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判了皇帝的态度,更误判了朝廷动向?苏轼为何不招宋神宗待见?

熙宁二年五月,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闲置、沉默之后,苏轼终于对朝廷变法提出意见了。四月,朝廷下令讨论科举改革,正“判官告院”的苏轼便写了一份 《议学校贡举状》,率先发表了不同意见,彻底否定取消诗赋而代之以经义策论的改革主张,认为诗赋优于策论。科举改革是少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赞成的改革,苏轼此时跳出来,大有为反对而反对、“故为异论”的嫌疑。不过宋神宗看了之后并未生气,而是立刻召见了苏轼予以嘉奖。当然并不是神宗重视苏轼的反对意见,而是因为苏轼在回应他“臣僚,各限一月,具议状闻奏”的命令,他想要召见苏轼以资鼓励,让其他臣子踊跃参与新法大讨论。

苏轼显然是把受到皇帝召见理解成了别的意思,更何况当时神宗还说了一些“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虽朕过失,指陈可也”的勉励之语,使得原本观望的苏轼迸发出了热情,主动地跳入了变法大争论的泥潭。八月,他出题时做了两条《国学秋试策问》,暗含对王安石专断朝政和“新法”刻意求财的抨击。王安石察觉了他的敌意,于是在当年冬天将他调到权充开封府推官的位置上,“意欲以多事困之”。不过,他似乎小看了苏轼的天才,苏轼在这个位置上不仅“决断精敏,声闻益远”,还能有空议政。十二月,苏轼因为朝廷要强卖市场上的“浙灯”,向神宗进谏 (《谏买浙灯状》)。皇帝接受了他的批评,并且立即改正了买灯之举。在试探过皇帝的态度之后,深受鼓舞的苏轼在腊月写出了 《上神宗皇帝书》,隔年二月又写了 《再上皇帝书》,成为反新法的代表作。

但苏轼错得离谱,他既误判了皇帝对他的态度,更误判了朝廷的动向。考察几次上书的时间,人们会对苏轼在变法之初的举动感到惊讶:他写 《议学校贡举状》时,正值旧党掀起一波反新法大潮,以御史台长官吕诲为代表的旧党人物正在非难新法,大肆攻击王安石人品;而他写 《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之际,正值庆历元老韩琦、欧阳修连章反对青苗法。特别是韩琦,他在英宗、神宗即位起过关键的 “定策”作用,其对新法的反对给神宗和王安石带来的压力非外人所能想象。原本倡言改变的苏轼一改之前主张,配合守旧对新法和王安石发动攻击,不能不让神宗相信印证王安石对苏轼所下的“所学不正”“为世患甚大”的看法,对他印象变得极差。

不管后人再怎样粉饰苏轼的动机,他在熙宁二年到三年的举动在政治操守上都很难称得上是无懈可击。固然,他可能是受过庆历大佬的赏识,却不过情面加入了反新法阵营,然而在他上书中让自己政治主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并且不就事论事,而是集中对昔日有恩怨的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给皇帝留下好印象。熙宁三年(1070)八月,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苏轼在奔丧时挟带货物即私盐,又冒称朝廷差遣向地方借用兵卒,诏下八路按问。后人多认为此乃王安石授意,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苏轼苏辙两人同行,弹劾却只针对苏轼一人,而且神宗对“八路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的阵仗并未有任何反对表示,若说他一直对苏轼有好感,那同苏辙相比,好感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一点。实际上,神宗对苏轼的看法在他同司马光的谈话中表露无遗。“八路按问”旨意下发后,司马光被激怒,第二天就面见神宗坚决请辞。一向敬重司马光的神宗在挽留时很困惑:“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言外之意,你司马光忠厚君子,干嘛为这种小人跟我置气呢?他对苏轼看法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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