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陆】经方直接使用法

下面我就来谈谈经方和现代临床的使用。

第一个:就是讲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就是我们讲的辨方证,大家知道中医辨证多种多样,有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还有辨方证,辨药证…,比如说我辨它是个狐惑病,那么我就可以给他用甘草泻心汤;我给他辨是个百合病,那么我就给他用百合地黄汤。

《伤寒论》的方就有辨方证。小柴胡汤的方证,桂枝汤的方证,桂枝加桂汤的方证……,你在辨方证的时候应该熟悉它们的基本原则和最主要的证候。有了这个证就为治好这个病奠定了基础,这就叫辨方证。所以辨方证这个问题是证随方到,方随证走。你去看看《伤寒论》,里面有很多是这样的,它只讲方不讲证,或者是只讲证不讲方。讲方不讲证是告诉你这个方能够引导这些证,讲证不讲方是告诉你这些证应该去用什么方,只要我们把它贯穿起来看,就会发现它非常完美。我们教材的顺序不是张仲景当时的原著排序,是后人给他排的。张仲景当年是怎么排的这些序,给我们留下了像厥阴篇的千古疑案,我们希望什么时候再出土一本书,或者出土点什么东西把它搞清楚。我10月份到陕西去讲课,陕西有个宗教协会和省政府搞了一个很大的中医药活动,搞个系列讲座,请我去讲佛学和中医学。我当时就去侃中医了,佛学我就没有讲,反正走到哪都不能忘了中医。他们那里有一个农民企业家,是非常喜欢收藏古董的,而且他很懂经营之道。他拿出来一套东西给我看:西汉的度量衡,一个大盒子,最小的就是我们《伤寒论》里讲的一匕匙,从小到大一套全部都有,明年四月份他会盖一个很大的博物馆,就在陕西的大唐西市博物馆,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现在不让我说,照片也不让我给别人看,他说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当时的度量搞清楚了,就知道《伤寒论》的方到底是多少了。现在关于《伤寒论》的一两是我们现在的多少克,看法不一,22克,25克,还是15克。22克也好,25克也好,还是15克也罢,《伤寒论》的方子量是很大的,而且量大到可怕。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出土文物会促进我们对一些东西重新认识,大家可以看一看徐灵胎先生的类方,可能会有所启发。

经方之所以是经方就在于其规范性,科学性,标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西医经常垢弊我们中医有两点,一个是不可量化,一个是不可重复。但张仲景的方子不但可以量化,而且还可以重覆,这是最伟大的一点。因为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中国从张仲景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宏观医学模式。而西方的盖伦,在那个时候写了一本解剖的书,从此就进入了分析医学这么一个领域,所以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医学的差异。那么我们要辨张仲景的方就不要用现在的观点去想它是什么病,你要去想它是什么病,你就不敢用这个方。

病例一、四逆汤治疗胆囊炎

我83年看的一个病人,西医诊断是胆囊炎,很确切,发烧,70多岁,但是呢,发烧不厉害,不到38度。肚子痛也不明显,血象非常高,当时就已经有B超了,B超说是胆囊炎,但是不像现在彩超做得这样清楚。脉微细,但欲寐,身有微热,呕而不适,小便利,手脚凉,很简单,地地道道的四逆汤证,这个方证完全具备,那么四逆汤能消炎吗?胆囊炎应该消炎啊,敢不敢用?那是83年,81年我学伤寒毕业,成天拿着伤寒,满口袋都是,管他是谁,先给他试一试,胆囊炎怎么啦,胆囊炎也试一试。制附子10g,干姜6g,炙甘草18g,病人吃了三剂以后,症状缓解,烧也退了,口服利胆片巩固,又见反复,仍用上方,6剂而愈。这就是疗效。但是我们中医看病还是要强调基本功的重要性,比如说脉诊。如果你心里面就是一笔糊涂账,那怎么可能识好脉!所以一定要学会这些基本功,学会了大家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识脉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山东李克绍老师的临床是很好的,他儿子和姜建国老师编的《李克绍文集》是值得一看的。李克绍学说可以说是我们近代研究伤寒的一大流派,他研究学问有自己的体系。当年他非常注重脉诊,天天跟我们讲脉学,也讲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他对脉学的研究是非常到位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学伤寒的同仁,一定把脉学好。

还有就是伤寒原方特点是什么?咱得清楚,要找到用方原则,用方原则是什么?大家可以通过古人今人和自己的体会去找最要紧的扳机点,哪一句话是最要紧的,哪一个证是最要紧的,有了这个证就可以用这个方,这叫辨方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原方加减,,张仲景老先生的方加减以后效果非常的好,因为时代在变,方剂也要加减化裁,这个大家可以随心所欲按照自己临床经验去做。原方不能尽表其意的你可以给他加药,病机虽然相似,但证多有出入的你也可以给他加药,这个加药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要解决问题。任应秋老先生曾经给西学中班讲课,他说要知道病机,要知道病位,要知道病势,然后你拿出几组药来就是一个方子,他的这个思想很好。

我们现在治疗一个病,首先要知道病因是什么,像现在的H1N1流感病毒,SARS病毒,搞清楚了病因就知道病位在哪里了。SARS的病位在肺对不对,我们这次甲流的病位呢,也是在肺,在上焦。“病势”,疾病的发展趋势要知道,是转好还是恶化。还有一个是“病症”,这个任应秋老师没讲,是我加上的。他是咳嗽、是发烧还是肚子痛,要搞清楚,那么我们用药不但能够消除病因,直达病位,还可以控制症状,严防传变就行了。其实“用药如用兵”,我们现在用的药比仲景多得多,他一共就85味药,111个方子,你把药都了解得清楚了,转来转去就这几个方子。我们现在有几千种药,我们常用的药大概有八百多种,我们可以变出更多的方子来,而且现在疾病确实跟过去不一样,所以这个临证加减是个技术,也是我们学伤寒的人需要提高的一个手艺。

你首先要知道伤寒方的原义是什么,然后你才知道这个病人的病症、病位、病势是什么,最后你再来加减。我经常给学生讲:“我开的方病人说有效,请李教授开方病人也说有效,李教授的学生和我的学生拿着我们的方放在一起一看,风马牛不相及。怎么李老师治上焦,你治下焦,病人都说有效呢?”这是因为这个人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一定是内在生理功能出现异常,那么好的医生在治病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到这个病某一个异常的部分,然后他会去推动他一下,或者去打击他一下,那么这个部分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踢倒了一个,其他的也跟着倒,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来进行整体调整。这就是为什么老师的方不一样,但对病人几乎有同样的效果,我这是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讲起来很简单。

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我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他是个作家,叫宋萧平,笔名萧平,有老一点的同学可能看过他的书:《三月雪》,《墓场与鲜花》,得过全国小说奖第一名。这个老头哮喘,喘得很厉害,不行了就打吊瓶抗菌素,甚至吃激素,折腾得简直死去活来的。他听说我读研究生,就跑去找我,他说你看我每年这么喘,这么个花销法,受不了啊!你读研究生,这些老师那么厉害,你能不能请个老师给我看看。我说太好了,今天下午老师上班,都在教研室坐着呢,我就领着他上了教学楼,我找了周凤梧老师,李克绍老师,张珍玉老师,周世卿老师,四个老师,四个博导,给他开了四张方,连脉象的表述都不一样,前几个老师说是数,一个说是沉,你都不知道老师怎么识的脉,然后开了四张方以后我看着四张方犯犹豫:吃哪一张?

  • 李克绍老师基本上是十枣汤;
  • 周世卿老师基本上是用橘红化痰丸加减的;
  • 然后周凤梧老师是自己开的方,我看主要是用来补肾的。

我就跟他说:“你重的时候吃李老师的方,一般的时候吃这个方,开始要喘的时候吃那个,我给他分了分,回去过了不到两年,哮喘完全好了。二十多年的哮喘叫四个老师一下全弄好了,然而为什么不同的方能把同一个病治好呢?这个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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