三年书还差一点点，文革就开始了，全部停课了。1968年，我被分配到青海西宁当一个铸造工人，当时是看不到今后还有任何从事科研的希望，所以很多同时分去的人都放弃了学习，放弃了努力。我是出于一种天性，出于对学习的热爱，对科研的热爱，还整天看数理化和英语书。1974年，中国科学院当时的领导，就是胡耀邦和方毅他们，要做一些重大的项目，去追赶世界上的一些重大科技发展。青海盐湖所虽然条件不好，但因为内陆其他的研究单位都瘫痪了，所以青海盐湖所也承担了一项重大项目“激光分离同位素”。我自己争取从工厂调到研究所，开始做这个项目，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后来改革开放了，大家开始重视科研和学习了，我同时代的人方才发现，我已经早了 5年，走在他们前头，这是第一。第二，在那个地方做科研，在我们的前面没有权威，没有比我们更了解项目的人，所以一开始从事科研，我很快就成了这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成为负责人是一个最大的机遇，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把它做得最好。因此早在 1979年，我就被科学院选拔为早期出国的人，先后到了美国的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布鲁克林实验室，回国到青海盐湖所后转到大连化物所工作 10年。这期间我又到加拿大国 家研究院，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法国格林罗勃大学、第戎大学和巴黎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工作。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4年调到中国科技大学。那些在毕业时分配到了令大家羡慕的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的同学，他们大多数已经退休了。因为在那些单位里人才济济，留苏回来的就一大批，老资格的很多，我们这几届毕业分去的只能长时间当基层工人。
而且那地方的产品型号是定了的，不允许你随便进行技术革新的，任何一点小的革新都要经过层层审批。不仅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那些地方往往在偏僻的山沟，子女上学很困难，就业也困难，为子女就业，他们就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
所以我遇到他们时，大多数人已经退休。其中有一位是当时班上的干部，各方面都很好，现在开了一个小商店以维持生计。因为退休了，生活很艰难。”
作为小人物，也许我们无法左右大势的变化，但起码我们要有能力养家糊口过好自己的日子，也希望赢得更多的尊严实现更多的价值。谁都无法保证自己当前的岗位、工作是一份永久的工作，可以干一辈子。打劫者来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卓越密码：如何成为专家》里面其实说过：让自己真正变得厉害起来，才是一辈子可以吃的饭。照社会学的观点，这个社会的信任主要是三种方式：人格、货币和专家，通俗点就是人们信任自己的熟人（家人朋友）、钱和专家。因为这份信任，各领域的专家在自己的领域或社会上通常有较高的地位、不错的收入，得到人们的尊重并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大部分人在工作或生活中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某一个领域或者方面的专家，从而赢得更多的利益实现更大价值。即便是骗子，也千方百计将自己包装成专家，这样更容易赢得信任，施展骗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深刻的改变社会的运转机制，同时也在改变职场里面的主要工作模式和员工提升自我的方式。如果说在传统方式下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代表着对于卓越的追求，现在某一个点上做到顶尖水平则成为必须的要求：普通工作者时代已经终结，他们会被各类人工智能技术所替代，如果你不具备较高的独特性，将来可能连岗位也会失去。许多教育专家建议，应该让小孩们练习一项爱好并争取达到专业水平，并不是为了未来让他们以这个为业，而是让他们知道专业和业余的差别，等将来他们想清楚自己想干什么的时候，知道干到什么水平才算入门、什么才算顶尖。如果他从来没有达到过专业的水平，可能这辈子在任何领域都是一个“爱好者”的角色。而仅仅是“爱好者”的角色，起码在职场的可替代性是极高的，被替代的几率也是最大的。当你真正拥有专业水平的时候，抵御变化的能力就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