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读诗经（50）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是诗经·国风中堪称史诗级的一部作品，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它见证了一个已经残败奄奄一息的国家，如何在废墟中崛起，建立新的国都，是一个国家的励志史
国风·鄘风·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kuí之以日，作于楚室。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
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guān人。星言夙驾，说shuì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lái牝pìn三千。
背景：
在学习今天的《诗经》之前，我们有必要再简单讲一点卫国的历史。继卫庄公、桓公、宣公的或凶暴或弑君或荒淫之后，宣公之子太子朔即位，是为惠公。因为这个惠公当初为了成为太子，不惜谗言杀害了太子汲，间接害死自己的亲哥哥公子寿，所以百姓大臣都不服，经历了逃亡几年又复位的折腾。
惠公死后，其子懿公即位。这位懿公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君王的反面教材使用，因为好鹤成癖，不仅给所养的几百只鹤好吃好住，而且还各有官职和俸禄，出门都是由鹤相随，自然不理朝政，百姓有难也不知抚恤。国事荒怠，北方的狄族乘机进攻，懿公要发兵却无人听令，大臣直言：“君好鹤，鹤可令击狄”，既然您喜欢鹤，就让鹤来去抗击狄族好了。
懿公兵败被杀后，公子申即位，是为戴公，庐居于漕邑(今河南滑县旧城东)暂栖。不久戴公死，当时已成春秋霸主的齐桓公率诸侯伐狄，为卫筑楚丘，并立戴公的弟弟公子燬为卫国国君，是为卫文公。齐桓公发兵戍守亡而复存的卫国。漕邑不宜建都，公元前658年，齐桓公率诸侯助卫迁于楚丘。卫文公受命于危亡之际，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卫国日渐强盛。
“文公初立，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汉】司马迁《史记》
公元前642年，邢与狄合兵攻卫，卫文公率兵击退敌军，次年又讨伐邢国，其国力与懿公时不可同日而语。卫文公不乏文治武功，称得上是卫国的中兴之君，《定之方中》对他进行颂扬可谓相人得宜。全诗三章，章七句。诗当作于卫文公的晚年或死后，是追叙当时情事，具有史诗性质。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kuí之以日，作于楚室。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定”是星宿（xiù）的名字，也就是营室星，古人以这颗星在正中时为营制宫室的最佳时期。因为定星每年夏历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空，与北极星相对应，就可准确测定南北方位。而且十月后期方届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是相当科学。所以说“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营制宫室。定昏中而正，谓小雪时。”—【东汉】郑玄《毛诗郑笺》
“揆之以日”，揆，度也。测度，度量。以日之出入来定东西，以日中来正南北。楚室同楚宫，为协调韵律写作“室”。“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楚室，居室也。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东汉】郑玄《毛诗郑笺》
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对今天也是一种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扬，可见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让人品尝出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春秋】《管子》
首章写的是群体劳动，那样的科学规划，那样的紧张有序，那样的自豪自信，在颇为整饬而略带进行曲色彩的诗行中，我们彷佛触摸到了卫人重建家园时那种明朗而又热烈的欢快脉搏。可是，人们不可能自发盲目劳作，也不可能群龙无首，这一大规模工程究竟由谁擘画和领导的呢？由此造成小小悬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叙缘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势。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
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二章追叙卫文公卜筑楚丘的全过程。全过程包括二个层次：尽人事，敬天命。前五句为尽人事，先是“望”，后是“观”。望是登高远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复，说明端详得极其细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还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这显示文公有丰富的堪舆风水知识。“观”是降观，下到田地察看蚕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渔。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作为贤君自然不会疏忽。这五句从“登”到“降”，从“望”到“观”，全景扫描，场面宏远，在广阔雄伟的背景上刻划了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文公形象。
“观其旁邑及其丘山，审其高下所依倚，乃后建国焉，慎之至也”—【汉】郑玄
最后两句写占卜，经“天意”认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读者认识古代历史。
灵雨既零，命彼倌guān人。星言夙驾，说shuì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lái牝pìn三千。
三章写文公躬劝农桑。“好雨知时节”，有一天夜里春雨绵绵滋润大地，黎明时分天转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车夫套车赶往桑田……。这幅具体的细节描写图，要传达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前往劝耕督种。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不难想见。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结穴，揭出题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深远啊！全诗叙事，都用赋的手法，从赋中让人品味出赞颂的韵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二句虽然也是赋，却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渊”，崇尚实际，不繁文缛节做表面文章，才使卫国由弱变强。一、二、三章的所有叙写，无不环绕“秉心塞渊”而展开。难怪方玉润《诗经原始》在此句上有眉评：“是全诗主脑。”
诗末句“騋牝三千”，好像与全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构成一种因果关系。上述卜地、筑宫、兴农种种是因，此句是果。兵强马壮，常体现一国的富强，在文公治理下，卫国确实日臻富强。《左传·闵公三年》载：“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可见卫文公后期国力已增强了近十倍。《诗经原始》也高度评价文公治卫，称其“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