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陵蕃酋像发现与研究
王子云1940年至1942年曾率西北艺术考察团调查关中西汉十一陵和唐十八陵，将乾陵的蕃酋像称之为“客使像”，并对其象征意义做了推测：“乾陵人像雕刻中的客使像，是武则天为显示唐帝国的强大，利用高宗安葬时各邻近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派来的致吊送葬使臣来长安的机会，特令雕工把他们一一雕出列置在陵前以助威仪的，有的在身后还刻出使者的姓名和国籍。十分可惜的是他们的头部被人凿去”4。
上世纪50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对唐十八陵进行多次调查，80年代初，贺梓城以调查记的形式简单做了介绍，他注意到一些石像的“服饰和汉族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乾、泰、崇三陵南门外，东西陈列石刻立像多尊，计乾陵六十一尊，泰陵、崇陵各为八尊，均残缺无头，有的仅存残躯一节，身穿长袍窄袖大衣，足着长靴，腰勒宽带，系有小囊，其中乾陵一尊立像后脑部尚存几绺小辫，崇陵一残躯身披斗篷，这些服饰和汉族不同”5。
刘庆柱、李毓芳曾在1970年代调查唐十八陵，所发表的《陕西唐陵调查报告》中提及有蕃酋像的唐陵有昭陵、乾陵、定陵、泰陵、崇陵、庄陵、简陵等7座，并对部分蕃酋像作了简略描述。其中，将昭陵蕃酋像称之为“蕃君长像”、乾陵称为“蕃臣曾侍轩禁者群像”、其余5陵皆称之为“蕃民像”6。泾阳县博物馆刘随群1984年调查崇陵时，将发现于陵园南门阙以南散见于地表的6件蕃酋像称之为“祭坛石人”，并对6件石人略作描述7。1994年李毓芳发表《唐陵石刻简论》，其中有“蕃像”一节介绍和讨论蕃酋像，认为唐陵蕃像石刻可能是波斯葬仪的影响。8。
关于这类石人至今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现有“蕃酋”、“蕃君长”、“蕃臣”、“蕃民”、“王宾”、“客使”等不同称呼，甚至有些蕃酋像被当地人讹传为“十美女像”9。依《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文献，唐代将少数民族首领或外国君长通常称之为“蕃酋”、“蕃君长”或“蕃夷君长”10。《唐会要》将昭陵北司马门的此类石人明确称为“蕃君长”11，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则称之为“蕃酋”：“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騣，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12。笔者以为，应当依据唐人所使用的名称，将这类石人像统称为“蕃酋像”较为合适。
一、近年唐代帝陵陵园蕃酋像的新发现
近十余年，随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发掘和“唐代帝陵大遗址保护项目考古调查”的逐步展开，不惟在陵园规模、形制方面多有新的发现，还分别在中宗定陵、睿宗桥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穆宗光陵、宣宗贞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发现有蕃酋像石刻，原曾经发现蕃酋像的太宗昭陵、玄宗泰陵、德宗崇陵又有数量不等的蕃酋像石刻发现，数量和种类都多有增加，进一步丰富了对于蕃酋像的认识。以下依唐陵年代先后简略梳理各陵的蕃酋像发现状况。
上世纪60年代之后陆续在昭陵北司马门遗址（陵园北门，当时称为“昭陵祭坛”）发现蕃酋像躯体残块5件及石像座7件13。2002年至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全面发掘北司马门遗址，新发现蕃酋像残躯6件以及蕃酋像头部残块14件。经初步分析，先后出土的蕃酋像残躯分别属于11个个体14。依服饰有翻领袍服、圆领袍服、上裸并斜搭条帛、垂绶裙襦四种（图一）。其中腰佩短刀者很可能是突厥可汗15。
图一 昭陵北司马门出土蕃酋像
（上：昭陵蕃酋像 下：昭陵蕃酋像头部残块）
乾陵蕃酋像最早引起学人关注，也是保存蕃酋像数量最多的唐陵。千余年来遭受破坏不多，61件石像或像座至今仍保留原位，且有7件背后题名依稀可见。虽有1995年发掘时新发现蕃酋残躯一件，仍在61件数量之内。乾陵蕃酋像服饰种类不多，大多为圆领袍服，仅有3件翻领袍服或交领袍服，另有1例着襦裙者（图二）。
图二 乾陵蕃酋像（上：东24号 下：东29号）
定陵发掘出土及历年采集蕃酋像残块计20余件，均较小，可辨有辫发头部残片、手部残片、上半身残块等。有两件身穿袍服的残块稍大，其中之一背部残存刻铭两行，为“卫将”、“金义让”五字，虽史籍失载，当为新罗遣唐使16。
桥陵蕃酋像在上世纪60年代即有发现，加上近年新发现的共计有残躯6件，至少属于4个个体17，均为袍服革带。其中一件身躯保存较好，身穿交领窄袖袍服，双手拱于胸前，腰系革带（图三）18。
图三 桥陵出土蕃酋像
泰陵南门阙以南2009年发掘出土蕃酋像底座1件、蕃酋像残躯4件，加上历年在附近发现的10件蕃酋像残躯，共计发现14件，另有基本完整的蕃酋像头部1件，至少属于12个个体19。服饰有翻领袍服、圆领袍服、上袒下着裙三类，其中后者上身袒露，肩搭条帛，下着长裙，赤足穿板履。袍服蕃酋像有腰挎短刀者，还有一件佩鞶囊（图四）。
图四 泰陵出土蕃酋像
（上：翻领袍服类 中：上袒下着裙类 下：圆领袍服类）
建陵在上世纪60年代调查时即有“两对小石人”发现，因发表的简报未对小石人做描述，也未见到图或照片，不知当时看到的是牵马人还是蕃酋像20。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调查时，对陵园石刻做全面记录，从体型较小的石人中甄别出蕃酋像残躯4件，分属4个个体，服饰均为圆领袍服，持笏或行叉手礼（图五）。
图五 建陵出土蕃酋像
崇陵蕃酋像早有发现，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刘庆柱、李毓芳的唐陵调查、刘随群的崇陵调查均记录和描述过当时所见的蕃酋像21。2007年唐德宗崇陵考古发掘总计发现蕃酋像身躯或残块28件，至少属于25个个体。其中在西侧蕃酋廊址南发现16件、东侧对称位置发现6件、神道中部发现3件、神道南部发现1件，附近村落中还发现散落的小石人残块3件。崇陵蕃酋像不惟数量较多，服饰种类也较纷杂，既有常见的圆领袍服、翻领袍服，也有身披披风、上袒搭条帛、半臂套袍服等多种形式（图六）。
图六 崇陵出土蕃酋像
丰陵蕃酋廊基址已破坏殆尽，2018年调查时在陵园南门西侧门阙以南35米发现近代掩埋的大量砖瓦堆积，堆积内清理出土较完整的蕃酋像身躯3件，上半身残躯1件，均为袍服。3件蕃酋像头部残块，。
庄陵神道东侧上世纪末曾出土过数件蕃酋石像，三原县文物管理部门将之运回县博物馆收藏。2014年陕西考古研究院发掘西侧蕃酋廊基址时，发现廊址内散落的蕃酋像6件，4件身躯完整，头部缺失，1件仅存下半身，1件仅存腿部。这几件蕃酋像服饰略同，均为圆领袍服，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件蕃酋像肩背有散发披下，一件蕃酋像所系革带为双带扣、双䤩尾。
2018年，在章陵东侧蕃酋廊基址的南部发掘出土6件蕃酋像身躯以及1件蕃酋像头部，服饰略同，均为圆领袍服，所系革带多为双带扣、双䤩尾。
端陵2013年发掘西侧蕃酋廊基址，在基址内发现有意填埋的6件蕃酋像残块，头部均残损，一件身体断为两截，其余身体部分均较为完整。东侧殿址毁坏殆尽，发现5件集中掩埋的蕃酋像。蕃酋像服饰有翻领袍服、圆领袍服、着披风三类，细部各不相同，其中两蕃酋像后背腰带里别有短刀。
2007年，在唐宣宗贞陵南门门阙以南8米的蕃酋廊基址发掘出6件蕃酋像、2件蕃酋像石座。蕃酋像身躯较为完整，仅头部缺失。蕃酋像雕造较为简拙，不注重细部表现，服饰单一，均为袍服，双手拱于胸前或行叉手礼，其中有3件蕃酋像腰后革带别有双短刀（图七）。
图七 贞陵出土蕃酋像
简陵蕃酋像发现较早，上世纪79年代刘庆柱、李毓芳记录有陵园南门外蕃酋像2件、蕃酋像石座5件22。近年调查时，于南门东侧门阙以南4米勘探出蕃酋廊基址，蕃酋像石座7件，但此前发现的蕃酋像仅存其一，另一件已于十余年前运回富平县博物馆收藏。两件蕃酋像均身穿圆领袍服，腰系革带，双手拱于胸前。
汇总迄今发现，统计唐陵现存蕃酋像个体超过150个。其中昭陵11件、乾陵61件、定陵2件、桥陵4件、泰陵12件、建陵4件、元陵1件、崇陵25件、庄陵8件、丰陵4件、端陵11件、贞陵6件、章陵6件、简陵2件、靖陵1件。这些蕃酋像不惟数量众多，造型和服饰种类也极为丰富，尤以泰陵、崇陵、庄陵、端陵为最，服饰无一雷同，不少蕃酋服饰前所未见。
除了蕃酋像石人和石像座，还分别在昭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元陵、崇陵、丰陵、光陵、庄陵、章陵、端陵、贞陵、简陵勘探或发掘出当时安置蕃酋像的建筑遗址，因三面或四面开敞，故将之称为“蕃酋廊”。这些建筑基址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长方形者面向神道，曲尺形者面向神道及面向南侧的一面均敞开。这说明唐陵的蕃酋像并不像其他石刻那样露天列置，而是集中排列在蕃酋廊中。其中昭陵的蕃酋廊位于北司马门内两侧，乾陵则位于南门门址与南门双阙之间的两侧，桥陵、崇陵、贞陵、庄陵均位于与南门门阙之南的两侧23。
昭陵是将石像列置在北司马门内的，与六骏石刻共同安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长廊中。东侧建筑遗址破坏严重，从发掘出的西侧长廊基址、8个柱础以及保存于原位的六骏基座、蕃酋像基座可以得知，长廊原有南北七间，依地势修建成北低南高的阶梯状，南北通长29米，东西10.2米（包括夯土台基、包砌砖、砖铺散水）。北部三间各安置一件浮雕石马（六骏之一），中间一间安置一件蕃酋像，南部三间各安置两件东西排列的蕃酋像，均面内而立，西侧的面东，东侧的面西（图八）24。从保留在原位的蕃酋像基座和基座题名分析，西侧安置西域、南亚蕃酋，东部安置北方及东方蕃酋，方位明确25。
图八 昭陵北司马门蕃酋、六骏石刻廊基址平剖面图
乾陵蕃酋廊基址位于陵园南门址与门阙之间的两侧，东西相对。廊址与北侧的建筑基址（推测为列戟廊）相连，总体呈曲尺形。两侧蕃酋廊平面结构相同，均呈长方形，保存较好的西侧廊址东西长20.65米，南北宽12.5米，从蕃酋像的排列和残存柱础殿址分析，原为南北两间、东西四间，四面开敞，未见墙基。两侧廊内原各有南北4排，东西8排蕃酋像，今存61件，东侧29件，西侧31件。其中有7件蕃酋背部尚存依稀可见的题名（图九）。
图九 乾陵蕃酋廊及列戟廊基址平面图
中宗定陵蕃酋廊位于门阙以南23米，东侧蕃酋廊基址几乎破坏殆尽，西侧西侧勘探出平面布局为曲尺形的条形夯土基址，由南北、东西各三道夯土基槽构成，东西17.5米，南北19.5米，两面进深均为8米。西侧廊址附近历年采集到蕃酋石像的手、发辫及身体各部残块多件；东侧蕃酋殿附近出土两件石像残块26。
睿宗桥陵蕃酋廊基址亦设置在南门门阙以南，以西侧的基址保存较好。西侧蕃酋廊北距南门西侧门阙36米，夯土基址平面形状为曲尺形，东侧南北长18.6米，南端向西拐出8米、通长17.9米。东、南两段夯土基址均宽6.9米。廊址仅背侧有墙，没有正面的前墙及两端的山墙，三面敞开，廊址四周保存有0.95米宽的砖铺散水。夯土台基残高0.35米，台基外原有包砖。遗憾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此植树造林，对基址造成破坏，原有的柱础和蕃酋像石座均已不存，从基址的尺度推测，原应为南北面阔四间、东西面阔三间（图一〇）27。
图十 桥陵蕃酋廊平面图
睿宗之后诸帝陵大多发现有蕃酋殿遗址，如泰陵、元陵、崇陵、丰陵、光陵、庄陵、章陵、端陵、贞陵、简陵等，均位于南门外的神道北端两侧。从保存较好的蕃酋廊基址的勘探或发掘情况来看，也都是曲尺形，如庄陵西侧蕃酋廊址位于南门西侧门阙以南约5米，平面形状呈曲尺形，东段南北向，长15米，南段东西向，长16米，进深均为6米。端陵西侧蕃酋廊址位于南门西侧门阙以南10米，平面形状为曲尺形，南北长17米，东西宽18米，进深7米。贞陵西侧廊址位于南门门阙以南8米，平面形状呈曲尺形，基址东段南北残长约16米，南段东西残长11米，进深约5米。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帝陵的蕃酋廊建筑先后采用三种形式：1、昭陵式，位于北司马门内两侧，呈南北长方形，与六骏同列一廊；2、乾陵式，位于南门与南门阙之间两侧，东西长方形，并与南北向的列戟廊合为曲尺形；3、定陵式，位于南门门阙以南的神道北端，呈向外侧曲拐的曲尺形。前两式各仅一例，后一式延续至唐末。
二、唐陵蕃酋像的识别与分类
石刻蕃酋像族属的识别难度极大，故学者很少涉及。昭陵“十四国蕃君长像”姓名、族属史载明确，且有残存的刻铭像座印证28，但由于石像残躯与像座早年分离，现在已经无法一一对应。乾陵的蕃酋像背后原均有题名，标明姓名及民族或国别，多数并有唐王朝所封职官。北宋元祐年间，游师雄曾访得乾陵当地旧家藏蕃臣像背部铭刻拓本，复录转刻成四块碑石，分立于东、西石人之前，后亡其一，而三碑残缺29。李好文觅得其中三碑，所撰《长安志图》录得补缺者记39人30；清代叶奕苞《金石录补》则校记为36人31。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昭陵、乾陵蕃酋像姓名身份进行过考证，有所增益32，但这些讨论均限于石人座刻铭或早期拓本与文献的考订，未与具体的蕃酋像进行对照。哪个蕃酋像是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只有7尊蕃酋像背后残存部分刻铭，使得个别雕像身份得以确认。此后诸陵所见蕃酋像，多未发现像座或雕像背后有刻铭，族属、身份认定缺乏依据。仅在2013年唐敬宗庄陵调查时，发现3件石人后背有刻铭，分别为吐蕃、渤海、黠戛斯33，2015年在唐中宗定陵调查时发现一件石人上身残躯背后有“金义让”刻铭34。因此，大部分蕃酋像身份与族属主要还须根据其服饰特征和形象特征作推测。
迄今唐陵发现的百余件蕃酋像几乎都已身首分离，而且头部不知去向，只有乾陵南门外西侧的一件蕃酋像残存有头部下半截，崇陵、泰陵分别发现有1件蕃酋像残头，新近又有丰陵、章陵4件蕃酋像头部发现。作为人物形象特征最为显著的头部缺失，使我们无法根据面部形象来判别人种或族属，服装、装饰品和个别保留于肩背的长发或发辫成为我们可以分析和推测的唯一依据。通观迄今发现的唐陵蕃酋石像，其服饰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为圆领、翻领或交领的窄袖袍服，腰束带，脚穿靴（凡发现有蕃酋像的唐陵均有此类）；二为身着袒右衣或上身袒露，下着裙，跣足或穿着凉鞋类板履（此类见于昭陵、泰陵、崇陵）；三为身穿襦裙，褒衣博带，脚穿高头履（此类见于昭陵、乾陵、崇陵）。此外还有个别穿着半臂或身披披风的形象（见于崇陵、端陵）。第一类数量最多，约占总数80%以上，可能为北方和西域、中亚民族或国家的人；第二类明显为热带民族服饰，可以被认为是南亚、东南亚民族或国家的民族或国家的人；第三类很有可能是新罗或日本人。至于穿着半臂、披风的人物尚不敢贸然推测其族属，或有可能是西南夷诸民族。
在第一类着圆领或翻领袍服的石人中，可见有一些腰前佩戴有短弯刀，个别石人背后有下垂的五根或七根长辫，分别见于昭陵、乾陵、崇陵、庄陵等，这类石人与北方草原至中亚广泛分布的突厥石人有较多相似的特点，引起我们特别关注。很有可能是突厥可汗或回鹘可汗，笔者曾有专文讨论35。另有两件胸两侧各有一根辫子垂下的石像可能为吐蕃人，笔者也曾讨论过36。
三、唐陵设立蕃酋像的意义
唐代帝陵将蕃酋像作为陵园石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究竟是何用意？诸说不一。有“曾侍轩禁者”说37，有“阐扬先帝徽列”说38，“奔丧助葬”说39、“助工役”说40、“葬高宗祭奠”说41、“客使”说42等等。查诸文献，唐代诸蕃酋（或曰“蕃君长”）有不少入京朝贡或在长安城常驻，有些还身居要职，出将入相。唐代举凡朝廷大典、皇帝亲谒陵、泰山封禅，甚至郊外校猎均有蕃酋长（或称蕃君长、蕃夷君长）随从左右。以下试举几例：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讌设酺会，即御勤政楼。……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43。
“时高宗幸温泉校猎，诸蕃酋长亦持弓矢而从”44。
“贞观十三年正月乙巳，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45。
（贞观）“五年春正月癸酉，大搜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46。
“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47。
武周时期也是如此，垂拱四年“十二月，则天亲拜洛受图，为坛于洛水之北，中桥之左。皇太子皆从，内外文物百僚、蛮夷酋长，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兽，并列于坛前。文物卤簿，自有唐已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48。
有唐一代，特别是初唐至盛唐，国力强盛，领土急剧扩张，周边民族或降服，或归顺。各国各族使臣络绎往来，求婚者有之，纳贡者有之，入质者有之。西北诸族君长甚至称唐太宗为“天可汗”49，唐代皇帝亦以天下共主自居。即便中晚唐国力渐衰，外忧内患，依然不断有周边诸族蕃君长求封册，各国贡赋亦不绝于途。《新唐书》在蕃夷列传之后赞曰：“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50。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现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外族之史事者颇多……”51。
“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自古被尊奉，唐代帝陵的设计理念体现出仿照长安城或宫城的意识已成学界共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蕃酋像列置陵园南门两侧，无疑是模仿皇帝生前之威仪，夸示皇权，宣扬国威，属于纪念碑式的雕像。
四、几个相关问题
由于以前唐陵发现蕃酋像较少，学者往往认为蕃酋像并未成为唐陵石刻制度中固定的组合内容，直至北宋皇陵中才成为定制52。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蕃酋像石刻自唐太宗昭陵开始出现（即所谓“十四国蕃君长像”），乾陵继承，而且数量多达61尊，至此形成定制。此后的唐陵石刻中均有发现，虽多寡不一，却一直延续至唐末（关中唐陵中最后一座帝陵——唐僖宗靖陵亦有发现）。可见从唐太宗昭陵开始，蕃酋像在唐陵石刻组合中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类。
蕃酋像的排列应有一定位序，前引武周垂拱四年“拜洛受图”，“蛮夷酋长，各依方位而立”，这里的方位有可能是尊卑顺序在方向和排序上的体现，也有可能是不同国家地理位置的体现。昭陵北司马门蕃酋像石座均有刻铭，且有5件保留原位，加上左右蕃酋石座刻铭书写顺序基本明了，可以确定地处北方的突厥各部可汗、东北方朝鲜半岛的新罗王金真德、南方的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林邑王列于东侧；西方的西域国家龟兹王、高昌王、焉耆王、于阗王、薛延陀可汗；青藏高原的吐蕃赞普、吐谷浑王列于西侧，明显是按照蕃酋所在国家方位排列53。从乾陵残存刻铭的蕃酋像位置，似乎也体现出同样的排列规律，如吐火罗王子在西侧，被认为是新罗王的一件蕃酋在东侧54。
唐陵石刻制度对后代的帝陵石刻制度有直接影响，蕃酋像石刻亦然。如北宋皇陵就普遍设置有蕃酋像。河南巩县的北宋皇陵现存所谓“客使像”多件，其中永昌陵现存2件、永熙陵现存6件、永定陵现存6件、永昭陵现存6件、永厚陵现存5件，永裕陵现存6件、永泰陵现存6件。皇后陵均未见“客使”像。由此可见，北宋皇帝陵石刻组合中固定的6尊“客使像”成为宋代帝陵石刻制度的一种定制55。我们特别注意到，其中也出现有腰悬鱼形腰刀的“客使”形象。
唐代帝陵陵园石刻制度不仅对中国后世帝陵的陵园石刻制度影响颇大，对周边国家亦有强烈影响，朝鲜半岛与唐代同时期的统一新罗王陵的陵园石刻即是一例。统一新罗时代的王陵中，圣德王、元圣王、宪德王、兴德王等陵前至今仍保存有石人。现存石人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文人像和“胡人像”。兴德王陵、元圣王陵的石刻保存较好，现残存武人像一对、胡人像一对。庆州高等学校校园前还有一件属于宪德王陵的胡人像，虽仅保存胸部以上，但深目高鼻、卷发、络腮胡子仍表现的十分清楚，系头发的带子两端在肩头飘垂下来56。这种做法，无疑是受到唐代帝陵设置蕃酋像的影响。
唐陵发现的蕃酋像，体量大小均同常人，复原高度约在1.6～1.9米之间，相貌服饰各异，写实性较强，完全不同于体量高大、程式化的神道石人，这在艺术创作中属于写生作品。图写外国人物形象早有传统，传南朝梁萧绎《职贡图》图写当朝外国人物数十，残卷尚存，传唐阎立本《王会图》绘制外国人物，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说到“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人物图”
唐陵陵园石刻中蕃酋像的出现，并非没有渊源，西汉茂陵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等石刻就是具有纪功性质的纪念碑式雕像。也有学者认为，很可能受到北方草原地带墓葬石人影响，具体地说是受突厥墓葬习俗影响57，这也还值得商榷。无论如何，唐代帝陵石刻设立蕃酋像是一个新创立的制度，对后世的宋代帝陵以及当时的周边国家都产生过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1（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昭陵图说》， 486～487页；（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二，《唐乾陵石人姓名》条，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521册， 211～212页。
2（日） 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桑原隲蔵著《考史遊记》，岩波书店，2001年，113～129页.
3 桑原隲蔵著《考史游记》，116、117页
4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26页。
5 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143页。
6 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16～264页。
7 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4期，11～15页。
8 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3期，35~36页。
9 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54~61、69页。
10《旧唐书》卷二八·志第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1页称“诸蕃酋长”；《旧唐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2590页称“诸蕃酋长”；《旧唐书》卷二五·志第五，972页称“蕃夷君长”；《旧唐书》卷第三·本纪第三，41页称“蕃夷君长”；《唐会要》卷七，中华书局，1990年，96页称呼“诸蕃酋长”。
11 《唐会要》卷二十，中华书局，1990年，上卷，395页。
12 《封氏闻见记》，学苑出版社，2001年，143页。
13 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年4期；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像座疏证》，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6期。
15张建林《腰刀与发辫——唐陵陵园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乾陵博物馆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
16 田有前《唐定陵发现新罗人石像研究》，《北方文物》2019年1期
17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54~61、69页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睿宗桥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1期，11~23页
1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县文物局《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3期.
20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报告》，《文物》1965年7期
21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16～264页；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4期，11～15页
22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16～264页
23其中昭陵资料见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像座疏证》，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泰陵资料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县文物局《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3期，3~11页；桥陵资料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睿宗桥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1期，11~23页；贞陵部分资料见张建林、张博《2007年度唐陵考古调查》，国家文物局编《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其他唐陵的调查资料正在整理中。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6期.
25参见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像座疏证》，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26 田有前《唐定陵发现新罗人石像研究》，《北方文物》2019年1期。
2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县文物局《唐睿宗桥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1期
28 参见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像座疏证》，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29 （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二，《唐乾陵石人姓名》条，丛书集成初编，据涉闻梓旧本排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521册，211、212页。
30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昭陵图说》，486页上栏～487页上栏。
31（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二，《唐乾陵石人姓名》条，212～213页。
32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集刊·2》，文物出版社，1980年，189-203页；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年2期，56～63页，5；章群《关于唐代乾陵石人像问题》，《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学生书局，1989年，748～775页；刘向阳《唐乾陵六十一尊石像之谜》，《故宫文物月刋》12卷第1期，1994年，104~109页。
33 资料现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陵考古队正在整理中。
34田有前《唐定陵发现新罗人石像研究》，《北方文物》2019年1期
35 张建林《腰刀与发辫——唐陵陵园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乾陵博物馆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
36 笔者曾在2012年“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过题为《唐昭陵北司马门的“吐蕃赞府”像》专题演讲。
37《唐会要》卷二十，上卷，395页。
38《唐会要》卷二十，上卷，395页。
39 李好问《长安图志》卷中第八页，光绪十七年，（日本）思贤讲舍用灵岩山馆本重雕影印本。“赵楷为之记曰：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
40（日）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
41 陕西省文管会《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年4期，53～60页。
42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26页。
43 《旧唐书》卷二八·志第八，中华书局，1986年，105页。
44《旧唐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2590页。
45 《旧唐书》卷二五·志第五，972页。
46《旧唐书》卷第三·本纪第三，41页。
47 《唐会要》卷七，中华书局，1990年，96页。
48 《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四，中华书局，1975年，925页。
49 《旧唐书·卷三》贞观四年“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
50 《新唐书·卷二一九》
5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8页。
5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450页：“唐陵石雕像中位置不甚固定的'蕃酋’或'蕃民’形象，在宋陵成为仪仗行列内的六躯客使像”。沈睿文《唐陵神道石刻意蕴》，《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载：“在唐陵中所谓'蕃臣’像并未成为一种固定建制，且在唐陵中位置、数量都不固定。宋陵则将之例改成仪仗行列内的6对客使像，无疑已敷衍成形式。”
53参见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像座疏证》，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54 赵斌《刍议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中的新罗人》，《丝绸之路》2010年24期，84~88页。
5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各陵客使像分别见页44、页66～69、页108、页138～153、页175～179、页211～224、页262～266。
56（韩）李在重《统一新罗时代王陵前石人研究》，《硕晤尹容镇教授退任纪念论丛》，韩国大邱，1996年。
57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150~162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编，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16-133页。编辑推文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