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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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党宝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人类用豹进行狩猎活动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使用最多的是猎豹（cheetah）。[1]这种豹的成年个体身长约1.4米，肩高0.8米，体重50－60公斤，生活在南非、中非、东非和近东的开阔草原地带。猎豹是世界上短距离跑得最快的动物，具有极强的奔跑和跳跃能力，通常靠迅速奔跑和强力猛扑捕获猎物。[2]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东亚、北亚只有普通的豹。[3]尽管如此，有些强盛的东亚王朝，可以通过与西亚、南亚，甚至非洲的联系得到猎豹，用于权贵阶层的狩猎活动。唐朝、[4]辽朝贵族都用豹打猎。[5]13世纪迅速崛起的蒙古帝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北亚草原不产猎豹，但随着蒙古的对外扩张，猎豹很快传入蒙古统治集团。本文按蒙古帝国的发展进程，分别讨论大蒙古国、元朝、伊利汗国驯养猎豹、以豹狩猎的现象，并试图以猎豹的供应、运输、喂养为线索，深入分析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影响。 一、大蒙古国时期    早在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时期，猎豹就传入蒙古。《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记载：“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6]赛典赤赡思丁是中亚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7]他用做厚礼进献给成吉思汗的“文豹”是中亚地区珍贵的猎豹，而豹的用途当和“白鹘”相同，都用于狩猎。[8]太宗窝阔台汗五年（岁在癸巳，公元1233年），文臣耶律楚材在长诗《扈从冬狩》中形象地描绘了用猎豹打猎的情景： 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振慄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里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麞。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御闲中有驯豹，纵之以搏野兽）。[9] 诗中明确指出，蒙古宫廷驯养虎豹以追捕猎物。[10]由于大蒙古国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高，其猎豹的来源也不断扩大。1254年到和林（今蒙古共和国鄂尔浑河右岸额尔德尼召附近）朝见蒙哥汗的欧洲使者鲁布鲁克注意到，有印度国王遣使向蒙古大汗进献猎豹： 我[鲁布鲁克]看见印度一个算端[按，意为“国王”]的使臣，他送来八头豹子和十条猎狗。猎狗受到训练，象豹子那样蹲在马背上。我向他们打听印度在当地的哪个方向，他们指向西方。这些使臣返回时一直跟我们向西走了差不多三个礼拜。[11] 我们可以想见，猎豹是当时草原帝国少见的奢侈品，同时也是日益感受到蒙古威胁的弱小国家向蒙古示好的珍贵礼物。鲁布鲁克的观察是相当准确的。驯豹人通常训练猎豹蹲坐在马匹的鞍后，只有接到捕猎的命令之后才让猎豹下地出击。[12]大蒙古国有专人负责养豹。窝阔台关于蒙古聚会的一条法令中专门提到：“凡来会，用善马五十匹为一羁，守者五人，饲羸马三人，守乞烈思三人。但盗马一二者，即论死。诸人马不应绊于乞烈思内者，[13]辄没与畜虎豹人。”[14] 二、元朝及伊利汗国时期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统一的大蒙古国不复存在，形成了多个汗国并立的局面。豹猎现象在东亚、北亚地区的元朝和西亚地区的伊利汗国仍很流行。汉人大臣王恽的诗作《飞豹行》是元世祖忽必烈早期豹猎的真实写照。该诗有一段较长的序言，记录了忽必烈纵豹捕猎的事情梗概：“中统二年冬十有一月，大驾北狩（时在鱼儿泊）。诏平章塔察儿公以虎符发兵于燕。既集，取道居庸，合围于汤山之东。遂飞豹取兽，获焉。时予以事东走幕府，驻马顾盼，亦有一嚼之快。因作此歌以见从兽无厌之乐也。”诗中关于狩猎的具体内容如下： 二年幽陵阅丘甲，诏遣谋臣连夜发。春蒐秋獮是寻常，况复军容从猎法。一声画鼓肃霜威，千骑平岗卷晴雪。长围渐合汤山东，两翼闪闪牙旗红。飞鹰走犬汉人事，以豹取兽何其雄。马蹄蹴麋歘左兴，赤绦撤镟惊龙腾。锦云一纵飞尘起，三军耳后秋风生。豹虽逸才不自惜，雨血风毛摧大敌。[15] 这次豹猎是在忽必烈继位后不久举行的，当时正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大战前夕。[16]忽必烈指挥军队围猎，实际上是籍此收练兵之效。“飞豹取兽”除狩猎的目的外，似乎还能起到振奋军心的效果。世祖统治中期，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由于受到忽必烈的信任，他可以细致地观察蒙古统治集团的日常生活。他记载了元世祖在上都等地用豹打猎的情况：“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猎捕取野兽之用。”“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按，此处指海青鹰隼]，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17]据元朝大臣周伯琦的诗作，政府在上都附近设有专门机构养豹，以供皇帝打猎之需。[18]元末士人熊梦祥对豹猎也有记载：“豹，金钱毛色，甚雄伟，踯躅无停住。通有六七，随牵至鞑靼山，田则謅之，遇兽无有不获。”[19]元代画家刘贯道的《世祖出猎图》是关于豹猎的极有价值的图像史料。这幅作品反映的当是忽必烈在统治中期率亲随打猎的情景，因为图中的元世祖已经人过中年，身体明显发胖。他和皇后那种从容安详的神态也绝非中统初年大敌当前时的情景。在这幅图的底端中部有一位异族骑士。他的马鞍后铺着厚垫，上面蹲坐着一头豹子。豹口用皮索套住，拴豹的绳索握在骑士手中。[20]由于该图反映的是世祖出猎的情景，豹子显然是用来打猎的。这头豹蹲坐在马背后部，姿态和前引鲁布鲁克、马可·波罗的记载完全相同。乘马驮豹的骑手青衣尖帽、秃顶黄髯、眉骨突出，很可能是来自中亚、西亚或南亚地区的驯豹师。根据阿拉伯世界的狩猎书籍，驯服和指挥一头猎豹需要丰富的专业技巧，远非普通人所能胜任。单是让豹子稳稳地坐在鞍后就需要反复细致的练习。[21]

世祖之后的元朝皇帝继续使用猎豹打猎，他们对猎豹的大量需求便是最好的证明（详见本文第三节）。有时，元朝皇帝会把猎豹作为珍希之物赐给权势显赫的重臣或立下大功的官员，详情参看下表：表1时间受赏者赏赐物品资料来源世祖时期蒙古贵族天德于思驯豹、名鹰《元史》卷124《天德于思传》，页3053武宗初年钦察大将床兀儿授以银印，赐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属《元史》卷128《床兀儿传》，页3137致和元年（1328）[22]权臣伯颜金铠、御服、宝刀及海东白鹘、文豹《元史》卷138《伯颜传》，页3336天历元年（1328）权臣燕铁木儿黄金五百两、白金二千五百两、钞一万锭、金素织段色缯二千匹、海东白鹘一、青鹘二、豹一《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页3328天历元年权臣燕铁木儿珠衣二、七宝束带一、白金瓮一、黄金瓶二、海东白鹘一、青鹘三、白鹰一、豹二十《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页3331后至元年间蒙古贵族乃蛮台珠络半臂并海东名鹰、西域文豹《元史》卷139《乃蛮台传》，页3352至正四年（1344）五月权臣脱脱金印及海青、文豹等物《元史》卷41《顺帝纪四》，页870根据《元史》的记载，臣下从皇帝那里获得驯豹、名鹰是极受恩宠的标志。世祖赐蒙古贵胄天德于思驯豹、名鹰，允许他“纵猎禁地”。这在当时被认为“眷顾最号优渥”。木华黎的后人乃蛮台镇守岭北行省边境，以“安边睦邻之功”，获赐海东名鹰、西域文豹，“国制以此为极恩。”[23]豹在元代，除了狩猎外，还用于君主出行、诈马筵席等庆典仪式。例如，皇帝夏季到上都时，在迎接皇帝的仪式中有这样的场面：“撒道黄尘辇辂行，香焚万室格天龢。两行排列金钱豹，钦察将军上马驼。”元朝的宫廷宴会也用豹：“锦衣行处狻猊习，诈马筵前虎豹良。特敕云和罢弦管，君王有意听尧纲（诈马筵开，盛陈奇兽）。”[24]与元朝皇帝一样，西亚蒙古伊利汗国的君主们亦进行豹猎。他们命令自己的鹰夫和捕猎员去各地索要供打猎用的禽鸟和豹。每年都要上交指定的数目，由政府出资运送赴京。合赞汗在位时大大削减了征索鹰、豹的数量，但每年各地仍要进献一千头猛禽和三百头豹。[25]伊利汗国的蒙古诸王也豢养猎豹，并用作馈赠的礼物。如1283年，阿八哈汗之子阿鲁浑送给大臣弘吉剌台两头猎豹。[26]《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记载，泰定三年（1326）十二月，“诸王月思别献文豹，赐金、银、钞、币有差”。[27]此处的诸王月思别当是钦察汗国的月即别汗（1313－1341年在位）。这条记载间接说明，钦察汗国似乎也养豹。 三、蒙古帝国获取猎豹的方式上文提到，除了皇室畜养猎豹外，蒙古君主还经常用猎豹赏赐臣下。因此，蒙古统治者对猎豹的需求量很大。蒙古帝国获取猎豹的方式很多。伊利汗国当地就出产猎豹，由皇帝在各地的鹰夫和猎捕员使用驿马运到宫廷猎场或苑囿。[28]元朝境内不产猎豹，只能靠其他方式获取，如中亚、西亚蒙古诸王及臣属国进贡、色目商人售卖、遣专使访求购买等等。13－14世纪汉文文献关于豹的记载比较丰富，其中大多数是异域进献的豹。我们分析这些资料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因为元朝各地也产豹，所以诸王、商人、使者自异域运来的豹应是蒙古等地所没有的猎豹。产豹地区蒙古诸王的进献是元朝猎豹的重要来源。详情见下表：[29] 表2时间进献者身份辖地进献物品资料来源元贞二年（1296）回纥不剌罕待考回纥地区狮、豹、药物《元史》卷19《成宗纪二》，页402大德二年（1298）合赞伊利汗（1295－1304年在位）伊利汗国大珠、宝石、文豹等（波斯）《瓦撒夫书》第4册 [30]皇庆年间（1312－13）哈儿班答伊利汗（1304－1316年在位）伊利汗国豹《永乐大典》卷19421《经世大典·站赤六》延祐元年闰三月六日 [31]至治二年（1322）诸王怯伯察合台汗（1320－1327）察合台汗国文豹《元史》卷28《英宗纪二》，页620泰定元年（1324）诸王怯别等察合台汗察合台汗国驯豹、西马《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页648泰定二年（1325）周王和世剌被迫流亡的武宗长子被察合台汗国收留豹《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页661泰定三年（1326）五月藩王怯别察合台汗察合台汗国豹《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页669泰定三年诸王月思别钦察汗月即别（1313－41）钦察汗国文豹《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页675泰定四年（1327）三月诸王槊思班、不赛亦等槊思班当系镇西武靖王搠思班，不赛亦待考槊思班的辖地在今西北地区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页677泰定四年三月诸王不赛因伊利汗国汗（1305－35）伊利汗国文豹、狮子《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页678至顺三年（1332）诸王答里麻失里察合台汗国汗（1331—34）察合台汗国虎、豹《元史》卷36《文宗纪五》，页805上表大体依据《元史》，所记载的情况肯定是不完全的，但它基本反映出元朝猎豹的主要来源是中亚、西亚地区。向元朝进献猎豹的不只是蒙古诸王，爪哇、占腊（今柬埔寨）等国在泰定帝和文宗时期也曾遣使献豹。[32]元朝猎豹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色目商人的进献。这种“进献”一般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带有买卖的性质，与诸王的进贡差别很大。以回回为主的色目商人看到猎豹奇货可居，不远万里运到中国，以进献为名取悦元朝统治者，从而获得巨额赏赐。由于这些商人打着向皇帝献宝的旗号，往往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造成很多社会问题（详见本文第四节）。元朝猎豹的第三个来源是蒙古皇帝派使者直接去西亚、非洲地区，在猎豹的原产地索要猎豹。大德五年十二月，使臣答术丁等“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去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马合答束番国即Magadoxo，今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由于路途遥远，这些使者支取两年的分例（按，即路上的饮食费用）。与答术丁等同时派出的还有爱祖丁等四队使者，“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地取豹子希奇之物”。[33]刁吉儿的具体地点很难确定，从爱祖丁等人支取三年分例的情况看，刁吉儿比马合答束还要遥远，可能是北非摩洛哥的丹吉儿。[34]元朝这样的取豹使者数量很多。在派出答术丁、爱祖丁等人之后不久，大德六年，外派的使臣阿密忽三、马丁等人携豹搭乘海商船只回国，由马合麻等管押豹子赴都进呈。[35]大量长途奔波的使者说明，为了获取猎豹，蒙古君主是不惜代价的。 四、蒙古帝国豹猎的负面影响大量史实显示，蒙古帝国为获取猎豹而采取的上述措施引发了不少财政问题和社会问题。首先是财政问题。从元朝来看，各地诸王、色目商人进献猎豹，皇帝往往要回以大量的赏赐。本文表2提到的回纥不剌罕获钞一千三百余锭；月即别汗获赐金、银、钞、币；槊思班、不赛亦等人得到“金、钞万计”；不赛因汗获钞八千锭。[36]用来赏赐献豹者的经费，成为元朝政府的一项大数额财政开支。皇帝派使者到非洲地区索要猎豹，同样需要支出大量钱物。根据元代官方文书，到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的使臣往返需要两年时间，去刁吉儿的使臣来回要三年时间。这些使者都走海路去非洲。在上船出海之前，他们要在港口所在地的驿站领取路上两年或三年的饮食费，即所谓“分例”。按照元朝的规定，正式使者每天可以在住宿的驿站支取米一升、面一斤、肉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若干。若使者只吃饭而不住宿，那么他可以从驿站减半支取酒肉米面等物。[37]那些下海使臣一般按照当时、当地的物价，把上述食物折算成钞。例如，羊肉一斤，折合成中统钞一两或更多些。[38]两年或三年的“分例”累计起来，使臣支取的钱钞数额相当大。需要指出的是，因饲养猎豹而消耗的财物也很多。豹是肉食动物，元朝规定了饲养猎豹的肉食标准：“豹子每一个日支羊肉七斤；大土豹每一个日支净羊肉四斤；小土豹每一个日支净羊肉三斤。” [39]此处的大土豹、小土豹不是猎豹，而是指猞猁。它们在古代也被广泛用于打猎，特别是捕鸟。[40]猞猁对食物比较挑剔，只吃净羊肉，即没有骨头的羊肉。豹子是猎豹，可以吃带骨肉。大德年间，无骨肉每斤合中统钞一两二钱。带骨肉虽然价格低些，但相差不会太多。根据每斤中统钞一两来计算，每头豹子一天吃肉需中统钞七两。元朝官员曾经计算过宫廷饲养猎豹、狮虎、鹰鹘的费用。文宗天历二年，中书省官员报告：“鹰、鹘、狮、豹之食，旧支肉价二百余锭，今增至万三千八百锭，”请求文宗加以削减。[41]至顺二年，监察御史上奏：“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至顺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宜节无益不急之费，以备军国之用”。[42]中书省和御史台官员在分析元朝的财政困难时都提出要裁减饲养虎豹的经费，可见这笔开销相当庞大。以上我们简单分析了元朝皇帝豹猎导致的财政问题。事实上，运送猎豹还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对驿站的损害。元朝的驿站由政府从民户中签发的站户来维持。他们不但在驿站当差，还要向驿站无偿提供驿马。[43]运送猎豹的使臣或商人，以替皇帝办事为名，肆意使用驿站，破坏了给驿秩序，加重了驿站的负担。先看那些来元朝献豹的商人和使者。武宗至大元年，“回回商人，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中书省认为：“虎符，国之信器，驿马，使臣所需，今以畀诸商人，诚非所宜，乞一概追之。”[44]可是，情况并无好转。一年后，回回人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滞留杭州驿站二十七天，“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元朝再次规定“自今远方以奇兽异宝来者，依驿递；其商人因有所献者，令自备资力”，[45]但滥用驿站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仁宗时期，自西亚地区来贡献虎豹的人享用驿站，“给马馆谷，有逗留一二年不去者”。[46]伊利汗哈儿班答的使臣来进献豹子，“尽数起发[驿站]铺马。其时马驼方从远来，脿力未充，过川其间，毙者大半。”[47]元朝派赴各地的使者在违反乘驿制度、滥用驿站方面也毫不逊色。成宗派往非洲取豹的使臣在支取饮食分例时，为了多得钱钞，执意要杭州驿站按照昂贵的北羊肉价支付肉钱。[48]仁宗时监察御史哈散沙上奏：“回回地界取骆驼、西马、骡子、虎豹、药物之人，无非邀功幸赏，乘驿美食，而行买卖之私。宜罢此等，毋令前去。”[49]仅从财政支出的增加和驿站秩序的破坏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帝国为获取猎豹付出了巨大代价。伊利汗国的情况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皇帝的鹰夫和猎捕员在各地征收并押送猎豹。政府已向各地拨款，供给他们路上的花销。可这些运送人员在途中通过殴打和敲诈勒索手段，索要额外的钱财和食物。“为了运送二三头猛禽和豹，他们在途中花费的运输工具、路途给养、喂养所运送的禽兽所用的饲料的费用比从各州拨付的基本款项中应当付给他们的费用和必需物品超过了一、二倍，至于他们使用权力和暴力从村庄和路人处夺取的东西是没有限度的”。[50]元朝和伊利汗国由猎豹而引起的财政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特权，更确切地说，是高度发展的蒙古皇权。汉人政权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安排对皇帝个人私欲的膨胀有很多制约，但在元朝这些约束都变得非常微弱。[51]猎豹虽然只是蒙古皇帝消遣取乐的工具，但只要统治者本人的喜好在此，财政上的巨大支出和乘驿秩序的混乱均不顾惜。由于是为君主效劳，寻找和运送猎豹的人员便有了作奸犯科的胆量。大量不法现象的背后有皇权的支撑。 结论蒙古帝国的豹猎是东亚、北亚历史上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之一。由于帝国的扩张，西亚、非洲地区的这种狩猎方式迅速传入并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52]如果没有蒙古帝国造就的东西文化间的传播，豹猎不可能长时期地存在于不产猎豹的东、北亚地区。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蒙古帝国的世界性。蒙古统治者在获取、运送、饲养猎豹方面显示了旺盛而持久的热情，由此导致了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和乘驿秩序的混乱，但统治者并未放弃这一狩猎方式。在蒙古帝国皇权至上的前提下，这种为帝王一己之欢而牺牲公共利益的现象终难避免。本文原刊于《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1] A.M.Harmon, “The Paintings of Grotta Campan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16, no.1 (1912), pp.4-9；贾敬颜《文豹白鹘之贡赐》，收入同作者《民族历史文化萃要》，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页179－181；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唐研究》第7卷（2001），页177－204。[2] 关于猎豹的基本情况，参看《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册，页94；张广达上引文，页182。[3] 关于猎豹的分布状况，参看上引《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册，页94；张广达上引文，页182。关于豹的总体分布，参看《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册，页16。[4]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西亚、南亚的国家曾向唐朝进献猎豹、猞猁，用于狩猎。详见张广达上引文，页177—204。[5] 中亚地区的阿萨兰回鹘曾向辽朝进献文豹，见《辽史》卷20《兴宗纪三》、卷70《属国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页245、1164。辽代契丹贵族也用豹打猎。天禧四年（1020）北宋大臣宋绶作为契丹国主生辰使到契丹，他在《契丹风俗》中写到：“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尝出三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页2254。[6] 《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页3063。[7]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汉译本，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页340。[8] 蒙古地区也产豹。赛典赤赡思丁进贡的“文豹”显然不是蒙古地区固有的品种，而是西亚地区特有的猎豹。本文对相关史料的基本分析思路是，凡是中亚、西亚和非洲进贡的豹，均视为东亚所没有的猎豹。[9]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0，谢方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214。[10] 蒙古贵族也用虎打猎。除了耶律楚材的诗，《马可波罗行纪》也提到元朝驱虎狩猎，见《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汉译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豢养以备捕猎之狮豹山猫”，页345。文中的“狮子”当译作“虎”。因为波斯文 shir可以兼指狮、虎。根据元朝的情况，译为“虎”更近乎实际。参看邵循正《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元史论丛》第1辑（1982年），页216。[11] 柔克义(W.W.Rockhill),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k to the Eastern Parts, 1253-125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何高济汉译本《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309。[12] 关于以马驮豹的悠久历史，参看前引A.M.Harmon, p.2, fig.1, p.5；张广达上引文，页178－179、189。[13] “乞烈思”为蒙古语，指皇室、诸王、重臣乘骑的马匹所在之处，他人不得靠近或穿过。参看蔡美彪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页27。[14] 《元史》卷2《太宗纪》，页33。元朝中期的资料显示，驯养猎豹使用专用的毡车，见《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造豢豹毡车三十辆”，页671。[15]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6，《四部丛刊初编》本。[16] 据《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统二年十月忽必烈“诏平章政事塔察儿率军士万人，由古北口西便道赴行在所”。十一月壬戌，塔察儿与阿里不哥激战于昔木土脑儿，“分兵奋击，大破之。”[17] 上引《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汉译本，“豢养以备捕猎之狮豹山猫”，页345；“上都城”，页268。[18] 周伯琦《近光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十首》之三“行宫临白海，金碧出微茫。饲豹仍分署，韝鹰亦有房。”[19] 熊梦祥《析津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析津志辑佚》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页232。[20] 该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陈高华先生已注意到该图及元朝的豹猎现象，参看陈高华、史卫民《中国风俗史·元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页329－330及彩图27。更清晰的图版参看简松村《弓劲马强，大漠较猎——元世祖出猎图》，（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7卷第10期（1990年1月），页5－6。[21] 张广达前引文，页189。[22] 即文宗天历元年，赏赐伯颜的是文宗。他当时正在北行夺取皇位的途中，尚未称帝，故此处用致和年号。[23] 《元史》卷124《天德于思传》，页3053；卷139《乃蛮台传》，页3352。[24] 俱见杨允孚《滦京杂咏》，《丛书集成初编》本，页3－4。这两条史料承陈高华先生教示，谨此致谢。关于宫廷宴会陈列虎豹之事，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4《帝廷神兽》有类似的记载：“国朝每宴诸王大臣，谓之大聚会。是日，尽出诸兽于万岁山，若虎豹熊象之属，一一列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页289。[25]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汉译本，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页524－526。[26] 上引《史集》第3卷，页170。[27] 《元史》，页675。[28] 上引《史集》第3卷，页464、524。[29] 本表关于蒙古诸王身份的判定主要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蒙古四大汗国的汗系表，不单独一一注明出处。[30] 转引自（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汉译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册，页319。[31] 本文《永乐大典》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精装本。[32]《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页683；卷33《文宗纪二》，页733。元朝统辖地域之内的某些官员也向朝廷献豹。如至元二十六年六月西番进黑豹；天历二年九月，广西思明州土官黄宗永遣其子贡虎、豹，分见《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页323、卷33《文宗纪二》，页741。西番、广西所献恐非猎豹。[33] 《永乐大典》卷19419《经世大典·站赤四》大德五年十二月。[34]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页434。陆峻岭先生认为此地在东非肯尼亚的蒙巴萨（Mombasa）以南。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936。笔者取前说。注意，以上任何一地都远于马合答束（摩加迪沙），这样使臣才能多领一年的分例。[35] 《元典章》卷16《户部二·分例》“应副豹子分例”。《元典章》用台湾故宫博物院1972年影印元刻本。[36] 资料出处同表2各条。[37] 《元典章》卷16《户部二·分例》“使臣·定下使臣分例”中统四年。这一标准在元朝基本保持不变。[38] 大德年间，北羊（即绵羊）肉每斤中统钞一两五钱，山羊肉每斤中统钞一两。使者一般在南方港口出海，当地只有山羊，故按山羊肉价支钞。见《永乐大典》卷19419《经世大典·站赤四》大德五年十二月。[39] 《永乐大典》卷19425节录元朝政书《成宪纲要》“鹰鹘豹子肉例”。此条另见《元典章》卷16《户部二·分例》“应副豹子分例”，文中“豹子”写做“金钱豹”。猎豹被称为金钱豹，可能是因其身上密布花斑之故。[40] 土豹即猞猁，参看《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页2005；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2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页990。关于猞猁捕猎，参看张广达上引文，页184、191。正象唐朝同时盛行豹猎和猞猁猎一样，元朝的猞猁猎也很流行，参看前引《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汉译本，“豢养以备捕猎之狮豹山猫”，页345。[41] 《元史》卷33《文宗纪二》，页728。[42] 《元史》卷184《陈思谦传》，页4238。[43] 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页131－141。[44] 《元史》卷22《武宗纪一》至大元年闰十一月，页505。[45] 《元史》卷23《武宗纪二》至大二年夏四月，页511。中华书局点校本将此处的“鸦鹘”点断为“鸦、鹘”，似不确。鸦鹘是一种用来打猎的猛禽，参看《华夷译语·鸟兽门》，收入贾敬颜、朱风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33。[46] 《永乐大典》卷19421《经世大典·站赤六》皇庆元年八月十六日。[47] 《永乐大典》卷19421《经世大典·站赤六》延祐元年闰三月六日。[48] 《永乐大典》卷19419《经世大典·站赤四》大德五年十二月。[49] 《永乐大典》卷19421《经世大典·站赤六》皇庆元年八月十六日。[50] 前引《史集》第3卷，页524－525。[51]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页262－271；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北大史学》第8辑（2001），页50－75。[52] 元朝灭亡后，用猎豹狩猎的作法在东亚似乎消失殆尽。首先，北逃蒙古贵族的实力急剧下降，又无法出海，他们获取猎豹的途径被切断了。其次，由于明朝统治集团刻意恢复汉族传统的政治、文化立场，统治者没有驱豹打猎之举。在明朝初期仍有中亚、西亚国家向明朝献豹，见《明史》卷6《成祖纪二》、卷332《西域传四》，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页89、8609－8617。明朝虽然从中亚、西亚等地得到进贡的文豹，但基本用于盛大的宫廷典礼，见《明史》卷64《仪僺志》，页1588－1589。酷爱游猎的明武宗虽然建有豹房，但不行豹猎，参看李洵《正德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页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