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拿钱买命，穷人顶罪送死，为何清朝的刑场上会盛行“宰白鸭”
在《雍正王朝》里面，十三爷胤祥去太白醉仙楼吃酒，独饮喝得酩酊大醉，为了逗十三爷出酒气，酒楼老板便拿当天法场上发生的一件怪事，讲给十三爷听。
老板见他前言不搭后语，满口柴胡，极怕生事，只好着意周旋，奉着香茶，拧着热毛巾侍候着，一边逗他说话出酒气“爷不知道？今儿法场上出事了，刀下留人！”
胤祥一笑道“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杀官儿，常有的事，万岁爷不过想看看他们胆量，逗着玩儿！”
老板凑近了，神秘地说道“今儿可不是！竟杀错了犯人，刑场上验明不是正身，叫万岁爷当场给查出来了！马中堂、张中堂还有佟中堂都去了……我的爷，这可是开国头一遭儿！”
这个被康熙从刑场上救下来的人，想必不少小伙伴们都知道，那便是《雍正王朝》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小人物张五哥。
也正是因为这个张五哥，让我们很多人了解到了，清代时期，存在的那种令人发指、替人顶死的刑场潜规则。
酒楼老板觉得这种替人顶死的事儿稀奇，其实对于熟稔于官场之事的十三爷看来，根本算不上开国头一遭。
在清代时期，这种犯了死罪，找人顶缸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而且对于这种现象，民间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宰白鸭。
潮俗，杀人真犯辄匿不出，而被诬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买无业愚民，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焉，名曰“宰白鸭”，是可悯也。
杀人者逃匿，无辜者顶缸受死，为何清代时期，为何会有这种奇葩的事情发生呢？
依我看，这里面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宰白鸭这事儿，自古以来就有
说“宰白鸭”这事儿是清朝才有的，那可有些冤枉人家了，在法律不健全，可操作性极强的古代时期，顶罪代死，绝对不是清朝人才想出来的“专利”。
据《后汉书》中记载，在东汉时期，就有官员曾经提及过这种，民众悬卖自己首级牟利的事情。
“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
这种丑陋的潜规则，虽然令人发指，但操作起来，确实非常隐蔽。涉案官员们往往会因“嫌犯”的供认不讳，而轻易结案，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犯都认罪了，自己还费那劲儿，去研究自己会不会判错了？
毕竟，自我否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魄力的。
既然可操作，这就给那些有钱，又犯了死罪的人们，留下了一线可以偷生的机会。生命如此宝贵，既然有机会活下去，谁不会努力争取。
历朝历代的达官贵人、富商豪贾哪个不是人精，自然会想方设法去钻这个最后的漏洞。
因此，清朝时期的宰白鸭，并不是清时才有的，它是历朝传下来的陋习。不过清朝时期，宰白鸭现象非常严重，这倒是真的。
闽、粤械斗成风，白鸭需求量大
“宰白鸭之风，多见于福建、广东两省，其中尤以福建的漳州、泉州为最胜。”
清代的宰白鸭，大多发生在福建、广东之地，除了当地富户极多、官商勾结的原因之外，也与当地械斗成风，经常死人，密不可分。
“闽中漳、泉风俗多好名尚气，民多聚族而居两姓或以事相争，往往纠众械斗，必毙数命，未斗之前，各族先议定数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给公产以赡之。”
这种以宗族名义，公开支持顶罪抵命的风俗，客观上助长了当地顶死之风，而白鸭的需求量，在当地自然也是高居不下。
有需求，不菲的利润摆在那儿，自然会有买卖，有些人可能会说了，有钱，也得有命花呀，人都死了，还要钱干啥。
但请不要忘了，在当时，毕竟有些人，已经穷得快活不下去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历朝历代都有，特别是清朝时期，更加严重。清朝时期，人口爆发性增长，乾隆末年，人口已经达到三亿之多，这么多人口现状，却没有相适应的强大生产力、和足够的就业岗位，这就导致了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无业游民，他们整日过着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当生存成为了难以为继的难题，死亡或许就变成了一种虽然不好选，但也不得不选择的选项。
富者一顿饭可以顶穷人一年的生活，而对于那些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来说，拿人银子是死，不拿人银子，到头来也是死，结局没啥区别。
只不过，不拿，明天可能全家就会饿死，而拿了，家人至少能够活下来，自己也能够苟延残喘几天。
这笔血泪账算下来，让人不忍直视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当时穷人们的，一种很无奈的现实抉择。
“唯其贫富不均，所以富者可以恃富以杀人，贫者束手以待人杀。”
清代时期，贫富差距的悬殊，为这种顶凶卖命的“宰白鸭”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滋生的土壤。
司法漏洞
当然，如果没有司法漏洞的话，这种“宰白鸭”的行为，也不可能如此泛滥。
在清代，刑案当中，首推重供不重证的制度漏洞，成为了“宰白鸭”的主要推手。
“一经认实，即为了事，究竟所供者是否可信，不暇问，亦不愿问也。”
司法制度的漏洞，使得那些手拿凶犯贿赂的官员，敢于明目张胆地包庇买凶顶罪者，毕竟供词在手，人犯签字画押，供认不讳。
从流程上来讲，自己办的是滴水不漏，即便查出有冤情，自己也没有任何渎职之处，完全按照规章制度、流程办理，上司也挑不出个错来。
制度上的缺陷为冤假错案提供了可能的漏洞，在清代历史上这种冤案不仅存在，而且过程往往是官官相护，宁愿错杀也不愿纠错。
最有名的当属清光绪年间河南发生的大冤案——王树汶案。
王树汶原本在南阳镇平县胥吏胡体安家打杂役，然而主家胡体安却是一个表面光鲜，暗地干着杀人越货之事。
后来事发，胡体安便买通吏卒，抓了家僮王树汶。
王树汶刚开始拒不配合，但经不住严刑，已经胡体安对自己许诺的好处、必不会被斩等条件，最终选择替其顶罪。
结果结案后，王树汶被判死刑，临刑前，王树汶拼命喊冤，当众说出了替死顶罪的事情，群情哗然，斩刑得以停止。
随后河南巡抚命彻查此事，然而事情却并没自己想象那么简单，官官相护之下，不少接手查案的官员，不仅没有为王树汶申冤，反而想方设法，想要尽速判死王树汶。
在经过数次、数人推审之后，再次判决为：
“王树汶为盗从，当立斩，狱遂成。”
消息一出，举世哗然，这么明白的案件，最终竟挑战了整个清朝民众的智商，一时群情激愤，朝廷不得已，只得再次派遣重臣前去审核。
最终此案报上朝廷，皇帝亲自裁决，王树汶无罪释放，此案才最终告以了解。
正是因为重供不重证的弊端，才使得宰白鸭成为了可操作极强的潜规则，而且官官相护，也使得一旦判死的案件，很难推翻。
直到民国时期，重证不重供的司法转变，最终才使得宰白鸭现象，大为减少。
综合上述，清代时期宰白鸭现象泛滥，主要是原因是：流弊日久，械斗的民风导致市场需求量大，贫富分化严重，以及最重要的原因：司法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