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忆我的博导王耕今先生（七）

求学之路系列之五

忆我的博导王耕今先生

李庆曾

（续前）

六

离开中国后，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是在1994年底，其间我到耕今同志家看望他。耕今同志见来人是我，迎上来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两眼顿时就红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庆曾同志，我对不起你！你去年让我写的推荐信，我没有给你写。”

听到这句话，我一下惊呆了。立即想到，我上次没有得到那个Fellowship其原因可能不是由于竞争激烈，而是我的资料中少了一个推荐人，属于手续不全。

坐定后耕今告诉我，他收到我快递的文件后见是英文，就交给科研处去翻译，科研处见涉及到外事，又与英国女皇有关（其实只是借用了个名称），就找所里负责科研工作的副所长邓英淘请示商量。邓英淘了解情况后，明确告诉耕今同志，“不能写这封推荐信”。

耕今同志继续对我说：“我是老党员，应当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是在这件事上我确实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我对不起你。”对于这样一个老共产党员来说，服从组织纪律就是他的生命。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只能是劝慰他，没什么，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980年代初，自从我参加发展组活动开始，就与英淘相识了。记得他当时在现状组，而我在理论历史组，所以直接的交道并不多。只是在一次全发展组的交流大会上，他用数学模型演绎农村的经济状况时，与他产生过一些争论。当时用数学模型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当时并不多见，所以印象颇深。

后来我和农业部的高鸿宾（后为农业部的副部长）等人对杜润生同志提出的“常规增长”“消费超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等有关农村发展的重大问题的一系列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并在报刊杂志上与发展组的主流观点进行公开论战，英淘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我认为，以前的那些学术观点上的争论与分歧不应该成为影响日后的正常工作的理由。

我在国外申请一个研究职位，需要我的国内导师给我写封推荐信，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封普普通通的推荐信，为什么在他那里就被明令禁止了呢？一封推荐信好像扯不到什么组织原则和工作纪律吧，我百思不得其解。英淘在2012年已经去世，其背后的原因也就成了不解之谜。

耕今同志没有给我写这封推荐信，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始终都没有解开的心结。这个心结并没有因为他已经当面向我道歉而有所减轻。在他当面向我道歉后，还对他后来带的另外一位博士生李周同志多次谈起这件事。

大概是在1995或1996年，我去社科院大楼办事儿，顺便去了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农村发展研究所，见到了当时的所长李周。李周告诉我，我去澳洲后他考取了耕今同志的博士生。他说，耕今同志曾多次对他提起过这件事，直至耕今同志在2007年去世前不久，还又一次向他提起此事，并再次表示他对我的亏欠。

实际上，如果耕今同志自己不说，我是根本不会知道这件事的。但事实是，他不仅向我当面道了歉，还向我的师弟李周多次表示对我的歉意。

多好的一位老人呀！坦坦荡荡一辈子。我为有这样的导师而自豪。

2020-12-25初稿

2021-02-28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