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雨夜上厕所失踪，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1974年4月2日晚，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建设兵团驻地处在一片黑暗中，由于下着毛毛细雨，天上并没有星星。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植被非常茂盛，白天的热带雨林犹如水墨画一样风光旖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一到夜里，热带雨林就如一个黑洞，可以吞噬一切。
因此有人说，夜晚的热带雨林总是让人感到莫名的黑怕，尤其是雨季的热带雨林。
4月2日晚上9点35分，天已经下起小雨，云南建设兵团七营三连女知青朱梅华走出宿舍，由于没有手电筒，他拿一盒火柴走出了房门，朝着约有50米距离的厕所方向走去。
通常情况下，女生都会结伴上厕所，朱梅华也不例外，但是那天晚上，朱梅华并没有邀请同宿舍的女知青刘桂花同去，刘桂花也没有在意，因为像这种情况偶尔也会有。
小雨越下越大，半个小时后已大雨如注，然而朱梅华还是没有回来，刘桂花知道上厕所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事，这都半个小时了，咋还没有回来，这令她感到焦急与不安。
刘桂花朝厕所的方向大声呼喊朱梅华的名字，但当时雨声淹没了她的叫喊声，刘桂花叫了几声后没有力气了，他站在屋里一想，朱梅华可能为了避雨而暂时躲在了对面的女宿舍里。
雨夜正是睡觉的好时机，密集的雨滴落在茅草屋顶发出奇怪的声音，而大雨打在芭蕉上则发出啪啪的声音，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催眠曲一样，使刘桂花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天已放晴，刘桂花被一阵清脆的鸟叫声吵醒，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闯进知青们的屋里，刘桂花伸了伸懒腰，她往朱梅华的床铺上一瞅，目光一时顿住了，因为床铺上是空的，朱梅华昨晚一整夜都没有回来。
难道出事了？想到这儿，刘桂花浑身一个激灵，清晨还有一点迷糊的睡意猛然间全无，她立即起床穿衣，并来到对面女知青的宿舍里查问。
女知青互相都认识，然而她们都说，从昨夜开始，她们并没有见到朱梅华，这下令刘桂花大惊失色。
她急忙跑到连部，向连长和指导员报告了朱梅华失踪的情况。
一个女知青失踪可不是一件小事，连里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又报到营部，后经过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国务院知青办公室。
兵团保卫部门成立了专案组，专门调查朱梅华失踪案，并查阅朱梅华的相关资料。
朱梅华于1953年出生于上海市普陀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天生丽质，1970年，年仅17岁的朱梅华长得亭亭玉立，她在上海普陀区新会中学读书，是公认的校花，也是很多男生追求的对象。
这一年的4月，朱梅华在知识青年下乡的口号下，她就像电影里的年轻人一样，唱着《知青之歌》去了云南建设兵团开垦种地，她被分配在云南建设兵团七营三连。
这个连队的女生并不多，而朱梅华是最为耀眼的一个，她也是兵团里公认的美人，认识的人很多。朱梅华在兵团一干就是4年。
兵团专案组为了寻找失踪的朱梅华，命令知青们在附近的区域进行地毯式的搜寻，将附近的人家都问遍了，周围的雨林找了好几遍，但是仍然没有找到。
于是专案组又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并派人到附近的码头、车站、旅馆等地寻找，然而几天过去了，专案组一无所获，朱梅华好像人间蒸发了，也好像兵团里从来没有过朱梅华一样。
出动如此多的人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寻找，却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这令专案组很疑惑，他们仔细分析这一案件，研究了朱梅华失踪的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私自回家。云南建设兵团地处农村，知青们基本上每天都要下地干活，劳动强度还非常大，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有知青探亲不归的情况发生，朱梅华可能是私自跑回了家。
但是朱梅华失踪的那天晚上大雨磅礴，知青驻地交通条件差，又是漆黑的夜晚，她要想走到车站或者码头是很困难的。她完全可以利用探家的时间不回来，没有必要在雨夜出走。
专案组派人前往上海市朱梅华的家寻访，但调查人员没有搜集到朱梅华回家的任何信息。
第二种可能是非法越境。朱梅华所在的生产队离中缅边境不到20公里，当时偶尔也有人越过边境到缅甸去，朱梅华有非法越境、进入到缅甸境内的可能。
但朱梅华平时并没有透露过这种想法，也没有非法越境的动机，但是有雨夜迷路进入缅甸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要在一个雨夜，穿过热带雨林行走20公里到边境，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再说朱梅华在缅甸没有什么亲戚和朋友，她去缅甸干什么！
专案组问了边境管理部门，反馈的信息显示，在朱梅华失踪前后的这段时间里，中缅边境没有发生非法越境的事件。尤其是西双版纳这一段边境线，风平浪静。
第三种可能是自杀，当时朱梅华年仅21岁，正值青春年华，有可能在情感问题上想不开而选择自杀。
但是接触过朱梅华的人都知道，朱梅华性格开朗，不太会自杀。女孩子自杀，往往是因为有心爱的男人，但是男人却不爱她，在心灰意冷的情况选择殉情，但是朱梅华不存在这种情况。
还有一点很关键，如果朱梅华是自杀，那么尸体在哪里？如果是自杀，肯定没有人会给她埋尸体的，如果是投水自尽的话，附近的河流和池塘都没有发现尸体。
第四种可能是朱梅华在上厕所的过程中，遭到了歹徒的袭击，歹徒行凶后毁尸灭迹。但是那天晚上下雨，歹徒怎么知道朱梅华去上厕所，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不能排除。
第五种可能是情杀，因为在当时众多的女知青中，朱梅华不仅身材好，而且相貌还十分出众，她平时喜欢交际，朋友很多，所以情杀的可能性不排除在外。
一个明显的佐证，她可以让同宿舍的刘桂花一起去，但她却选择一个人前去，还特地拿了一盒火柴，她有可能约好的时间和别人幽会，最后被杀害。
专案组研究后认为第五种可能性很大，于是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全力查找尸体，二是排查嫌疑对象。
专案组组织人员对附近的灌木丛、河流、土地等进行全面搜寻、打捞和挖掘，并重点对红堡水库实施彻底打捞，但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二是排查嫌疑对象。最后确定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第一个重点嫌疑对象是男知青祝为鸣（化名，以下相同），他和朱梅华的关系特别好，也因他和朱梅华的特殊关系而首当其冲被怀疑。
祝为鸣和朱梅华都是上海市人，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两人还是中学同学，一道来的西双版纳，两人一起被分到了建设兵团的七营三连，平日里两人关系甚好，在别人的眼里，两人就是恋人关系。
祝为鸣成为重点嫌疑对象后，专案组让知青们提供线索，有一个知青反映，说她在朱梅华的火柴盒上发现了有人歪歪斜斜写了几个字：火烧朱梅华。
她认识祝为鸣的笔迹，她说这几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字就是祝为鸣写上去的。
当时在外人眼里，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有人说祝为鸣在追求朱梅华，但是作为热恋中的祝为鸣，为何要写出这么恶毒的语言呢。
那个知青向专案组提供情况后，专案组立即控制了祝为鸣，并讯问她为何在朱梅华的火柴盒上写下“火烧朱梅华”几个字，而那天晚上朱梅华也是拿着火柴盒出去的。
祝为鸣说他和朱梅华产生了感情危机，于是写下了那个威胁性的语言，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
祝为鸣被纳为重点嫌疑对象，专案组对他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在审讯过程中，祝为鸣拒不交代。这使专案组一度认为是祝为鸣杀了朱梅华。
祝为鸣被关起来审查了半年，被关押的房子很小，祝为鸣心情十分低落，他几乎时时刻刻都躺在床上，由于长时间不下地走动，而且由于艰苦的生活条件，这让他的肌肉开始萎缩，加上西双版纳气候潮湿，这加重的他的病情。
专案组询问了大量的当事人，有一位当事人说祝为鸣在半夜一点多只出去过一次，大约15分钟后他返回宿舍。如果祝为鸣作案的话，他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尸体。
而朱梅华上厕所的时间是在晚上9点35分，这离祝为鸣出去的时间差了三个多小时，专案组最后确定，在朱梅华失踪当晚，祝为鸣单独作案是没有充足时间的。
祝为鸣被关了很久，但又查不出什么直接证据，无奈之下，专案组只能放人。
1979年初，知识青年开始返城，而受了不少苦的祝为鸣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但他的身体状况却是每况愈下，1米8的身高看上去骨瘦如柴。
由于他身体不好，也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他随便找了一个人做妻子，并生了一个孩子，1995年，42岁的祝为鸣被确诊为胃癌，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也离他而去。
祝为鸣感到了生活的凄凉，他身边已没有亲人，于是只好养两条狼狗陪伴，他天天抽烟，这加重了他的病情，由于行动困难，狼狗会将香烟叼给他，但这样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便死在家里，直到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被怀疑是知青杀知青的第一个人祝为鸣就这样凄惨地走了。据说，有关部门的材料里，他的嫌疑到死也没有解除。
第二个重点嫌疑对象是七营三连指导员蒋井杉（化名，以下相同）。而蒋井杉被确定为重点嫌疑对象还是半年以后的事。
蒋井杉已经结婚，但是夫妻关系并不好，蒋井杉是西双版纳当地人，他和一个侄女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被他的老婆发现，随即告发了他。
这一事件的突然发生，使专案组开始怀疑蒋井杉，于是让所有人提供情况。很快连长董朝同、副指导员周萍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连长和副指导员都是连长蒋井杉挨着墙的邻居，两人和蒋井杉的妻子都非常熟悉，蒋井杉夫妻关系不好。
有一次蒋井杉夫妻两人吵架后，便跑到连长董朝同的宿舍，当时副指导员周萍也在，蒋井杉的妻子告诉连长董朝同和副指导员周萍：
在朱梅华失踪的那天夜里，蒋井杉的妻子看到丈夫蒋井杉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他满身雨水，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脚上沾满了泥，一句话没说便脱衣洗澡。
在蒋井杉洗澡之前，她的妻子发现他把一块手表悄悄塞进墙缝之中。
对于这一举动，蒋井杉妻子当时没有在意，直到朱梅华失踪后，她细想那晚丈夫的情景，才感觉不对劲，于是就从墙缝之中找那块手表，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而巧合的是，朱梅华就有一块价值185元的瑞士天克诺手表，这块手表是她在回上海探亲时父母为她买的。
专案组特地查看了朱梅华的遗物，但是没有发现那块瑞士手表，专案组推断在案发当晚，朱梅华可能是戴着这块手表去上厕所的。
也因如此，蒋井杉被列为重大嫌疑对象。
还有重要的一点，蒋井杉有两间房间，其中通过一间房间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每位知青宿舍门口的状况，这其中就包括朱梅华的宿舍。
专案组来到蒋井杉的房间发现，如果朱梅华上厕所，蒋井杉站在屋里通过窗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只需要在窗户纸上捅一个洞就可以。
专案组问蒋井杉的手表哪儿去了，他矢口否认有手表的事。专案组问他那天晚上究竟干什么了，他说那晚雨大，屋边不远有一个小水沟堵住了，他去疏通一下，但是没人可以证明，而且那晚大雨，专案组无法判断其说的话是真是假。
但是蒋井杉怎么也脱不了杀人的嫌疑，不过这件事引起了轰动，知青们怎么也想不到，最后的杀人嫌疑竟然落到指导员的头上，而且他还是连队里唯一参加专案组的一员。
当时的保卫干事孙向荣全程参加了专案组，根据他的回忆，蒋井杉一边承认说，是他把朱梅华诱骗到家里，侮辱之后再将尸体掩埋在猪圈里，另一边他又要求翻供，对之前所说的话全盘否定。
经过实地挖掘，专案组在猪圈里并没有找到朱梅华的尸体。于是，专案组再次大规模对附近雨林里可疑的地方进行挖掘，但都一无所获。
不过蒋井杉因侮辱未成年的侄女获罪入狱7年，对于谋杀朱梅华一案则证据不足被释放。
保卫干事孙向荣也是上海知青，他一直放不下这个离奇的案子，2002年4月2日，在朱梅华失踪28年的日子里，他忍不住去了朱梅华的家。
朱梅华的母亲姓陶，此时已满头白发，显得十分苍老，她拿出1973年女儿朱梅华回上海探亲时拍下的照片，老泪纵横。
这时朱梅华的母亲告诉孙向荣，这一次她问女儿朱梅华为何不常回来探亲，朱梅华说：“妈妈，我回家是会没命的！”
但是无论母亲怎么问原因，她都不再回答，最后朱梅华的母亲委托孙向荣，再跟当地公安部门联系一下，能否再继续对女儿失踪的案件予以关注，如果找不到凶手，她会死不瞑目。
孙向荣将自己整理收集的材料，寄给了当地的公安局，但是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直到一个月后，当地公安局给出了书面回应，说这件案子他们又进行了研究，但是一直没有眉目。
上海的知青后来经常会有一些聚会，他们时常会说起朱梅华，作为同一代人，他们又都在一个团里生活过，都和朱梅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正是不忘这份情谊，知青们一如既往地搜寻着朱梅华失踪的线索。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朱梅华的尸体，知青们总是幻想，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朱梅华可能在幸福地活着，而此时她已经68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