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乘马第六十八注
（巨，《说文》规巨也，今谓之规矩。乘马详细解释见《乘马篇》，此处以乘马概言封地国政。故而巨乘马者泛言国政规矩也。桓公问乘马即与管子泛论国政也。）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管子借机劝谏。令者，君令也，即后文所云，君令立扶台也。）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古代井田制度，一个农夫定耕百亩地。）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日至指冬至。日至六十日，启蛰也，汉后谓之雨水。）七十日而阴冻释。（俞樾云：“七十日而阴冻释而秇稷，至百日而止尚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内’，义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阴冻释’，后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两文相对，而不顾其数之不合，遂妄删'五’字耳。”其言甚是。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雨水也，汉后谓之惊蛰。）阴冻释而秇稷，（艺古作秇，种也。）百日不秇稷，（冬至百日以后，即至清明时节，便不适合种稷了。）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扶台当是桓公燕飨寻欢之所。此即前所言之“令”也。君欲立扶台，令起五衢之众而作役也。五衢之众概言全国民力也。）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衢，道也。五衢者，五道也，此当指井田也。道四交为井，周道为界，故言五衢。内，纳也。阻，止也。阻弃之地犹言停止耕种而弃荒之土地。君强征民力过春不止，致民失其农时，则井田之内便纳有了停止耕种而弃荒之土地。）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土地不耕弃荒谓之“失其地”。）夏失其苗。（苗者，为苗除害也。夏日起徭役，则无人为苗除害矣。）秋起繇而无止，（无止者，秋后起徭役，至春夏犹不止也。）此之谓谷地数亡。（春不止失其地，夏不止失其苗，苗者，谷也，故谓之“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衡，横也，威权相胁之为也。藉，通籍，征用民力也。）民食十伍之谷，（食，殖也，种植之谓。十伍即什伍。《立政篇》云：“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民按什伍之户籍编制种植谷物。）则君已藉九矣，（藉，通籍，租籍也，即租税，旧时田赋和各种税款的总称。九之为言多也。君已经征收很多租税了。《大匡篇》云：“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此齐国税制也。古制依周礼以什一之税为常，故此税制，当属于重税。）有衡求币焉。（有，又也。币，币贡也，指入贡的绣帛、圭璋、虎豹皮、马等物。）此盗暴之所以起，（徭役不止，租税繁重，又有币贡之求，则民力乏而无食，上下相争，民相斗，故盗暴起也。）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国内不平则有内战。）桓公曰：“善哉！”
“筴乘马之数求尽也。（筴同册，簿记之谓也。乘马之数即国政所需之封地内人口土地及其他资源之数量。尽，悉也，完善周尽之义。比如土地普查，人口普查，林地矿产调查等等皆属于筴乘马之数。旧注误谓筴乘马为经济财用之谋划，则“求尽”之义难解也，故安井衡欲强易“求尽”为“未尽”，而张佩纶以为此处错脱显然。此皆不明乘马之义而致歧途也。册乘马之数乃国政决策之根本，普查人口土地等务求其周尽，方能准确制定国策，合理使用民力，广泛开发资源，规划财用出入。）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此段，管子言也。王念孙云：“'筴’上当有'管子曰’三字。”）
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虞国得筴乘马之数矣。”（虞国即虞舜。此筴与同，谋也。虞舜得乘马之数以谋国政矣。）桓公曰：“何谓筴乘马之数？”管子曰：“百亩之夫子之筴：'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重，数也。分，半也。国家储备谷物数量减半。）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分，施也。）国谷之重再十倍。（国家储备谷物数量再十倍，即国有十年之积矣。）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櫎，一切什九。（櫎，《说文》所以支器。《韵会》：“亦与横同。”横亦衡也。国谷之櫎即以国谷作为国政之支器。一切乃全部，什九以言绝大多数。一切什九即概言一切也。以国谷为准，衡平其它一切物价。这个道理便如美元和石油挂钩，以石油支撑美元。管子主张货币与谷物挂钩，以谷物支撑货币。）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于民。（籍，征赋也。《汉书·刑法志》云：“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奉器械备以足兵也，故籍为征赋。）此有虞之筴乘马也。”（有虞即虞舜。）
（管子此文所言国政规矩有三，其一无夺农时，其二封地普查，即筴乘马以求尽，其三以谷准币。犹现今所言，重视实业，重视大数据，重视金融稳定。旧注以国谷之重为价格之重，无论是“重去分”为价格减半，或“重再十倍”为价格二十倍或“重再十倍”当作“重称十倍”而为价格十倍，显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价格波动和物价及其不稳定绝不是治政之善。同样的，以控制价格波动盘剥百姓，而达到九成利益归于上，也不是能导致齐国强盛的根本，反而应该是导致齐国内乱的原因。故而旧注的理解是很有问题的。宋王安石用青苗法，致民怨沸腾，遗祸后人，或便是误读管子此篇所致。其实管子对于簿册数据之重视，对于金融稳定之重视，皆现代治政之根本。而其以谷准币之思路，更是控制通胀，保护民生之绝唱。在当今社会看来，犹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