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霜：文学心灵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 | 西东合集

一

　　回想起来，从最初读到贺照田的《艾略特中晚期诗学研究》《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等文章[1]，以及他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辑刊，到今天已经有20年左右时间了，然而直到近些年，我才越发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学术思想工作之于我的启示意义，并意识到深入地思考和整理此一启示意义使之更加明确和清晰的必要。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我对他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少有所感，相反，初次阅读他这些讨论文学、诗学的论文带给我的振奋和豁然开朗的感受，至今还鲜明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而且，尽管当时我对他这些早期论著的理解和把握并不充分，但其中某些认识着眼点和思考方式，对我后来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意识仍有着一定程度的刻划。之所以没能更早将他的学术思想工作作为需要更严格体认和更自觉取法的对象，回头来看，主要与我自身认识的拘囿和怠惰有关。
　　初识贺照田时，他还有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在诗学研究领域，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状况也非常关注，也因此在《学术思想评论》初创的两辑里组织了质量很高的两组相关讨论专题。[2]这些共同的兴趣，和他在这些领域表现出的过人才能、见地和素养，自然让我对他既觉亲近，又深为钦敬。而也是从那时起，他的学术兴趣似乎越来越多地转向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他对殷海光、徐复观、梁漱溟等思想人物的讨论，以我彼时的认识理解能力，还不能把握住其问题意识所在，至于此问题意识与他在文学、诗学方面的兴趣之间有何关联，一时更是有些茫然。虽然我也感觉到，他的这种变化与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一部分学者转向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经历并不能被归为同一潮流的表现，[3]但也未再深思，只是模糊理解为以他学术的才能、视野和抱负，文学研究这方天地显然难以框限和满足他。尽管后来碰面时他仍会问起当代诗歌的现状，闲谈中我也发现他保持着对当下小说创作的阅读跟进，我总以为这不过是他庞大的学术关怀的一个小小分支，抑或一个文学研究出身的思想史学者的“旧情难忘”。
　　直到这些年，他开始致力于当代史研究，并推动建立了“当代史读书会”，我有幸受邀参与读书会每年举办的会议，也反复阅读了他历时十年才最终完稿的长文《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4]受其触动，又去重读他过去的论著，这才看到他90年代至今学术研究用力方向、论题领域的变化表层下，问思立足点、线索和方法内在的坚凿、连贯和深化，也由此辨识出文学在他研究中所占据的独有位置，和对他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特别意义，以及他对当代文学的关切期盼所在。
　　要想清楚说明这些认识和理解，势必需要对他的学思历程做出尽可能完整细致、且具备高度历史感的梳理和体会，这远不是这篇简短的文章所能做到的。这里，我仅以新近面世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一书中收录的他的《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两篇文章为重点[5]，围绕他提出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命题，谈谈我对这一命题的体认，并借此概略地说明我对他的学术研究中文学之位置与意义的理解。

二

　　《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以下简称《再出发》）一文中，贺照田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开展给予了批判性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对自身学术工作的要求，也可以以此去观照他这么多年来学术工作的用心与着力之处。他在文中创用的一些表述，如“人文价值视角”“人文工作方式”等，恰好构成了我们理解“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命题的重要线索。
　　“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首先意味着“人文价值视角”和人文知识分子责任感的重新确立。
　　在《再出发》一文中，通过对当代中国精神危机状况的揭示，贺照田提出，需要确立起“不能被社会价值化约的人文价值”，认为此前三四十年的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由于主要以社会价值、特别是过度以经济价值为轴心，而缺乏明确有效的人文价值视角，才造成当代中国大面积的精神危机状况，同时认为这一人文价值视角的缺失应归责于9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思想界的失职。在我看来，这一认识体现了对人文知识分子责任与工作意义的鲜明意识。依《再出发》文中的表述，人文知识分子关切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必须要通过自身的工作，以不同于宗教和道德形上学的方式对人的精神身心安顿要求作出回应和安排。在他的学术论述中，“安排”一词的反复出现[6]，意味着对人文知识分子介入和改造现实责任与可能性的肯认，而对这种责任与可能性的肯认和强调，是他与今天相当多人文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明显不同之处。
　　9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化，从一般社会观感而言，人文知识分子及其人文话语有一个日渐边缘化的过程。由于人文知识分子在80年代曾处于中国社会文化相当中心的位置，这一对照显得尤其突出。人文知识界对这种变化表现过不适和不满，然而由于缺乏有效认识和反思能力，也由于对同一时期引入的某些理论潮流和学术观念的未加审视的拥抱，相当多人文知识分子不仅逐渐接受了这一边缘化的处境，进而也否定了自身工作介入现实的可能，甚至于借助对80年代人文话语某些精英主义成分的检讨，也顺带剥离了自身工作介入现实、回应和安排人的精神身心安顿要求的责任。但是因为人文工作与精神价值、生命意义世界之间的紧密关联，这样对自身工作意义和责任的否定与剥离，在未能积极回应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身心安顿要求的同时，也势必会损伤人文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身心状况。90年代以来不少人文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精神苦闷涣散情形，不能不说与此意义感的缺失有关，更准确地说，是与此种未经严格、真切、有效分析与省思情况下意义感的缺失和责任感的自我取消所导致的人文价值视角受损或丧失的认知状况有关。
　　对于当代中国精神危机的形成，显然也存在其他的理解与解释路径，实际上，今天对此问题（或近似和相关问题）有所感而试图给予解释、且更为一般社会公众所熟悉的，往往是社会学、心理学、宗教等等解释路径，而贺照田则反求诸己，将这一问题的形成归责于自己所属的人文知识思想界，这一理解线路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和非人文解释路径，不仅基于他特有的强烈责任感，同时也正是他所强调的“人文价值视角”的体现。这让我不由想起诗人萧开愚的一句话：“我写诗以主流自认”，这里的“主流”，与贺照田对“人文价值视角”的申张，在内涵上未必完全一致，但其中至少有一点应是相同的，就是都拒绝认同今天萦绕于诗歌界和人文学术界的那种自居边缘且自认无用的意识氛围，而体现出对诗歌写作者与人文知识分子应有责任的明确担当。
　　贺照田的学术研究一个内在的向度是精神史的研究，他关于“潘晓讨论”的长文即为其代表性的成果。这一向度使他的研究有别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而追究他的这一研究向度及问题意识的形成，一方面是他所观察到的，在20世纪中国，无论国家还是知识精英都很少认真面对民众的主体感觉、精神欲求、身心状态[7]，正是从这里出发，当代中国大陆在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精神伦理状况却何以表现出触目的溃败与危机，这一令人困惑不安的现象和“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才得以被发现和提炼出来。另一方面，他对现代文学、诗学演进历程的思考，对诗歌和文学批评价值与功能的理解，也隐隐构成了其精神史研究的一个入口。他在讨论艾略特晚期诗学的意义时曾写道：
　
　　当艾略特指出：诗歌“可能引起每隔一段时期就有必要的那种感受性的革命，可能帮助打破不断形成的知觉与评价的因袭方式，而且使人们重新观看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的新的一面。它可能使我们时时更知道一点儿形成我们存在之基层、我们很少洞察到的、更深一层的无名的种种感情，因为我们的生活大部分是对我们自己的不断的逃避，以及对看得见的、感觉得到的世界的逃避”，他也就指出了诗歌应该承担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在我们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这一任务尤其迫切和紧要。能承担起这一任务的诗歌，肯定是向时代感受和经验开放的诗歌。[8]

　　这段引述和评论或可让我们体察到他对诗歌价值和功能的理解与他此后的精神史研究之间的连通之处。这种连通不是说诗歌或文学可构成精神史研究的材料，而是指如果诗歌或文学承担起它们应该承担的那种任务，[9]它们也就以不同的形式实现了精神史研究同样试图抵达的目标。“帮助打破不断形成的知觉与评价的因袭方式”“使我们时时更知道一点儿形成我们存在之基层、我们很少洞察到的、更深一层的无名的种种感情”，艾略特对诗歌功能的这种理解和其中所包蕴的历史意识，也正可移用来观照贺照田耐心剖析和揭示当代中国精神史和“思想无意识”的努力。在这段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诗歌或文学的价值与使命的理解和期待，既不是建立在那种机械僵硬的文学反映论之上，也不同于瑞恰慈式的心理学诗学，而是特别看重文学对历史、时代中人的感受、经验、身心世界的显明与穿透，在这一理解中，杰出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就必然内在包含着某种精神史关切，[10]更进一步说，它们和精神史研究也就构成了彼此内含和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而作为这些不同类型人文工作共同基础的，是他不止一次提到的“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11]。这实际上也就是他在《艾略特中晚期诗学》结尾所谈到的那种真正有利于文化发展和个人心智成熟的“文化心灵”。如果要追溯“人文价值视角”这一概念，它的一个可资辨认的起点无疑就是他从艾略特晚期诗学中抽绎出来的“文化心灵”的观念。

三

　　“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涵义的另一层，也是它的枢纽性层面，是“人文工作方式”的建立，即一种从人文出发的学术思想工作的方法论自觉。
　　在《再出发》中，贺照田对这一人文工作方式有过一些概括，如“内在于历史和现实中认知、把握的方式”，或“批判一问题时同时有考察这问题所以形成背后的历史-观念丛结的意识”，在讨论中国当代的经济主义观念时则给予了稍为具体的说明。整理起来，此种人文工作方式在方法论层面至少包含这样一些互相关联的要点：一是在面对一问题时，不是将其封闭在这一问题通常被归入的历史线索或观念链条的内部做单一和孤立的理解，而是将其“作为一系列问题的集合”来追问。就像文中所说：“我强调细致考察当代身心焦虑与不安形成的历史过程，使它得以产生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制度、观念语言机制，一方面固是因为非此不能准确、细致理解、把握当代身心问题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此不能理解当代身心问题何以形成的历史、社会、制度、语言条件。”二是对一问题进行历史分析时，需要对这一历史变动过程中各个关联域基于各自的历史条件和人事状况相应展开的变化做细致和动态的把握。换言之，考察一问题所以形成背后的“历史-观念丛结”，意味着既要关注此问题所连带着的多重问题域，也要对这些问题域在各自历史前提下因应大的历史变动形成的交织错动面貌有敏锐的体察。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批判一种已显出弊病、造成负面后果的观念现象时，能够同时去据有、含纳这一观念现象曾经所要应对的“内在于历史与现实的真问题”，从而对它背后所对应的历史和现实有一个更均衡全面的把握。这就要求人文工作者不能满足于简单地否定那些其负面后果已经显而易见的观念现象，或者仅对这一观念现象进行一般性的溯源，而是要去捕捉和发掘这一观念最初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这一观念与同时回应此现实问题的其他观念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此现实问题在历史展开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一观念在现实问题及其问题环境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等等。这样一种认识检讨方式要求人文工作者对历史-观念的运动有一种高度辩证的洞察力。在贺照田的研究中，特别是关于“潘晓讨论”的长文，这种工作方式及其方法论层面的自觉都得到了非常生动、细腻和有说服力地展示。
　　这种工作方式，既是对他所分析和批判的以往人文知识分子“笼统直观反应式批判”的反拨，从认知惯习的意义上说，它对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工作也具有较普遍的方法论价值。9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发出批判的声音，但很多批判由于未能自觉超越此种“笼统直观反应式批判”的话语方式而归于无效，另一方面，从80年代起，人文学术领域在大量新的理论被引介进入汉语世界的同时也日益表现出对理论的崇拜，这些理论固然各有其价值，然而，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对理论的非理论性运用只是带来人文批判表面上的深刻，实质上与那种“笼统直观反应式批判”在运思方式和品格上却异曲同工，而此种理论崇拜的加剧与人文价值视角的消失也是同时发生的。与此相对，“潘晓讨论”一文虽然并无理论的直接引用，其认识展开方式却具有高度理论性的品格。[12]《再出发》一文用到过一个短语——“无现成分析框架可移用”，很大程度上，人文学术界对理论的崇拜正是由于将它们作为了可资移用的现成分析框架，而这就势必会造成认知努力的懈怠，和认知方法上缺少反思的自觉。然而，不仅是当代中国精神危机问题，当代中国历史展开的实际过程使得它的诸多问题都必然是无现成分析框架可移用的，或者即使有某种分析框架可参照，也必须（由沉潜、敏锐和富于勇气的知识工作）加以相当修正和改造才可以起到有益的参照作用，而在“无现成分析框架可移用”这一点上，人文知识思想所面对的问题或许尤为突出。这是我理解的“人文工作方式”这一概念及其方法论的意涵之一。而确立“人文工作方式”及其方法论的另一意涵，则是为了人文工作能够获得真切、均衡、有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从而实现有效回应和改善现实的可能，也包括实现“顺承、转化、安排”那些被批判的观念形态背后对应的“宝贵的历史资源与历史能量”的可能。贺照田在很多文章中反复申说如何通过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人文工作，使受其影响的实践更多建设性而更少破坏性，也就是说，对于有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人文工作方式是实现有效且有建设性地介入现实的基础和必要途径。
　　贺照田对这种人文工作方式的阐述，很显然指向一种深入体贴、把握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却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从文学理解中转化而来的感知方式和认识能力。除《再出发》外，他对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另一处较细致的讨论出现在近年发表的《从苦恼出发》一文里，为了说明我的感受和判断，这里摘引文中一段较长的论述：

　　……在一历史中生存的人，他的感受和经验除方便被叙述、方便被整理得井井有条的部分，还有虽被他自己意识但却不方便被整理得井井有条的部分，和他自己也不知道若何命名但有感受、感觉的部分。而不相当程度意识与体会——历史当事人这不方便被叙述和整理的，乃至当事人无能讲述的感受和经验部分，一外来者实际不能足够准确理解、定位那方便被整理、讲述的感受和经验，其历史的真正位置与涵义确切为何。
　　……历史研究得以进行，在极大程度上依赖着历史当事人留下的文献。但文献如果是事件发生时留下来的，将受到当事人的利害状态、观念状态和感觉能力、文字表述能力的影响；如果是事后提供的，则其记忆定型方向、叙述定型方向又常受到事件结果、自己观念变化、别人叙述分析等影响。是以即使不论当事人有可能造假误记问题，仅如何把那些存在于现有文献中的对理解此一事件具结构意义、却未被当事人理解到的历史要素辨别出来，并准确定位其历史位置、历史意义，便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比这更困难的，是那些根本就没被当事人察觉，或有察觉却未记录，然而却对历史理解有其不能被替代位置与意义的历史要素，又该如何面对的问题。
　　显然，这是一个不同于“有”的“无”的问题，也即在一个“无”起了作用却未被记录为“有”的情况下，历史叙述、历史理解该怎么去意识与安顿那在相关文献中就没有出场的“无”？对此，我以为，除了对和事件相关的各种文字之外的资料、资讯，及对看似无关其实有关的文字文献做慎重但又富于灵感的关联处理外，特别要重视的就是历史当事人那些——当历史、个人人生正按自己的认识向前，他仍有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心绪、意识搅扰，如无名却挥之难去的苦恼、困扰、不安、烦躁、迷惑，等等。因为常常在这些不可解背后，潜藏着线索，可导引我们去相当程度会意——那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有”，但在文字文献中却没有正面出现的“无”的位置所在，大致性质为何。就是，反复体会这些历史当事人自己不可解的心绪、意识搅扰，并在反复体会在这些心绪、搅扰的历史意涵的基础上，努力为这些不可解的心绪、搅扰所通向的无名部分，在历史感觉、历史理解中留出必要的位置，“无”才相当程度被化成了“有”，至少不妨碍我们更准确感觉、定位“有”。至此，“无”也就被相当程度引入了我们的历史认知、历史书写。……在此，“无”的意义并不低于正面在场的“有”。因为，没有对此“无”的体会与安置，我们实际不能真正准确理解“有”。[13]

　　只要读过他关于“潘晓讨论”的详尽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段论述丝毫也不抽象，相反，它恰好非常精当地为我们阐明了他自身开展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意识，让我们看到那些有极深穿透力的分析层次是经由怎样的自觉省思和用心体会才得以实现。这种方法论意识并非得自某种既有的历史理论，而是从他的精神史研究实际，从他体贴和含化那些特殊的研究对象与文本的经验中整理出来的。他对潘晓来信、欢欢发言等展开的精细解读，[14]对她们自我叙述中正面表达和暗中流露的心绪、意识的捕捉与剖析，对她们尚没有能力表达或用了成问题的方式表达的意识内容的揭示，会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有种既熟悉又意外的阅读感觉，而这段文字中关于历史研究里“有”与“无”的思辨，多少会让人联想到文学中语言与沉默的关系，那种将历史要素始终置于结构中去理解和定位的认识方式，也与结构主义史学存在部分相似之处，然而，他的解读并非那种将自身封闭在语言、主体、观念或某一历史时段内部的形式主义细读，[15]而是建立于尽力将流动着且互为作用的历史-观念及各种关联域作为整体来加以把握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他的文本解读才能宏微并进地打开那么多的认识理解层次。
　　而这段论述所剖陈出来的这些不同的层面——通过历史文献、历史当事人讲述的“有”去辨识出“无”并由此获致更充实和确切的历史理解；对变动历史中普通人的感觉、心情和精神欲求的敏感与关切；将感觉和认识向历史-观念的流动性充分敞开——使得它所表征的历史研究方法或“人文工作方式”，在我看来内含了一种与真正有创造性的文学写作与批评所需要的心灵能力高度相关的品质。两者之间的相关之处，可以相应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人文研究面对的是与人的观念与实践相关的问题，故而它需要的深思审辨、切问近思的能力，可从优秀的文学中得到滋养和启迪，而当这种与对象相周旋的能力发展到非常灵活、机敏的状态时，它也部分地近似于一种文学能力；二、文学对于人的感受、经验、精神世界、身心状态的关注和承载，也正是人文研究的人文价值视角的起点；三、这里的文学不是那种以孤立地自我表现为务的文学，而是和更广阔的历史、社会、文化、伦理境况相联动的文学。
　　从这种人文工作方式与文学心灵能力的相关之处着眼，我们或许才能理解，贺照田讨论历史人物或评议当代人文学术时，每每用到的一个通常历史研究中极为少见的词——“富于灵感”（也见于前文摘引的段落）——的具体内涵。他对历史研究中这种富于灵感的处理的期求，与任何“大胆假设”或“合理想象”无关，而应当是指整体把握了与某一问题相关的不断流动的历史-观念及各种关联域之后可能产生的感觉-认知突进，构成这种感觉-认知突进契机的，是上述引文亦有展现的，那种从深具历史感和现实关怀的文学心灵中生发出来的对历史、时代中人的不可解的心绪意识的敏感和诚挚关切。这种文学心灵，也就是他从艾略特晚期诗学中体认到的那种文化心灵，只是已经祛除了后者隐含的精英意识。

四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第三层涵义，即人文学术工作需要怀有的当代关切。
　　在包括“潘晓讨论”长文在内的多项研究工作中，贺照田都演示了他所注重的“深入的当代史剖析”的能力。这种深入的当代史剖析所体现出的人文工作方式，固然可以被施用于人文学术的不同领域，推动这些领域的常规研究更结实地展开，不过，这一人文工作方式所指向的，并不是那种内陷于日益专门化、精细化的学科发展逻辑意义上的学术的自我更新，而是始终带有一种强烈的以观念反思为途径介入现实的当代关切。在此意义上，“人文知识思想”这一概念中的“思想”，既包含了在面对“无现成分析框架可移用”的问题时，通过人文工作方式的耐心而获致的原创性认识这一层涵义，也提示着人文工作本身所应有的当代关切这一层涵义。由于这种人文工作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它可以被视为学术研究（知识），但它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乃是一种对现实保持密切紧张认识关系的人文批判实践（思想），从事此种形式人文工作的，是有别于那些否认自身工作具有介入现实责任与可能的，或者仍习于“笼统直观反应式批判”，和沉迷于理论崇拜的各种知识人的批判性知识分子。若以此来观察贺照田的学术工作，不仅可以更好地体会他多年前将所编学术辑刊命名为《学术思想评论》的意旨，也会明白他的很多学术文章在语言和文体上为何有异于常见的论文体格，会注意到除了那些直接以当代人文学术为分析批判对象的拳拳之作外，他从具体问题对象切入展开的每一个案性研究，也同样带有明确的对与该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状况的批评意图。从这一角度来说，他的学术研究甚至可被视为一种范围、容量和深度已极大扩展了的批评。
　　将以上这几方面的理解综合起来，我想也许可以用“精神史”、“人文学”、“当代史”这三个词来统系我对“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命题的认识：精神史是出于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人文价值视角的确立而形成的问思向度，人文学意指人文学术在工作方式上的自觉，而当代史则是基于人文价值视角和人文工作方式必须穿透的工作界面。我正是从这几个彼此具有内在联系的线索中来理解贺照田所做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再次回到他创用的“人文知识思想”这一概念表述中去认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薛毅曾谈到它与“人文精神”在内涵上的差异，[16]若再加以推究，则可以说“人文知识思想”这一概念涵盖的，是从人文角度出发的自觉的学术工作方式（知识）和当代关切（思想），用贺照田在《再出发》一文中的表述，就是“置入历史实际的、从人文角度出发的、对历史-现实具充分穿透力的——分析、检讨与批判”。
　　而我也想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尽管在大多数人眼里，贺照田的学术工作总体上可被归为一种有独特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的历史研究，但作为其独特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起点并始终内在于他的学术感觉、思考、追问的，是一个饱含历史感和现实关怀的文学心灵，和这样的文学心灵伸展出来的心灵能力。但愿我的这一看法不是买椟还珠之论，或从自身有限的认知兴趣出发造成的观念投射，从他这里，我看到文学在人文知识思想中所居位置与意义的非常生动有力的展现，在他那些并不直接触及文学问题的研究中，文学仍然在相当核心的位置上起着作用，成为这些研究内在有机的一部分，而如果将这种有机性、机能性的文学心灵能力及其携带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回向于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它所能生成的创造力是可以想见的。

五

　　我想借此将“人文思想再出发”的命题转入到我较为熟悉的诗歌批评领域，尝试做一点延伸性的讨论。
　　90年代后期，我开始步入诗歌批评领域时，对这一领域在人文学术中的位置与处境有一个观感，即，不仅当代诗写作与其他人文领域之间的关系日益隔膜，诗歌批评也同样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境地（就当时视野所及，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对诗歌批评的关注可以说是少有的例外）。在诗歌批评的从事者与其他人文工作者之间似乎存在广泛和双向的“傲慢与偏见”，一个明显的例子，也是诗歌研究者常常会遇到的情形，是很多文学研究的同行会明白表示“不懂（现代）诗歌”，这令我格外惊讶和困惑。仔细观察与体会，我感觉到，对这些文学研究同行来说，这一不乏谦虚的声明后面或许存有一种意识——即使缺失了诗歌这一块的知识与理解，也并不会减损作为文学研究者的专业性；这当然与现当代文学中小说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有一定关系，但或许也包含了对当代诗歌8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状况某种未经分析的感觉，以及对诗歌研究与批评状况的直感，即是这一领域在认识资源、研究模式和理论工具等各方面，总体而言并不像现当代文学研究其他领域那样自新时期以来一直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不少时候只是对新引介进来的认识资源、研究模式和理论工具的未加深思与修正的追风式运用所形成的更替）。而傲慢与偏见的另一面，是很多诗歌研究者对自身使用的认识资源和批评话语缺乏足够反思，在遇到对自己认同的诗歌写作或批评路线的质疑时，也往往把这些质疑简单归因为对方缺少对诗歌艺术本身的尊重，缺少对当代诗歌理念的了解，或者缺少必要的诗歌理解、领悟能力，等等，而不能把这些质疑中有合理性的因素吸收到思考中，贺照田在《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和观念成因》一文中揭示的80至90年代写作和批评逻辑的衰变过程，在诗歌批评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
　　本来，诗歌写作与批评毫无疑问是最具人文性的，在一些当代诗人和批评家那里，我们的确也可以看到与人文价值视角相关的历史承担意识和现实关怀。然而，由于他们据以确立这种历史承担意识和现实关怀的观念基础和认识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而对于当代诗歌实际置身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伦理的理解又往往深受这二三十年来知识感觉和观念氛围中较主流认识方式的影响，其人文价值视角就难免显得脆弱和不稳定。由于缺少深入有力的批评介入，这些年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当代诗人出于对自身精神身心困境的敏感，并非积极主动地回应，而是被带动地裹挟于价值立场各异、认识方式却存在某些共同缺陷的不同思想潮流，[17]如果当代诗歌在这种艺术上共识缺失、思想上又价值碎裂的状态下继续滑行下去，我们就很难想象它能为人文领域提供出太多有独创性的贡献。
　　考虑到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实践，和诗歌的写作、接受与人的精神身心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当代诗人的精神样态作为当代中国精神身心状况的重要症候，那么，从诗歌写作到批评的这种双重孤立隔膜状态本身就应该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和分析。并且，正是从这里，或许可以获得把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和诗歌写作、批评自身问题双向打开的契机，获得重新审视和有效回应当代中国精神危机与诗歌写作、批评困境的可能。对于诗歌和诗歌批评这种孤立隔膜状况，无论人文知识界还是诗歌界本身，以往并非全无所感，然而，彼此往往都只有一种笼统直观式的反应，或以此种笼统直观式反应为基础所做的批判，从而使得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当下。今天，如果希望把握这一问题状况背后存在的上述契机与可能，就需要从事诗歌批评的人以真正深入和耐心的人文工作方式去展开剖析，并且也通过这样的工作，使真诚而富有创造力地直面当代中国精神身心问题的诗歌写作成为可能，进而，也使诗歌写作与批评对中国人文学构成有益的充实和扩展。
　　而这必然呼唤着一种新的文学-文化心灵的自我培育——那敏感地共振于当代中国人的感觉、经验、精神欲求，尤其是其苦恼不安和希望憧憬的心灵。

注释：
[1]均收入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后一篇收入此书时改题为《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2]分别是《学术思想评论》（第1辑）（赵汀阳、贺照田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专题，收入西川、程光炜、萧开愚、欧阳江河、王家新、唐晓渡的诗论和批评；《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贺照田、赵汀阳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专题，收入史铁生、韩少功、萧元、陆建德、萧开愚、陈超、洪子诚、郭宏安的讨论文章。
[3]贺照田在多篇文章中都对90年代学术风气转移的现象做出过分析，其中对90年代“学术史热”的评论可参见贺照田：《徐复观的晚年定论及其思想意义》，《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第173-181页。
[4]此文一个较早的版本是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的《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完稿后的全文改为现题，收入贺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人间出版社2016年版；贺照田、余旸、莫艾、何浩、薛毅、倪伟、董丽敏：《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论文集，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8年版。
[5]《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一文最初发表于《书城》2005年第5期，亦收入《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再收入《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一书时略有修订，本文所依据的即为此修订版，下文引述其中文字时不再注明。
[6]与这个词意思相近或常关联使用的还有“（提供）帮助”、“顺承”、“转化”等。
[7]参见贺照田：《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3页。
[8]贺照田：《艾略特中晚期诗学研究》，《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第205-206页。
[9]在《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中，贺照田曾从反面具体谈到文学应该承担的这种任务：“……（创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见《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10]贺照田较早使用“精神史”的概念就是在分析艾略特诗学的场合，见贺照田：《艾略特中晚期诗学研究》，《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11]贺照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12]这里所用的“理论性”一词只是一个权宜性的表达。贺照田并不排斥理论的运用（他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就是文艺理论），只是不满于对理论的脱历史脉络和脱现实情境、把事实不断抽象化、去脉络化的运用，他在《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常规研究与创造力的获得——以朱光潜研究、写作道路为参照的讨论》等多篇文章（均收入《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中对此都有过讨论。
[13]贺照田：《从苦恼出发》，《人间思想》第六辑《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简体字版），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56-257页。
[14]欢欢是河南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一个年轻媳妇，是当地弘农书院的总干事，贺照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一文对她在2018年7月书院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的历史、观念、心理、社会意涵做了细致的解读，文见《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15]贺照田对新批评式“细读”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被标举和运用的具体逻辑及实际影响曾有过分析，见贺照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7页。
[16]见薛毅：《何谓“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第5-6页。
[17]对当下中国不同思想立场及其认识方式存在的问题，可参贺照田在《贫乏的论争难预期的后果》《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均收入《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从苦恼出发》等多篇文章中所做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