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性争取继承权：手段泼辣，代价沉重，结果如何？

穷人有穷人的烦恼，富人有富人的困扰。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冬，一部精彩程度堪比明代通俗小说的狗血剧在现实世界里鸣锣开演。

故事一开头，陕西人朱成于成化元年农历十月病逝。假设朱成是个穷鬼，“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之逝去如同一滴露珠蒸干，不会激起半点水花，顶多是遗属悲伤、因无力操办后事而发愁。但他是一个富人（依当时的标准），家底厚实。他一走，立即在亲族中激起千层浪。遗孀史氏愁眉不展——子女打响财产争夺大战，如何是好？

朱成和史氏（或为继室）膝下育有一子二女，儿子名为朱忠（有可能是过继子），两个女儿（或为朱成前妻所生）的名字史料无载，本文姑且把两姐妹分别叫作“朱金枝”、“朱玉叶”。父亲去世那一年，姐妹俩均已出嫁。朱金枝和湛英结婚，朱玉叶的丈夫名叫“刘敬”。湛英的家计看起来非常不错。刘敬的家境似乎略逊一筹，人手不如湛家多，但基于古代婚姻“门当户对”的原则，估计也差不到哪里去。

当时，财产分配方案一出，瞬间冰火两重天。朱忠盆满钵满，心满意足；朱金枝、朱玉叶分文未得，当场炸锅！

朱成的遗产为什么作此安排？因为明代律令关于女性继承权的规定较之唐、宋两代发生了很大变化。

唐代《开元令》规定，“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规定未婚的女儿有权继承遗产，份额比儿子减半。如果家庭“户绝”——俗称“断子绝孙”，则女儿不论婚否均可能获得继承权。

宋代在沿用唐代传统的基础上，《宋刑统》还援用《丧葬令》之规定，明确“户绝”家庭的遗产除去丧葬、为亡人做功德的费用，其余财产全部由未婚女儿继承。【原文：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

南宋律令更进一步，规定即便家庭有“命继子”即“过继子/养子”充当继承人——“嗣子”，未婚女儿也有权继承，而且继承份额高于嗣子，可分得遗产的四分之三！

那么，已婚女儿呢？或者，家庭并未“户绝”，但父母希望赋予女儿一定的继承权，又该怎么办？宋代律令规定，父母可通过遗嘱授予女儿财产，不管是否“户绝”，女儿的婚姻状况也在所不计。即宋代律令尊重父母对遗产的处分权，允许女性通过遗嘱继承突破法定继承的种种桎梏。这便意味着，宋代女性无论是否结婚，在理论上均可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原文：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

可是，到了明代，律令关于女性继承权的条款不进反退。其一方面硬性规定女性仅限在娘家“户绝”的情况才有权继承遗产，另一方面延续元代的做法——剥夺女儿与嗣子分享遗产的资格，只要家有嗣子，即使此人和亡人的血缘关系只有0.000…1%，纵然此人与亡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在后者去世之后才被家族立为嗣子的，也要由其独占继承权。

虽然明代律令取消了某些朝代对女儿继承“户绝”家庭遗产的额度限制，“户绝”家庭的财产不再提取部分充公，可全数由女儿继承，相对于以往一些历史时期实现了局部的进步，但整体而言，明代的女子继承法仍是映射女性地位明显下行的一面镜子。

因此，就律令条文而言，朱金枝、朱玉叶面对上述遗产分配结果，是无话可说的。然而，事实证明，绝不是所有明代女性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女儿发起诉讼、争取继承家族遗产的案例在明代史料中并非凤毛麟角。明代法司在实务操作中也不是一面倒地死守条文。在一定情况下（例如继承人为过继、收养的嗣子），明代女性继承父母遗产的诉求得到了地方衙司的支持。尽管是有限的支持，在泼辣的朱金枝、朱玉叶看来，也值得一拼。

值得注意的是，姐妹俩各打各的算盘，并未结成同盟。二人的丈夫也都不约而同地力挺妻子——那当然啦，妻子争得的财产也属于他们，将直接促进湛家、刘家的财富增长，谁跟钱有仇？

不过，打官司毕竟耗时费力，朱氏姐妹又一次不谋而合——不要直接到衙门递状子，掂量着朱成的温吞水性格，来个“硬拿”！

于是，先是朱金枝、湛英夫妻率领十余名随从，来势汹汹地冲回朱家，盘上一批财物，扬长而去。继而朱玉叶、刘敬也奔回朱家，找到母亲史氏纠缠不休，要求分财产：“姐姐都分得家财，也该分些给我们！”

朱家的家人朱亨（似为管家、亲信仆人之类）看不下去，站出来劝解，大抵讲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你们的父亲尸骨未寒，母亲连日悲痛，也病病歪歪的，架不住你姐妹俩轮班来闹。这样子给远近亲友看着不成体统！”

朱玉叶、刘敬不依，大概觉得朱亨不配说话，便向朱亨拍桌子，叫骂起来，内容大约是：“你狗眼看人低，欺负我们人少！我姐姐、姐夫人多势众，东西抬走恁多，你们也不敢放一个P！朱忠是朱家的儿子，我还是朱家的女儿嘞，凭什么只有他能继承先考的遗产？再者说，我姐姐都分得，我分不得？”

……

你来我往，如此这般，不免又是一场大吵大闹，电闪雷鸣。

风暴一浪接一浪地拍向史氏，原本就身体欠安的老妇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缠绵病榻不多时，于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撒手人寰，紧随三个月前逝世的朱成而去。

朱金枝和湛英的反应速度明显快过朱玉叶、刘敬夫妻，可能住所距离朱家也更近，他们闻风而动，祭出“先礼后兵”的招式：第一步，趁朱忠有事去了通州，夫妻俩择日回娘家吊唁史氏，尽女儿、女婿的孝心；第二步，湛英家的奴仆“福受”等五人于次日飞马赶到，声称接朱金枝、湛英回家，实际上把朱家的又一批财物（包括部分衣物）一并顺走。

朱忠外出未归，朱家讲得起话的唯有朱亨。可是他出面阻拦也于事无补。湛英、朱金枝根本没把他夹在眼皮子里，携带财物溜之大吉。

再是老好人，被逼狠了也要急眼。朱忠回来一看，一口气堵在胸口咽不下去，立马向母舅史家的亲属史信等人求援，找妹夫、妹妹算账。在此阶段，朱忠和湛英双方应该是有了抓扯、斗殴的举动。刘敬没有动手，而是破口大骂。朱忠争不过，只好上衙司状告妹妹、妹夫。

当地衙司判决朱家的财产一分为三，朱忠、朱金枝、朱玉叶各得三分之一。根据这个结果，判断朱忠为过继子的可能性最大。明代支持女儿继承部分家产的判例几乎都是由于父母没有亲生儿子，过继养子为嗣。在这种“准户绝”状况中，一些“女儿”获准继承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家产，个别人拿到了一半。

同时，朱忠、湛英等人因打架、骂仗、擅自转移遗产等问题受到处罚。衙司对湛英、朱忠等五个人处以杖责70，刘敬因骂人挨了一顿申斥。

朱金枝、朱玉叶付出母亲（继母？）气死、丈夫受刑的沉重代价，争得三分之一家产，可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却未必稳当。

“准户绝”家庭之女继承遗产的资格根本没有律令条文保障，完全取决于法司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换一个人审理，结局就可能大相径庭。朱氏姐妹一开始没有主动诉诸法司，恐怕也是考虑到裁判者的价值倾向并非自己所能掌控。果不其然，朱忠不服。经历一波三折，案卷上呈大理寺，朱氏姐妹吃到嘴的鸭子貌似又要振翅欲飞了。

大理寺卿王槩驳回了地方判决，认为遗产不应三人均分，对真正的继承人朱忠有失公平，况且朱氏姐妹在父亲孝期撒泼打滚，对史氏病倒、去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特别是朱金枝，不循合法途径，在父母丧期两次强搬娘家的财产，因此不能只杖责其夫湛英，朱金枝本人也应得到一点教训。

本案结果到底如何？王槩未作记载。他曾为不少人洗冤，但骨子里毕竟是一位封建士大夫，维护明代的正统价值观是他的最高追求。我们无法苛求王槩理解、支持女性继承遗产的诉求，也不能幻想明代律令的制定者具备超前思维。只是，假设明朝在取代元朝之后，将相关律令“倒退”回宋朝的水平，朱家的悲剧或许就能避免吧！

参考资料：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驳稿》、贺昭艳《明代女性财产继承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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