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爱民丨成长在水利工地
成长在水利工地
人说的青春岁月，大概就是指十八岁前后这个阶段吧。这正是充满活力、充满幻想、充满希望的时候。这时的人啊，不知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什么是忧愁！就像山谷中的野草，只要给一点雨露,就长得那样翠绿，那样茂盛，那样无拘无束。
我的青春，留在故乡的三个水利工地上。在那里，我从稚气未脱的少年长成顶天立地的汉子。几十年过去了，那山、那水、那人，那香喷喷的大锅饭，那轰隆隆的开山炮仍常在梦中流连。
红线渠
红线渠是灵宝市东部的大型水利工程，引霸底河水绕山腰，跨沟壑，穿山洞，浇灌大王、阳店几万亩农田。工程一九六五年开工，县里成立了指挥部，大王公社和阳店公社各成立一个兵团，各村成立一个连，各连所承担工程段分散在绵延几十公里的山沟里。
我们东南朝连驻在八道河口程烟村的古庙里。庙东是顺沟的一条县乡公路，直通灵宝县城，庙西坡下是奔流不息的霸底河。公路东山脚程烟村的老百姓已搬到山顶上住了，这里已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
一九六九年春节前的一天，刚满十四岁、辍学不久的我被生产队队长指派去红线渠换壮劳力回来。那天天气很好，礼军叔引着几个换劳力的娃娃步行去程烟。那时出门很简单，不带钱，不带换洗衣服，没有哇。只背着母亲精心准备的薄薄的被褥，怀揣着两个煮鸡蛋和一个红薯面馍。能独自离家去当水利战士了，心里很美，很自豪。先是沿铁路走了三十五里，过桥头、阳店、川口火车站到川口街。第一次出远门，心里又高兴，对什么都感到新鲜。那在太阳下长长的闪闪发光的铁轨和枕木发出的松香到现在还是那样清晰地烙在脑海里。又走了十五里，远远看见山口那高高的庙门，礼军叔说：“到了。”
正是开下午饭的时候，油毛毡搭成的伙房里热气蒸腾，人头攒动。连长对我们的到来很不满意，嫌年龄小，怕干不了活。他板着脸想了半天才说：“给他们每人找个碗，发个馍。先吃饭，有话明天说。”吃过饭，在地铺上挤个地方打开铺盖躺下，心里七上八下的，生怕连长给撵回去，不知什么时候才睡着。
第二天一上工，连长就带着小头头站在山脚下。他对我们几个说：“今天上午先考验你们一下，背沙。背动的留下，背不动的回去。”他一边命令小头头装袋，一边不停地叫着：“装满，装满。”
那细帆布做的沙袋粗粗的，长长的，装得鼓鼓的，足有一百二十斤。那山坡又陡又窄，弯弯曲曲直通半山腰。连长一声“背”，两个人把沙袋放在我的肩上。开始并不觉得多困难，可刚走不远，腿就开始发抖。坡越来越陡，有时要弯着腰，一只手抓紧背上的沙袋，一只手按在地上慢慢往上爬。“背上去，留下来”是当时唯一的目标和希望。因为当时能留在水利工地有许多好处。一是可以每天有馍吃。在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里，水利工地上的人每天有半斤补助粮，这比每年分的口粮还多。再加上连队搞副业收入，每天有炒菜，过一段时间甚至可以吃顿肉。二是工分高。外出劳力比在家平均每天高二分，特别是无论刮风下雨都计分。在工地可给家里多挣工分，多分粮食。三是能过集体生活。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向往过集体生活。一群年轻人吃住、劳动在一起，多幸福啊。当兵、当工人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能在水利工地当个水利战士，那就是最高的追求了。
第一趟背到平台浑身发软，喘不过气来。扔下沙袋，一屁股瘫在了地上，可抬头一看有人已经开始往回走了。于是，赶紧爬起来向山下小跑。第二趟棉衣就黏在身上了。在大脑一片空白中背完第三袋，步履蹒跚中走向第四袋时，只听连长说：“好了，不用背了，你留下。”当时那个高兴，现在回想起来要比以后提干强烈得多。那是我踏入社会闯的第一关，我赢了！
水利工地主要任务是挖山洞。洞有三米高，两米五宽。土质地段用镐刨，石质的地质就用炸药崩。然后用架子车把石头运出洞外，倒在山沟里。刚到工地，不会干技术活，被分配拉架子车。洞里很平，被电灯照得雪亮，拉架子车很容易。掌握不好的是倒土。土场边缘是很深的大沟，车把放得早了，车尾放在平地上土倒不下来；放得晚了，车出溜到沟边拽也拽不住，车子就放到沟里去了。特别是晚上，沟边挂的灯泡昏昏暗暗的。沟里的风呼呼地叫，山坡上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地拍手，十分阴森可怕。我就把车子放下去好几回。每次都去求几位大哥下沟抬车子。大家虽也责备我几句，但总是高高兴兴去帮我。
山洞掘进一段就要砌墙、打圈，把土石洞建成可供流水的渠道。石头、水泥、沙子全是靠双肩从山下背上来的。砌石墙是个技术活，看着一堆不规则的顽石，被人们摆来弄去，砌出来的墙立面平平整整。再在石缝上抹上水泥浆（俗称勾缝）。墙壁上又出现许许多多相连的大小不一的各种图案。两边墙砌好后，就在上面架上拱形的模板，用碎石和水泥浇筑成洞顶。开始，我只是当小工，做和灰、铲沙、勾缝一类的轻活，后来少俊哥教我砌墙当大工。当大工是个技术活，也是力气活，几十斤、上百斤的石头，先端详把它放在哪里合适，然后要抱起来放上去，还要调整平面，支稳。手指碰破是常事，手指甲也有几次被砸着，变青，脱落。一年后，我成了半个泥水匠。这点手艺在后来的生活中多次派上用场。
挖山洞是个十分危险的活，遇到土质疏松的地方，边掏土边用立木支撑，然后边扩大边砌石墙。遇到石质的地方就打眼放炮，那石头是红色的，一层一层的，很容易塌方。放完炮先要排险，用长长的铁钎把顶上松动的石头撬下来。有时，一撬就轰地塌下来一大堆，人跑都跑不及。在这些地方干活，每个人心里都捏一把汗，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干得越快越好。我们运气好，几年中虽有人受伤，但没有出过大的事故。临近连队就死了不少人。
为了补贴伙食，连里组织一部分劳力搞副业，叫“以副养水”。实质上就是到三线建设工地上干临时工。第一次见那么多兵，那么多汽车，十分新鲜。特别是那些戴眼镜的男兵女兵，白白净净、文质彬彬，让人又新奇又羡慕。先是跟坑道兵十三连修山洞，那山洞十分气派，有三层楼高，二十几米宽，并排两个洞在尾部连在一起。我们的任务是用轨道车把洞里的碎石推到山洞外，再把毛石、搅拌好的水泥推到洞里。洞外滴水成冰，洞里放着蒸汽，当兵的都穿着裤头背心干活。据说是为了提前完成任务，让毛主席放心。工程赶得特别紧，每班八个小时下来，人都累瘫了。部队要的民工多，我们人少，连队就安排轮流连班。轮到的人连上十六个小时，累得人推着车子走着都打瞌睡，中间休息十分钟，躺在湿地上就睡着了。一次正好踩在钉子朝上的木板上，铁钉在脚心扎进很深。部队卫生员给包扎后，又穿上湿漉漉的鞋，推着车子一瘸一拐地跑。十三连的那个大个子连长看我们干活卖力，又每天啃玉米面馍，就每顿给我们送一桶菜汤，甚至一桶面条。
给三营装汽车是在山洞修好之后。由于工地分散，不能集中人员装卸，而是每车分四个人跟车走。那时没有地方工业，砖、水泥，甚至白灰都要到火车站去拉。二十公里路程，每天往返四趟。装水泥、白灰是最受罪的。纸质的水泥包装袋很脆。有时刚放在肩上，袋子就撕裂了，水泥顺着脖子往下灌。那时冬天只穿一件棉衣，内没衬衣，外没套衣，系着布盘的扣门，前胸和肚子的肉就露在外面。怕进风，就把前襟一裹，腰上系根绳子，水泥从脖子灌进去就直接粘在肉上。白灰是散的，一锨一锨往车上扔，那白灰粉形成一片浓雾，呛得人鼻子、眼里都是灰，那烫、那辣、那难以名状的痛苦就别提了。装好车要坐在车上去卸车。冬天北风呼叫，坐在车顶身上像用冷水浇，脸上像刀子割，晚上回来洗脸，只敢用蘸着热水的毛巾在脸上粘，用手一搓钻心疼。过不了几天脸上就褪一层皮。特别是下雨天，淋湿的衣服糊着水泥，没有换洗的棉衣，就光着膀子围着火烤衣服。烤干后，用软木棍敲凝固在上边的水泥。冬天装几天水泥后，棉衣内外都硬得像铁甲一样。穿在身上，怎么也暖不热。后来，经过和部队交涉，给装水泥的车配备了雨靴和雨衣，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善。
最难忘的是在部队煤球厂干临时工。连里派我带宝成、铁军去干活，每天一块四毛五。厂长老张是甘肃人，建国前入伍，后来转业当了军工。还有两个工人和一位据说原是女兵后被批斗变成精神病人的小白。老张没文化，但工作很认真，特别是很爱惜东西，地上一个钉子、一截铁丝，他都像宝贝一样拾起来。一次，搭新煤球棚，一个工人在钉石棉瓦时和瓦一起掉下来。老张跑到跟前第一句话问的是“石棉瓦摔破没有？”，弄得人家长时间都骂他。其实，老张是个好人，脏活、重活带头干。粉碎机前最脏，他总是站在机前填煤，又不爱戴口罩，几个小时下来，除了眼珠子是白的，连门牙都是黑的，也不知一年能吃多少煤。
老张没把我们临时工当外人，每周三下午也让我们参加政治学习，有时还让我给大家念报纸。这种不劳动还发钱的活，我平生第一次享受。过了一段时间，老张修煤球机时总叫我当帮手。这是一台上海产的机器，一分钟能打六十块蜂窝煤。每天下午下班，我都把机器擦得干干净净，撞针筒等重要部件都要拆下来用柴油洗干净再装上。看得出老张很喜欢我，有意让我掌握这台当时算很先进的设备。
部队过节杀牛，老张就带我去捡牛蹄子。做牛蹄子先用火烧，烧得皮发焦，敲碎蹄甲，洗干净放在水桶里，加上作料。我拾柴，老张烧火。那牛蹄筋越煮越发得大，弄得满院飘香。一群人围上来急不可待地要吃，老张总是说：“不急，不急，火候不到。”煮好了，老张很公道地每人分一份。那香、那筋道让人舍不得咽下去。
一天，老张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小焦，煤球厂人手不够。你在这干得不错，两台机器都会操作。我给后勤部说了，想把你招工进来。”尽管与老张已很亲近，我还是惊呆了。在部队当军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老张见我不说话，就说：“你表个态，一切由我来办。”我说：“不行。”老张说：“这孩子，这是多少人想要的，你还有啥不同意。”我看实在瞒不过，就小声说：“我爸有历史问题。”老张瞪着我看了半天，小声说：“这你可不敢告诉别人啊！”来干临时工时部队要求连队派贫下中农去。我家是贫农成分，连里就让去了，并没提我父亲的事。
过了几天，老张说：“现在活不忙，你们三个回去吧。”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可我仍然十分喜欢，十分感激这个可亲可敬的老头。直到离开程烟前，我还经常去看他。
尽管生活很艰苦，劳动任务又十分繁重。但少年不知愁滋味，集体生活是快乐的，农民兄弟间的感情是真挚的。天气晴好时，下工后，我们就下河去洗衣服。坐在大石头上，把腿伸到哗哗的水里，边搓衣，边嬉闹。笑声与河水一起流淌，带走了一天的疲劳。春天是拆洗被子的时候。我们计划好哪一天帮谁拆洗，几个人一起去河里洗被里、被面，晒好后，在地上铺着席子，把被子在上面摊好，两个人爬在上面缝。补鞋是常干的活。刚开始穿家里做的布鞋，整天在石头窝里干活，没几天鞋底就磨穿了，脚后跟就直接在地上踩着，冬天，裂的口子又长又深，脚一着地就钻心的疼。于是我们就自制了钉鞋的工具，把架子车外胎削薄自己钉鞋。后来部队处理旧解放鞋，一块钱一双。我们买回来自己修补。钢丝磨成锥子，水泥袋封口线做绳子，从部队垃圾堆里捡皮子下脚料做补丁，把旧鞋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穿着十分耐用、舒服。春祥哥、玉民哥做针线是高手，针脚匀，平整，做得又快。是他们手把手教会了我这些。
年轻人有的是力气，干完活还要找乐子。常听人说寺河山漫山遍野是苹果，可以随便吃，随便拿。一天在八道河给部队挖地基，离寺河山十多里山路。天气炎热，吃过中午饭要等到下午四点太阳偏西才能干活。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去寺河山吃苹果。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小跑，路旁山坡上开满了鲜花，白的、红的、黄的、粉的，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想吃苹果就顾不得这些。终于看到了果园，满山坡都是苹果树，红红的苹果压弯了树枝；几乎坠在地上。我们迫不及待地钻进果园去摘。刚摘了几个，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一个壮汉，举着锄头，边喊边向我们跑来。我们扔下苹果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出二三里路，回头一看哪有人追呀！坐在山坡上我们后悔刚才下手太早了，应该再往里走一段，或许那里就没人看管了。同时又互相嘲笑着，说谁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谁把鞋都跑掉了。往返二十多里没吃上苹果，我们仍然兴高采烈的。吃饱了酸酸甜甜的野果，又摘一把野花回来了，睡午觉的几个大叔居然还在梦中。
晚饭后唱歌是每天必有的活动。月光如水的夜晚，坐在河边，革命歌曲一曲接一曲，我们放开嗓门使劲的嚎。八大样板戏，我们能连道白带唱段一字不差地唱到底。连长是个当过军官的人，很会带队伍，他看大家热情高就组织了个“宣传队”。正好当时连里还有几个女的，号称“红姑娘排”。培养了许多“文艺人才”，不少人吹拉弹唱都会一点。回村借来板胡、二胡、笛子、三弦，连长派人买回锣、鼓、镲，文武场面齐备，我们的宣传队就开张了。节目无非是表演唱、对口词、样板戏选段一类。这些每天听、经常看的表演虽没什么稀罕，但毕竟是我们自己演，全连人都支持，扯电线，安灯泡，借服装，真是有智出智，有力出力。为了丰富节目内容，我们就去部队看演出。那时没有人敢编新节目，怕被批判。部队情况好些，常演一些独幕剧。一次，看部队宣传队演独幕剧《争挑重担》，我使劲地记唱词。回来后，几个人一起把京剧《争挑重担》改编成眉户剧《争大桶》，人物由老兵变成了一大一小两个水利战士。这次改编居然引起了轰动，指挥部领导观看后就调我们去参加汇报演出。连里为了庆祝这次演出，杀了喂了十个月的肥猪，蒸了满满几大笼蒸肉，不要饭票放开吃。那阵势比过年还热闹。我们也着实风光了一回。
当然，生活中有苦也有乐，有欢笑就必然有忧伤。宣传队出名了也有人不高兴，说宣传队出去浪，剩下的活让他们干了。我是主演，被他们白眼最多。最出格的是个干部子弟，他不但说风凉话，还想方设法欺负我。推架子车用车撞我，端水泥浆故意把泥浆泼到我身上。排队传石料，他一定要和我排在一起，我走到哪他跟到哪。传石头时，他有意把石头扔到我脚上。一次，把脚面砸得肿了好几天穿不上鞋。对他，我又气又恨又无奈，只好见他就躲开。离开红线渠后再也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四十岁就出意外去世了，走的很惨。
窄口水库
窄口会战，我们是直接从红线渠工地调过去的。窄口水库是灵宝西部的大型水利工程，拦截弘农涧河的水，浇灌几个乡的农田。弘农涧河源头在秦岭深处，流域面积很大。平时水流滚滚，到雨季更是洪水滔滔，浊浪排空。修水利是好事，但这个水库上马太草率，科学论证不足，以至下游的军工厂、陇海铁路等单位把状告到了。有人传说，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地图上，给这里插了一面小旗，以示危险。再加上当时没有修渠，先修水库，水库建成也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后来老百姓说当时的决策者是：盲目性、二蛋性、坑害老百姓。
会战的任务是要抢在洪期前把大坝筑到四十六米高度。在短短的两个月里要用铁锨、架子车和人的双手把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型水库大坝升高二十米谈何容易。为此，县革委会调集全县力量支持大坝建设。我们拉架子车赶来时，坝前山上山下已住满了人。山坡上挖满了只能钻一两个人的小窑洞，远看像一坡老鼠洞。河沟里到处搭着油毛毡棚子，到处是人，是架子车。河沟里到处是粪便，臭气熏天。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安身的地方，只好退回来，在离大坝三公里的村子里安营扎寨。
第二天，指挥部召开誓师大会，河滩暂时搭建的台子上红旗招展，一块巨大的横额上写着“坝在人在，坝丢人亡”，还写着“誓与大坝共存亡”，都是些视死如归的豪言壮语。那天我代表水利战士发言表决心，话是公社干部教的，意思是，我们水利战士忠于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宁可瘦掉十斤肉，也要把大坝建到四十六米，用生命保卫大坝等等。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我站在台上十分激动地拼命大喊，也不知人们听到没有。
工地上每班八小时，从山上土场往大坝拉土。我们两个人一辆架子车，每班任务是十车子。上下班要带着自己的车子，我们住得远，这样每天连上下班走路，要干十个小时。那工地上的人多啊，就像搬家的蚂蚁，人挤着人，车挤着车。载重车是从高处顺陡坡往坝面下，两个人紧紧顶住车辕杆，一步一步往下挪。有时坝面碾压，在半坡上绷紧身子顶住架子车要坚持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白天火热的太阳当头晒着，开始还出汗，到后来连汗都没有了，只觉口干、头晕、眼发黑。水库边放着一排柴油桶，里面盛着从水库中抽上来上面漂着一层柴油的黄水。本来，这是供大家洗脸降温的，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趴上去就喝，喝得满嘴泥沙，一脑子柴油味。
平时盼下雨，因为下雨了就不用出工了，可以美美地睡一觉，还可以约朋友去河里摸鱼。可是那段时间怕下雨，偏偏雨又特别多。白天在烈日下干了一天活，回来饭都不想吃，睡在露天地就像死了一样。一阵暴雨，等醒来已泡在水中了。更糟糕的是，雨后坝表面的湿土要全部推掉。结果只见人拼命地上土，坝高却增长很慢。大雨还常常造成泥石流，堵塞公路。公路一断，几万人的工地吃饭就成问题。一次，指挥部命令我们兵团二十四小时打通被泥石流阻塞的道路。兵团干部老王亲自带着我们干。老王大个子，络腮胡，声音洪亮，干事干脆，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堵塞处有长长的一段，泥浆裹着石头，劳动难度很大。老王带头用手搬，把石头扔到沟里，许多人的手都碰破了，鲜血直流。但二十四小时打通道路是死命令，谁也不敢停下来。整整干了一夜，进展十分缓慢。第二天一早，老王去指挥部请求支援。中午，从坝顶调来一台推土机，下午路按时修通了。可是，过了两天，指挥部下通知把老王撤职了。原来，老王在指挥部说：“没有推土机，这个任务我完不成。”同时，又说大家的手都破了，让指挥部发一部分手套。后来竟和人家吵了起来。老王是为我们丢了职务的，大家都很替他惋惜。
在窄口水库工地的三个月里，整天都处在紧张恐惧之中。雨季过后，我们就撤离了。后来，又一次上窄口是在三年以后，当时我已经当了民办教师。暑假期间，县里让所有教师到窄口水库凿方石块。我们住在王义沟。这里的白石很硬、很脆，可做石磨子。我们的任务是每人凿二十公分见方的石块两立方。经参观、请教，我们了解了凿石头的基本方法。买来钢钎、钢塞、大锤、手锤就开始学作石匠。先在沟里找到巨石，顺石线在石头上打一排塞子眼，塞子前面扁后面粗，把塞子扁头用小锤在窄口的眼中敲紧。然后，用大锤挨个用力往下砸，砸着砸着，就听到石头噌噌作响，不一会儿就听到哗啦一声，巨石齐刷刷一劈两半，那石碴比刀切的都整齐。这样一次次地切下去，四四方方的块石就凿出来了。现在说起来轻松，可当时也真难为我们了。几天里要学会当石匠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啊！手不知被打破了多少回。
当石匠就要会当铁匠。用秃了的钢钎尖要淬火。我们买来砧子，盘起炉子，拉起风箱，把钎子烧得红红的，用锤子不停打，凉了再烧，烧红再打，直到把它碾尖。然后放到水里淬火。淬火的技术很难掌握，淬的早了钢钎变得很脆，一敲就断。淬的晚了又很软，一碰石头就秃了。为了把握火候，我们几个人整夜不睡，淬一次，试用一次，总结一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碾出来的钎子十分耐用。后来有好几个学校来向我们请教呢。
卫家磨水库
两次上卫家磨水库都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从红线渠回来，我当过青年队长，干过饲养员，当过车把式。但不管干什么，都在干得高高兴兴、顺顺当当的时候被换掉。后来又两次逼我到深山去看守山地。一次是在农历腊月二十七，通知我去山里换在那看门的老头回来，而且必须马上就去。我踏雪进了山，一路走一路发愁。那山地在后山的一个山顶上，离最近的人家要翻两道沟，有十里路。我怕野兽，怕孤独，在那一年四季见不到一个人的深山里，我怎么能熬下去。下午来到槐树胡洞，从这里就开始翻沟进入深山了。这时晒了一天的雪开始融化，通往沟底的小路泥水流淌。我正站在沟边发愁，听到有人喊：“小伙子，不能下沟啊！会摔伤人的。”我抬头看，村边站着个老人。我走到老人身边，他问我要干什么，我说去对面的山头换人。老人说：“大冬天，山上有什么好看守的。”老人把我领到家，塞给我两个热腾腾的豆馅包子，说：“吃了回去吧。大过年的往山里跑什么？怪事！”返程时走到岘山最高峰下，望着白茫茫的山野，我放声大哭，向无言的山川倾泻满腔的委屈和悲伤。
第二次是次年正月刚过，一天早上同龄的宽军叫我说，队长让我俩去山里担土豆种。我拿出扁担、布袋，他又说，你多带两件衣服。我问他为什么。他就不说。他不说，我就不带。上山走到岘山庙，他看不说不行了，就说：“队长让你今天就别回了，把增祥叔换下来。”沉默了许久的我终于爆发了，转身就要往回走。最后宽军拉住我说：“那咱今天先把土豆种担回去，你给队长说我给你说过就行了。”
那次以后，生产队棉花育苗，队里让我当技术员。我日夜守着苗床，白天晾开晒太阳，晚上盖住怕冻着，又浇水，又施肥，生怕小苗长不好。可是后期棉苗根发黑，叶子发黑，变得蔫蔫的。有人说是我用化肥多了，把小苗烧死了。更有人说是我搞破坏，把我告到了大队。大队技术员看后说，今年天凉，小苗得了萎枯病。并说：“你们的棉苗是最好的，别的村、别的队比你们严重得多。”这样我才躲过一劫。
几次被算计，我很害怕，也很想离开。可那时能去的只有水利工地。还是洛阳行署驻队的老张给队长说情，我才被同意去卫家磨水库工地。
卫家磨是红线渠上游的水库，在苏村乡境内，紧挨着卢氏县的官道口。离村是迫不及待的。当天大雨，用塑料布把被褥包好，扛着就出发了。先是从干店坐火车到川口，从川口步行足足有七十五华里。一路雨不停，脚步不停，从上午九点一直走到下午六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远离是非，远离那让人伤心的地方。
我们连驻在张家湾。这是个依山傍水的小山坡，十几户人家分散在一片山坡上，村前村后是一片片槐树林，远看只见林子不见村。这个在淹没区里的小村子随着水库建成就要消失在碧波中了。我们分住在几户人家的窑洞里，由于有在红线渠工地的战友缘分，几个老伙计十分热情地争抢我的背包。最后我和郭玉民来到村子最高处的荣家。荣是这个自然村的村长，复员军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总穿一身旧军装，袖子挽的高高的，十分魁梧。见有新人到来，荣的爹娘过来问长问短，又张罗着用木板给支床。这是两个十分和善可亲的老人，在那里的几个月，得到老人不少照顾。荣爹娘好热闹，晚上，我们在窑洞里唱歌、唱戏，老头子就忙不迭地找来两个梨木棍子给我们打梆子。梨木声脆，老人眯着眼，节奏敲得很准哩。每当这时，荣娘就拿水果给我们吃。
水库工地刚动工不久，活催的不紧，整天松松垮垮的。上工后拉两趟石渣，丢下架子车就去山上玩了。当时有人编顺口溜说水利战士的工作是：钓鱼、捉鳖、上山打猎。水利战士四不怕：不怕馍大饭稠，不怕山高水险，不怕变成懒汉，不怕把头睡扁。我们连大部分是青年人，还有几个下乡知青，有空就去山上玩。最有趣的是摘野果和做笤帚。漫山遍野都是野芦苇，芦花雪白雪白的。剪下芦苇的上半部，梳掉芦花，芦苇穗细长柔软，挑一把长短一致的，用绳子捆几道，就制成了一把精美耐用的笤帚。
年轻人闲不住，没有活我们就找活干。帮张湾村收玉米，收豆子。我们干着，村里的年轻媳妇就给我们送水、送饭，就像电影里演的军队和老百姓一样。几个月里，我们架木桥、修路，为村里干了不少事。一次村里的小孩掉到河里，已被水冲了很远，我们几个人拼命把孩子救了上来。
山里人厚道，把我们完全当自家人对待。村里分蔬菜、西瓜、苹果、豆腐都有我们一份。玉米地里套种着许多南瓜，收获时荣赶着牛车给我们送了满满一车。有老乡送的菜，我们的生活费就节约了。一次月末算账后，我们花十四块钱买了一只肥羊。不会杀，就几个人把羊按着把羊头割下来，肉剔不下来就连肉带骨头一起煮。煮好后就叫老百姓一起喝羊肉汤。有人不好意思来，我们就端着盆去送，那亲热劲真叫感动人。
在张家湾我还实实在在当了一次明星。夏天吃过晚饭，我们都在河边伙房的空地上乘凉。这时，我就拿出几年来一直随身带着的二胡、笛子、口琴，和大家一起娱乐。村里的人也都常围着看热闹。后来，不知道谁开玩笑给村里人说，小艾是从省剧团下来的，每天围观的人就越来越多。中秋节前的一天，荣哥来找我商量，让中秋节给群众搞个晚会。队长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忙了五天，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有清唱，有舞蹈，有《沙家浜》中的智斗选段，还有自编的歌颂我们和村民关系的《鱼水情》。那天晚上，来的人不少，一些村民把邻村的亲戚都叫来了。荣哥讲话说这是张家湾有史以来第一次。
大地做舞台，蓝天当帷幕，十五的皓月是灯光，盆盆罐罐是打击乐。知青孙志远反串女报幕员把大家笑弯了腰。节目像模像样地演了一个多小时，可村民们仍然不愿离去。我又给大家唱了几段蒲剧、眉户才算收场。那以后，河那边经常有大姑娘小媳妇朝我们的伙房张望。
十二月，我们接受新任务到侯洼抢修水渠。送别那天，张家湾能走动的人都来到了村口，有女人在悄悄抹泪。荣哥亲自带人套牛送我们上路。原来说好送一段就回家了，可荣哥他们坚持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翻过十八盘，送到南天门。从这里到侯洼就一路下坡了，我们一一和荣哥他们握手，挥泪告别。荣哥铮铮铁骨的汉子泪水纵横。
在侯洼，带队的群牢哥让我当副连长，兼当炊事员，把这一群年轻人交给了我。我们的任务是运沙石。每天从河边把沙石运到沟底要趟十几次小溪。那是滴水成冰的日子。每次下班回来，几个年龄小的就拿着棍在裤腿上敲冰。一天回村运粮，满载面粉和行李的手扶拖拉机陷在阳店河的正中央，齐腰深的水面上结着薄薄的一层冰。我脱掉衣服跳入河中，那感觉就像千万把刀子在身上割。我把车上坐的三个女青年背到对岸，又把几袋面粉背过去。然后用长绳拴住机头，她们拉、我推才把拖拉机弄了出来。上岸后，几个女青年打开一包行李，用被子把我包起来，让我坐在车厢中间，她们挤在两边为我取暖。到侯洼我连续高烧了几天，男女队员们问寒问暖，端饭送水，大家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从那以后，我成了这帮青年人的主心骨。多年以后，我们见面还有一种不同他人的感觉，那么近，那么亲，那么可以信赖。
二上卫家磨是在被撵出学校之后。一九七六年到村学校当了民办教师。七八年教师队伍整顿。我虽只上过初中，但由于爱看书，修水渠、上山开荒、当饲养员，无论走到哪里就都带着书。再加上当民办教师三年中刻苦自学，在民师文化课考试中居然得了第一名。但结果还是被通知离开学校，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在家睡了三天，不吃也不喝。母亲十分着急，就对大哥说：“他爱过集体生活，你去求队长让他去水利上吧。这样别憋屈出病来。”大哥中午饭都没吃就去找队长。一会儿，大哥回来说：“说好了。”从学校带回来的被褥是现成的，我爬起来背上就走。母亲说：“一百多里路，今天赶不到了，明天再去吧！”我说：“你放心，没事的。”凭着多年在外闯荡的经验，我在公社街上拦住了一辆去灵宝县城的汽车，二十五公里一会儿就到了。下了车，我就直奔火车站煤场，因为水利工地生活用煤都要在这里装车。真是老天爷有眼，居然找到了。押车的还是过去在工地上的熟人。坐在煤车顶上，汽车在盘山路上奔驰，紧紧抓住前护栏，悲哀地望着西坠的残阳和荒凉的山野，真是欲哭无泪，伤感万分。
住的已不是原来的地方。连里几十个人，有老人，也有孩子。已找不到以往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找不到梦中常见的山山水水。对什么都感到没意思，只是埋头干活。带队的干部对我很好，大概是因为他的儿子曾是我学生的缘故吧。几天后，他对我说：“你不要上工地了，每天去买菜、买煤就行了。”几十个人吃饭，哪里用得着专人买菜、买煤啊！于是，我就担着筐子到附近村里菜地买。这样买的菜又新鲜又便宜。带队的很满意，还在大家面前夸我会办事。
在这儿的几十天里，只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队里有个很无赖的小青年，整天找茬欺负两个比他年龄小一点的孩子。那段时间，我最恨欺负人的家伙。一天，我看到这两个孩子站在沟边抹泪，问清又是受了无赖的欺负，从小没打过架的我不知从哪来了那么大的胆量，冲进窑洞对着无赖就是一拳。他虽无赖，但没我力气大，一会儿就被我制服了。最后，我发狠说：“再敢欺负人家孩子我就打残你。”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打架，而且打了胜仗。人都欺软怕硬，此后这两个孩子再也没受过欺负。后来，他们当兵去了，还多次给我写过信。
买了一个多月菜，一天新上来的人捎信说：“大队让你回去教书！”我爬上了山坡，与这里的山山水水告别，在心里问：“我会第三次再来吗？……”
作 者 简 介
作者简介：焦爱民，笔名：艾子.河南灵宝市人，研究生学历，历任教师、公务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成熟做人 相约成功》、《秋天里》等八部作品集和回忆录。人生信条：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公公道道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