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言说 | 沈大力：《国际歌》——欧仁•鲍狄埃的不朽诗篇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国际歌
——欧仁·鲍狄埃的不朽诗篇
沈大力
天地翻覆，阶级斗争的风暴迅疾地吹卷了人类社会的日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在巴黎公社的革命烽火中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
恰似昨日的情景。”
1871年5月28日正午，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最后一门大炮在现今的伯利维尔街发出泰坦临终的怒吼，自由遂被淹没在血泊中……
六月的黑夜，当巴黎全城还回荡着屠杀公社社员的枪响，从蒙马特尔高地一座灯光昏暗的破陋顶楼里，断断续续传出鹅毛笔触纸的窸窣声：
恢复了社会秩序……”
人类一定要实现。”
1873年5月17日，凡尔赛第四军事法庭又宣布将“己被处决的”鲍狄埃缺席判处死刑，《国际歌》自然也就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长期压在作者落满尘埃的纸夹里；直到1887年，幸存的公社社员们合出面，争取由巴黎作家协会的宏坨书局出版鲍氏的《革命歌集》，《国际歌》才首次印出，得以流传后世。
现今，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珍存着法国作家吕西安·德卡沃发现的一份《国际歌》手稿。对照看来，最后收在《革命歌集》里的《国际歌》是经作者大幅度修改过的，还增添了他将该诗献给公社委员古斯塔夫·勒弗朗赛的题词，因而构成一篇完整的“3月18日运动”的宣言。法国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塞瓦埃斯认为最后的定稿“精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所有论断”。《巴黎公社诗选》的编者让·瓦尔鲁更肯定它是“同旧意识形态决裂，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则”。
在题解《国际歌》时，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多芒热说：“显然，《国际歌》是以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命名的。”
他还提到：“在1864年'国际’创立以后，鲍狄埃肯定会对这个伟大协会的代表会议及其进行的斗争予以极大的关注。”同样，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德·布鲁盖尔指出：“《国际歌》是一首雄壮的颂歌，旨在实现马克思发出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疑，这震撼寰宇的口号正是《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那句结束语。它被熔铸于《国际歌》凝炼的“叠句”里，使这一诗篇闪耀出伟大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光辉。
起来！饥饿的苦力们！”
从一开头，《国际歌》就展现出十九世纪欧美产业劳动的悲惨景象，把在灼热的冶铁炉旁日夜挣扎的工人比作地狱里受烈火煎熬的囚徒，然后引吭高呼：
“起来！无产者的灵魂！”
鲍狄埃在《国际歌》的初稿中这样呼唤无产阶级的觉醒，催促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及至定稿时，他换用火山爆发，烈焰腾空的自然现象比喻无产者对社会阶级矛盾的领悟：
终于爆发冲天的雷霆。”
多芒热对这联诗作了如下分析：“为了获得解放，工人群众还必须让'阶级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相结合，使无产阶级掌握科学。”当然，革命的哲理在诗中是附丽于鲜明的艺术形象，呈现出气势恢弘、惊心动魄的情景。
早在1848年，鲍狄埃就在巴黎大歌剧院附近的一个“自由诗社”里咏唱《歌谣的宣传》一诗：
脱离贫困的苦牢。”
经过巴黎公社革命，他对被压迫者改变旧世界的要求从感性认识飞跃为理性认识，燃起《国际歌》的诗心烈火：
让贱民做天下的主人！”
于是，“世界将要改变面貌”的单纯愿望深化为“世界要改变基础”，让卑贱的民众当家做主的彻底革命思想。
另一方面，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里写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鲍狄埃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这个真理，深知劳动群众绝不能把他们自身的解放寄托于乘革命风云扶摇直上的拉马丁之流，因而在《国际歌》第二节中断言：
颁布人类解放的宣言！”
列宁在《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曾特别强调过这段诗。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歌》法文原稿上，“救世主”后面标的是“冒号”，作者接着列出上帝、圣皇和护民官，即象征旧世界统治权威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而且，在当时共和政体已经确立和政教最终分离的法国社会里，无论是侍奉上帝的教会，还是象征封建专制的君主，都无法再直接掌握国家的权柄了，资本主义秩序只有依靠更时髦的、巧于蛊惑人心的“护民官”来维系。所谓“护民官”，乃是沿用古罗马旧官名，在此泛指一切自称“代表民众”，声言“拯救社会”的资产阶级政客；正是这伙人在“摩登时代”代表着窃居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
恩格斯在1891年写《法兰西内战》导言时揭露统治美国的一小撮“政治家”说：“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再来细谈鲍狄埃的诗句，他一针见血地点破“护民官”的实质，确实戳穿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打着民主幌子的最伪善的救世主，包容着无限的蕴涵。
至于生产者怎样自己救自己，作者又指出：
趁热打铁不离砧！”
在那1871年的牧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也概括了巴黎公社实行社会改革的主导思想：“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
当时，马克思和鲍狄埃分别在巴黎和伦敦总结公社的经验，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所不同的是，诗人鲍狄埃寓理于形，用文学手法喻示“剥夺剥夺者”的革命原则，说明在雇主的冶铁厂卖命的工人只有“自己掌炉鼓风”，才能求得劳动的解放。
在第三节诗里，鲍狄埃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虽然是敷陈其事，但言简意深，富有理趣，破除了很多人一般意识中对国家的迷信：
穷人的权利成了一句空话。”
继而，他控诉社会的不平等，阐述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
同样，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这后两句结语原是平等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名言，被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时采纳，而后又绣在巴黎公社的红旗上；鲍狄埃把它直接引进《国际歌》，就更加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多么重视人人平等和取消特权的。
《国际歌》第四节揭露的是雇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作者淋漓尽致地勾勒出贪婪的资产阶级盗窃工人劳动果实的狰狞面目：
装进盗匪的保险箱。”
由此观之，大资产者是一伙不折不扣的盗匪，但他们有权利制定法律保护自己的赃物——私有财产，反诬无产阶级是什么“吸血鬼”，“均产分子”：
一切都得重归我们执掌！’”
这是鲍狄埃在《社会革命》一诗里描绘的一场劳资辩论；他在另一首献给工人代表普兰多公民的诗中凛斥资产阶级：“吞金鬼才是吸血鬼！”
基于上述思想，诗人在《国际歌》第四节的末联捍卫“剥夺剥夺者”的合法性：
物归原主，理所应当！”
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内剥夺，对外掠夺。鲍狄埃在《国际歌》著名的第五节中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辞殊意显地提出了反对霸权的思想：
士兵的枪口会向将军调转。”
关于人民“罢战”的思想，最早见于巴黎公社委员，革命烈士维尔莫莱尔1866年6月10日发表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的一篇文章。鲍狄埃把它写进《国际歌》，并提高到“吾侪和兮，战彼暴君！”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呼吁被驱送战场的各国士兵唾弃长官授给他们的“英雄”勋章，使其认识到那是一种叫他们甘心充当炮灰的麻醉剂，从而调转枪口，向那些争夺世界霸权的“吃人生番”开火，变列强争霸的战争为国内革命。
至此，诗人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反霸的激烈诗句使《国际歌》 第五节充满了爆炸力，吓得各资本主义列强的统治者胆战心寒。他们竭力阻止《国际歌》的传播，尤其是严禁发表其中的第五节。1894年，法国工人党党员阿芒·戈斯兰全文印行《国际歌》，竟被“民主”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判刑坐牢，罪名是“怂恿士兵违抗将军，煽动谋杀”。
与之相反，鲍狄埃这光辉思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譬如，1898年，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特意让邻舍的彼埃尔·多尔姆瓦认真学习《国际歌》的第五节，使这位追求真理的青年后来成了坚强的反霸斗士，不仅反对资产阶级鼓吹的沙文主义，而且在1922年共产国际第9次代表大会上要求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权，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展开论战。足见《国际歌》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思想成长的深刻影响。
1887年，当《国际歌》首次在《革命歌集》里刊出时，有人问及鲍狄埃对战争和征服者的看法，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征服是最丑恶的盗窃。征服者强迫一个民族服从他自己民族的统治，这是最卑鄙的霸道行径。我希望终归有一天，民族会消融于世界大同。不过，只要民族存在，其各自的独立就是不容剥夺的权利；用暴力取消这种独立，那是莫大的罪恶。”
综上所述，《国际歌》在前五节中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揭示了旧秩序的滔天罪恶，到第六节，全诗达到高潮，作者慷慨激昂地动员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投入国际社会革命这场“最后的斗争”：
鲜红的太阳永放光芒！”
本节诗中包含着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作者根据《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里关于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的斗争中必须组织成为政党的论述，明确提出了成立“伟大的劳动党”的观点。在解释这段结束语时，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舒里说：“鲍狄埃确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多芒热也指出他是强调了“城乡无产者应该组成一个强大的政党”。对此，让·瓦尔鲁在1951年的《巴黎公社诗选》序言里已提得十分明确：“'伟大的劳动党’应该联合'工农大众’。”这样，全世界的劳动者汇合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继承“3月18日运动”冲天英烈们的遗志，向旧世界进军，彻底摧毁“利润”、“剥削”和“压迫”的座座巴士底狱。到那时，圣西门诅咒的一群残忍、贪婪的“秃鹫”及尾随其后的“乌鸦” 才能被消灭干净，这位空想社会主义先驱心目中的“太阳”才能永放光芒。
《国际歌》是一篇八音节格律诗，每段八行，节奏颇强。它虽具有造语新颖、构思奇特的美色，但更主要的是靠思想的力度和高昂的激情感人的。一听到其中那被压迫者的痛苦、希望的呐喊和解放斗争的礼赞，无产者的心坎里就会引起共鸣。所以，1888年6月的一天傍晚，当工人作曲家彼埃尔·狄盖特从法国工人党里尔市负责人德罗里处得到一本鲍狄埃的《革命歌集》时，立刻被《国际歌》一诗的战斗气息所感染。翌日，适逢星期天，他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简陋的风琴上为这首诗谱曲，到下午即完稿，一给工人试唱就受到热烈欢迎。从此，《国际歌》展开音乐的翅膀，飞越高山、大海，传遍全球，使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劳动者都齐心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所以列宁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们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尚需特别提出的是，与我国目前流行的说法相反，狄盖特在为《国际歌》谱曲时，就是采用了全诗六段，并非只选择其中的第一、二、六节。当时，里尔“劳动竖琴”工人合唱团让波尔朵杜克出版社按狄盖特的原稿印行了六千份歌篇，该市至今还存留一份，上面清清楚楚印着六段歌词。况且，据历史记载，当时人们也是连续演唱六段的。例如，《国际歌》进入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会议开始的。那次，法国代表团在大会闭幕式上高唱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莫里斯·多芒热描述这一情景时写道：“法国代表波索莱依登上讲坛，领唱《国际歌》的所有段落，全体与会者跟着合唱副歌，一致确认了它的地位。”事实证明的《国际歌》开始是以完整的六段形式在欧洲传播的。
法国工运活动家亨岱在《国际歌的历史》一书中强调：“《国际歌》在它的六节诗里表达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基本概念。切除其一个部分，或者改动文字，都是对作者和全诗各段所包含之思想的难以形容的践踏，因为欧仁·鲍狄埃在其中凝聚了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精华。”
谈到删改《国际歌》，在各国工人运动史上是不乏其例的。1892年，塞巴斯蒂安·富尔主办的无政府主义机关报在五一节专刊上发表《国际歌》，就把其中第四节的后三句诗改成：
不承认任何规章制度！’”
显然，这样改是企图让《国际歌》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更有甚者，一些靠工人选票当上议员的社会党人去掉《国际歌》中的 “激烈言辞”，竭力削弱它的反抗精神，将其简化成一首在工人节日应景的颂歌，使唱的人既没有意识，也没有信念，更没有希望，丝毫不准备为它宣布的纲领去奋斗。
当然，更多的革命者坚持真理，为维护《国际歌》这一革命诗篇的完整和纯洁性而斗争。在法国，无论是1919年黑海水兵起义时，还是在历次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中，向资本主义制度宣战的人们唱的都是鲍狄埃原作的《国际歌》；在世界其他地方，迄今已经出现了多种英、德、西、俄等语的《国际歌》六段译文，相当忠实地传达了原诗的思想和风貌。这也正是作者所殷切期望于后人的。远在1883年8月，巴黎“咏唱诗社”举办一次赛诗会，鲍狄埃荣获头奖。当该诗社社长舍波鲁问他是愿意得到一笔用以维持生活的募捐，还是希望有人资助出版他的诗集时，老诗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出版我的作品吧！我饿死都无所谓。”
确实，《国际歌》的际遇令人想到欧仁·鲍狄埃的生涯，
伟大节日的宣言。”
作者简介
文中部分图片选自连环画《无产阶级的歌》，陈衍宁、汤小铭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