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陆】经方直接使用法
下面我就来谈谈经方和现代临床的使用。
第一个：就是讲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就是我们讲的辨方证，大家知道中医辨证多种多样，有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还有辨方证，辨药证…，比如说我辨它是个狐惑病，那么我就可以给他用甘草泻心汤；我给他辨是个百合病，那么我就给他用百合地黄汤。
《伤寒论》的方就有辨方证。小柴胡汤的方证，桂枝汤的方证，桂枝加桂汤的方证……，你在辨方证的时候应该熟悉它们的基本原则和最主要的证候。有了这个证就为治好这个病奠定了基础，这就叫辨方证。所以辨方证这个问题是证随方到，方随证走。你去看看《伤寒论》，里面有很多是这样的，它只讲方不讲证，或者是只讲证不讲方。讲方不讲证是告诉你这个方能够引导这些证，讲证不讲方是告诉你这些证应该去用什么方，只要我们把它贯穿起来看，就会发现它非常完美。我们教材的顺序不是张仲景当时的原著排序，是后人给他排的。张仲景当年是怎么排的这些序，给我们留下了像厥阴篇的千古疑案，我们希望什么时候再出土一本书，或者出土点什么东西把它搞清楚。我10月份到陕西去讲课，陕西有个宗教协会和省政府搞了一个很大的中医药活动，搞个系列讲座，请我去讲佛学和中医学。我当时就去侃中医了，佛学我就没有讲，反正走到哪都不能忘了中医。他们那里有一个农民企业家，是非常喜欢收藏古董的，而且他很懂经营之道。他拿出来一套东西给我看：西汉的度量衡，一个大盒子，最小的就是我们《伤寒论》里讲的一匕匙，从小到大一套全部都有，明年四月份他会盖一个很大的博物馆，就在陕西的大唐西市博物馆，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现在不让我说，照片也不让我给别人看，他说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当时的度量搞清楚了，就知道《伤寒论》的方到底是多少了。现在关于《伤寒论》的一两是我们现在的多少克，看法不一，22克，25克，还是15克。22克也好，25克也好，还是15克也罢，《伤寒论》的方子量是很大的，而且量大到可怕。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出土文物会促进我们对一些东西重新认识，大家可以看一看徐灵胎先生的类方，可能会有所启发。
经方之所以是经方就在于其规范性，科学性，标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西医经常垢弊我们中医有两点，一个是不可量化，一个是不可重复。但张仲景的方子不但可以量化，而且还可以重覆，这是最伟大的一点。因为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中国从张仲景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宏观医学模式。而西方的盖伦，在那个时候写了一本解剖的书，从此就进入了分析医学这么一个领域，所以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医学的差异。那么我们要辨张仲景的方就不要用现在的观点去想它是什么病，你要去想它是什么病，你就不敢用这个方。
病例一、四逆汤治疗胆囊炎
我83年看的一个病人，西医诊断是胆囊炎，很确切，发烧，70多岁，但是呢，发烧不厉害，不到38度。肚子痛也不明显，血象非常高，当时就已经有B超了，B超说是胆囊炎，但是不像现在彩超做得这样清楚。脉微细，但欲寐，身有微热，呕而不适，小便利，手脚凉，很简单，地地道道的四逆汤证，这个方证完全具备，那么四逆汤能消炎吗？胆囊炎应该消炎啊，敢不敢用？那是83年，81年我学伤寒毕业，成天拿着伤寒，满口袋都是，管他是谁，先给他试一试，胆囊炎怎么啦，胆囊炎也试一试。制附子10g,干姜6g，炙甘草18g,病人吃了三剂以后，症状缓解，烧也退了，口服利胆片巩固，又见反复，仍用上方，6剂而愈。这就是疗效。但是我们中医看病还是要强调基本功的重要性，比如说脉诊。如果你心里面就是一笔糊涂账，那怎么可能识好脉！所以一定要学会这些基本功，学会了大家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识脉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山东李克绍老师的临床是很好的，他儿子和姜建国老师编的《李克绍文集》是值得一看的。李克绍学说可以说是我们近代研究伤寒的一大流派，他研究学问有自己的体系。当年他非常注重脉诊，天天跟我们讲脉学，也讲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他对脉学的研究是非常到位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学伤寒的同仁，一定把脉学好。
还有就是伤寒原方特点是什么？咱得清楚，要找到用方原则，用方原则是什么？大家可以通过古人今人和自己的体会去找最要紧的扳机点，哪一句话是最要紧的，哪一个证是最要紧的，有了这个证就可以用这个方，这叫辨方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原方加减，，张仲景老先生的方加减以后效果非常的好，因为时代在变，方剂也要加减化裁，这个大家可以随心所欲按照自己临床经验去做。原方不能尽表其意的你可以给他加药，病机虽然相似，但证多有出入的你也可以给他加药，这个加药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要解决问题。任应秋老先生曾经给西学中班讲课，他说要知道病机，要知道病位，要知道病势，然后你拿出几组药来就是一个方子，他的这个思想很好。
我们现在治疗一个病，首先要知道病因是什么，像现在的H1N1流感病毒，SARS病毒，搞清楚了病因就知道病位在哪里了。SARS的病位在肺对不对，我们这次甲流的病位呢，也是在肺，在上焦。“病势”，疾病的发展趋势要知道，是转好还是恶化。还有一个是“病症”，这个任应秋老师没讲，是我加上的。他是咳嗽、是发烧还是肚子痛，要搞清楚，那么我们用药不但能够消除病因，直达病位，还可以控制症状，严防传变就行了。其实“用药如用兵”，我们现在用的药比仲景多得多，他一共就85味药，111个方子，你把药都了解得清楚了，转来转去就这几个方子。我们现在有几千种药，我们常用的药大概有八百多种，我们可以变出更多的方子来，而且现在疾病确实跟过去不一样，所以这个临证加减是个技术，也是我们学伤寒的人需要提高的一个手艺。
你首先要知道伤寒方的原义是什么，然后你才知道这个病人的病症、病位、病势是什么，最后你再来加减。我经常给学生讲：“我开的方病人说有效，请李教授开方病人也说有效，李教授的学生和我的学生拿着我们的方放在一起一看，风马牛不相及。怎么李老师治上焦，你治下焦，病人都说有效呢？”这是因为这个人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一定是内在生理功能出现异常，那么好的医生在治病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到这个病某一个异常的部分，然后他会去推动他一下，或者去打击他一下，那么这个部分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踢倒了一个，其他的也跟着倒，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来进行整体调整。这就是为什么老师的方不一样，但对病人几乎有同样的效果，我这是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讲起来很简单。
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我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他是个作家，叫宋萧平，笔名萧平，有老一点的同学可能看过他的书：《三月雪》，《墓场与鲜花》，得过全国小说奖第一名。这个老头哮喘，喘得很厉害，不行了就打吊瓶抗菌素，甚至吃激素，折腾得简直死去活来的。他听说我读研究生，就跑去找我，他说你看我每年这么喘，这么个花销法，受不了啊！你读研究生，这些老师那么厉害，你能不能请个老师给我看看。我说太好了，今天下午老师上班，都在教研室坐着呢，我就领着他上了教学楼，我找了周凤梧老师，李克绍老师，张珍玉老师，周世卿老师，四个老师，四个博导，给他开了四张方，连脉象的表述都不一样，前几个老师说是数，一个说是沉，你都不知道老师怎么识的脉，然后开了四张方以后我看着四张方犯犹豫：吃哪一张？
李克绍老师基本上是十枣汤； 周世卿老师基本上是用橘红化痰丸加减的； 然后周凤梧老师是自己开的方，我看主要是用来补肾的。
我就跟他说：“你重的时候吃李老师的方，一般的时候吃这个方，开始要喘的时候吃那个，我给他分了分，回去过了不到两年，哮喘完全好了。二十多年的哮喘叫四个老师一下全弄好了，然而为什么不同的方能把同一个病治好呢？这个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