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海】上海“朱葆三路”考 ——以地方志为中心
摘 要： 通过翻检新修地方志， 考证得出位于近代上海法租界内的朱葆三路曾经历过命名—改名—复名—再改名等阶段，首度命名始于1922 年，中止时间为 1943 年 10 月 9 日。 大约从抗战胜利初期至 20 世纪50 年代又被复名使用，总计使用时间30 年左右。
朱葆三（1848－1926）， 名佩珍， 字葆三， 以字行，浙江定海县（今舟山市定海区）人。他于1861年随乡亲到上海“学生意”，从勤恳有为的五金业小学徒做起，凭借一诺九鼎的诚信魅力，最终成就了十里洋场“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赫赫显名。作为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宁波帮”领袖之一，朱葆三不仅在国内外投资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工商业、轮运业、金融业，还积极投身、赞助辛亥上海光复运动和“二次革命”，并担任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职务。
朱葆三肖像
朱葆三富而不忘乡国， 尤其是在他的后半生输资出力襄助国内外慈善公益事业无数。为表彰朱葆三对近代上海市政和国内外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命名了一条“朱葆三路”。在旅沪“宁波帮”中仅有两人获得这般“殊荣”，另一位为慈溪人虞洽卿，而朱葆三路的命名时间要比虞洽卿路早14 年。
下面笔者利用资料价值较为丰富的新修方志，对朱葆三路的命名、使用时间、复名、废名等进行综合考证，限于史料及本人的学识水平，错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指正为盼。一、起始时间在1922 年，而不是1926 年。
近代上海租界内陆名取法各异， 其中公共租界的地名主要使用外省市名称如浙江路、江西路、四川路等，而法租界道路则大都使用外国人名如霞飞路、福开森路、陶尔斐斯路等。然而在法租界众多马路中却有一条以宁波帮巨擘朱葆三名字命名的道路———“朱葆三路”（Chu Pao San，Rue，中文偶作“朱葆山路”），显得十分令人瞩目。朱葆三路现名溪口路，位于今黄浦区，北通延安东路，南接金陵东路，介于四川南路、江西南路之间并和它们保持平行。
20世纪30年代的朱葆三路街景
一般说来， 旧上海租界道路的命名大多出于租界当局对当事人社会地的认可和对其公益功绩的奖赏。朱葆三曾将位于上海虹口的一块空地捐给公共租界用于建造提篮桥监狱， 后又将一条马路捐给法租界。为感谢朱葆三的捐赠，法租界公董局特将该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又比如，陶善钟因将地皮捐给上海租界工部局用于造路，遂在历史上有了一条叫做善钟的马路。
关于朱葆三路的命名时间，有多种说法。占主导的说法认为是在1926 年9 月2 日朱葆三去世以后，如陆志濂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朱葆三》一文中这样写道：“1926 年9 月2 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朱葆三于上海斜桥寓所病故，终年79 岁。遗体由上海运回定海安葬。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一条马路———朱葆三路 （今溪口路）作为纪念。”陆先生是宁波帮研究专家，此说影响甚大，被广为转引。《宁波帮大辞典》作为宁波帮研究的必备工具书，显然因袭了陆先生的观点，“1926 年9 月2 日在上海病逝。同年，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命名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的马路为'朱葆三路’”。《上海通志》则这样写道：“（朱葆三）晚年致力社会公益事业，在上海、宁波等地兴办教育、医院、慈善各项事业数十项，为此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名一条马路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1926 年9 月2 日，病逝于上海。”该书虽然认为朱葆三路命名于朱葆三生前，但具体时间不清。有些则对具体命名时间作了有意回避，“法租界公董局曾以其名定为路名———朱葆三路，即今溪口路”。
20世纪40年代朱葆三路街景
通过查阅上海近年来出版的新方志以及《申报》等文献，笔者觉得有理清关系、纠正谬误的必要。从上海早期报纸《申报》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早在1926 年前朱葆三路就已公开出现在申城媒体。如1924 年11 月20 日，该报刊登了一则简讯，全文为：“镇海旅沪商人盛竹书、傅筱庵等发起组织同乡会于朱葆三路，昨特通函旅沪同乡云：敬启者，吾邑旅沪同乡，数以万计，散若盘沙。同人等特组织镇海旅沪同乡会，借以联络乡情，协谋互助。业于法租界朱葆三路二十六号岱定会所， 于阳历十一月起，先从征求会员入手。唯是体雏形略具，基础方新，促进发展，端赖贤哲。素稔台端关怀桑梓，具有同情，用特敦请为本会会员，共策进行。并请征求同邻，联翩入会。本会俟收到会费入会书后，先给收据，再换证书，以资信守。再此次征求之期，拟限一月，尚望迅予进行，早观厥成，纫感公谊，尤无既极云云。”在这则短讯中两次提到朱葆三路，由此可见朱葆三路的命名时间最迟也不会晚于1924 年11 月20 日。在此要说明的是，朱葆三虽祖籍台州黄岩，随父落籍定海，但因系宁波镇海虹桥朱氏后裔，遂也成为镇海旅沪同乡会会员。镇海旅沪同乡会在朱葆三路召开，似乎有仰仗朱葆三在近代上海滩重要地位， 便于同乡会扩大影响力、知名度的意思。在翻检相关文献时， 笔者发现由上海地名主管机构颁布、具有较高可信度和权威性的地名文献书———《上海地名志》在已废弃使用的路名中记录朱葆三路命名时间为1922 年。《黄浦区志》也作1922 年。20 世纪20 年代初期正是朱葆三从事慈善事业富有成效的时期。对此，笔者认为朱葆三路始命名于1922 年是可信的。
但是，在个别书上提到朱葆三路早于1922 年设立。例如称沈炳根“学得制鞋手艺，于清光绪二年（1876 年）试制成上海第一双皮鞋。后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开设沈永兴皮鞋作，收徒弟10 余人，生产皮鞋。”或称作坊设在溪口路，“光绪二年（1876 年）鞋匠沈炳根仿“洋鞋”制成上海第一双现代皮鞋，在溪口路开设沈永兴皮鞋作。”查沈氏卒于1917 年， 照此推算朱葆三路命名是在1876 至1917 年间，这不太可能。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该作坊所在的位置或者马路就是后来命名的朱葆三路，也就是今天的溪口路。“清光绪二十九年，毛载元笔庄在永兴街（今溪口路）开设。”据此，可知永兴街系朱葆三路的前身。
民国二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中标注的“永兴里”，其位置基本上就是后来的朱葆三路
曾在两个时间段使用，经历命名———改名———复名———再改名等阶段通常认为上海法租界朱葆三路的使用时间是从1922 到1943 年。其实，在此之后还有一段十年左右的使用时间。因此，我们可以将朱葆三路的使用时间看作是由两个时间段构成。（一）第一时间段为1922 年至1943 年10 月9日《上海地名志》附录《市区旧今路名对照表》将朱葆三路的连续使用时间定为1922 至1943 年， 但是未注明具体结束时间。其实， 朱葆三路的改名与法租界的宣告结束有很大关系。上海法租界开辟于1849 年，在历史上有三次大扩张。由于“二战”的爆发，法国维希政府于1943 年2 月23 日声明放弃在华租界和治外法权。同年7 月22 日，汪伪政权与法国政府订立《关于交还上海专管租界实施条款》。30 日，汪伪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在法租界结束两个多月之后， 也就是中华民国32 年（1943 年）10 月8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颁布“沪市四字第12468 号”训令：“查本市一、八两区及以前越界筑路路名多用西文，兹者租界收回，亟应更正，以肃视听，现经制定更正路名表，着自本年十月十日起一律改用新名。”在《更名路名表》中，拟将朱葆三路改名为“溪口街”。后来正式推出的路名为“溪口路”，而当时的溪口就是朱葆三家乡宁波下面的一个镇，它也是蒋介石的出生地。由此可见，朱葆三路在第一阶段停止使用是在1943 年10 月9 日，也就是说在这21 年间朱葆三路一直存在着。（二） 第二时间段大约从抗战胜利初期至20世纪50 年代被复名使用《上海地名志》在所附的“命名更名文件摘编”中收录多份地名更改文件， 例如民国34 年10 月29 日《上海市政府布告》（布字第25 号）、民国34年12 月《上海市政府布告》（布字第34 号）、1950年5 月25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告上海市新订若干条道路及公园名称》（ 市秘四字第1209 号）、1964 年5 月2 日《上海市城市建设局上报市人委关于根据王孙慈等建议不要随便更改地名案进行检查处理的情况报告》（[64] 沪城任修字第1786号）、1964年8 月12 日《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关于更改三官堂路61 条路名的通知》（[64]沪城创任修字第478 号）等，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关于朱葆三路复名和再次废止的记载信息。而一种说法是在1947年朱葆三农历百岁诞辰时，上海市政府曾将溪口路复名为朱葆三路；新中国成立后，又改为溪口路。下面对朱葆三路第二阶段的更名和使用时间予以考证。
《上海出版志》附录《中共上海部分秘密印刷所一览表》将创办日期为1945 年9 月的信昌印刷所登记为溪口路12－14 号。印刷登记部门对包含门牌号码在内的印刷厂家信息进行审核， 应该比较仔细。笔者认为印刷登记时的路名信息不会也没作假的必要。也就是说在1945 年9 月时，朱葆三路可能尚未复名。但是，也有明确称朱葆三路此时已恢复使用。“民国34 年九十月间，上海电话公司有职工31 人参加国民党，并在朱葆山路（现溪口路）12 号国民党第一区党部会议厅， 召开一区二十八分部成立会议。”这种称呼之间“撞车”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处在朱葆三路和溪口路新旧路名、路牌并存共用，并逐__渐恢复启用朱葆三路的过渡时期。《上海新闻志》附录的《上海新闻报刊一览表》称，由郭沫若主持兼发行的《建国日报晚刊》馆址设在朱葆三路25 号2 楼，由上海建国日报社出版发行，创、停刊日期为1945 年10 月10 日至24 日。解放前路名的兴废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 尤其是像上海那样的近代大都市因西方殖民者划分租界和汪伪政权的统治而更加明显。朱葆三路在被废弃使用两周年之后被明确提及与当时抗战胜利这一时代背景有关。可以这么说，作为驱除日寇、树立政府形象的重要一部分以及对汪伪政权当年接收法租界进而更改路名的不信任、不承认，至迟在抗战胜利的第一个“双十节”时，朱葆三路应该得到了恢复使用。
此后，朱葆三路被持续保留使用。如中共中央的《群众》周刊“1946 年6 月3 日从第11 卷第5 期起迁到上海出版，改为周刊，社址在上海朱葆三路25 号11 室。” 1946 年9 月，震惊全国的“臧大咬子命案”就发生在朱葆三路。“民国35 年（1946 年）9 月22 日夜间，人力车工人臧大咬子拉了西班牙人赖令奈到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安乐宫舞厅，车停下后赖令奈未付车费即入内。臧在门口等候很久，见赖令奈与一美国水兵饶德立克踉跄出来， 臧即向赖索取车费，不料钱未到手，反被饶德立克不问情由，挥拳猛击，以致倒地，不省人事，顿时引起旁观者不平。”
据《上海城市规划志》“第六篇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第三章专项工程规划”可知，同样是在1946年， 上海有关部门曾提出建造一条穿越黄浦江的越江隧道计划， 而朱葆三路是该计划的西起点。“民国35 年，上海成立越江工程委员会……同年，以茅以升为首的中国桥梁公司受越江工程委员会委托，提交了《上海越江工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上海为一商业性都市， 黄浦江是它的生命线，因此为黄浦江建造任何越江工程，必须不妨碍其水上交通。对隧道和桥梁方案进行比较后提出，江南造船厂的下游不宜建造固定式高架桥或活动桥，以适应港埠发展和满足国防要求。对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外滩、十六铺、董家渡和日晖港4 处论证后，选择：中正东路外滩作为建造隧道地点，隧道西起中正东路、朱葆三路（今溪口路）……。”
1947 年时候，该路名依旧被人们所使用。“民国36 年（1947 年）……3 月20 日，周新民代表民盟点收了中共在沪的马思南路“周公馆”房产物资和朱葆三路（今溪口路）《新华日报》社房产。”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浦西部分道路作了更名，但未提到朱葆三路的改名情况。可以认定的是朱葆三路在上海解放初期依然被使用。根据《上海工商社团志》反映，“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8 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随即整理全市各同业公会，登记在册的工商业同业公会285 个。”在《1949 年9 月上海市同业公会情况表》上明确列出该市毛绒线商业、毛巾被毯工业等行业公会均位于朱葆三路12 号2 楼。
新中国成立后，朱葆三路仍得到使用。“1950年1 月7 日，上海化学工会建立。会址：上海市总工会二楼，后迁朱葆三路（溪口路）12 号。”《上海工商社团志》的《1956 年归口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整理的会馆公所》中记载：“1956 年，上海市民政局向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社会团体登记和旧社会团体处理工作的意见报告》，8 月6 日获得同意批复，同月23 日向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10 家单位发出《为归口社团的材料移请你处研究见复由》一文，就社会团体的归口整理事宜交换了意见，同时附上归口团体的清单，计71 家。至1958 年，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经向有关行业进行了近3 年的调查核实，上述公所的活动已告结束，遂对其房产或余留财产作移归于相关行业或市、区工商联的处理。”在附录的《1956 年归口于市工商联整理的会馆公所情况表》将周顺坤的洋铁公所所址登记为“朱葆三路26号4 楼”。由于朱葆三路和溪口路二者之间多次遭循环更替改名， 所以无法避免在一段时期内存在新旧地名、路牌被书面或口头混合使用的可能。如《上海工商社团志》的《同业公会名录》列有《1945 年12 月新组织的同业公会情况表》，表内将李道发等人筹备的毛巾被毯业同业公会会址填写为“溪口路12 号2 楼”； 在《1948 年上海市同业公会情况表》中将负责人李道发的毛巾被毯工业同业公会会址填写为“溪口路12 号2 楼”、负责人寿景伟的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会址填写为“溪口路12 号2楼”。《黄浦区续志》附录《1950年3 月登记的外商在沪进出口企业情况表》将安罗洋行和萨登洋行的地址分别登记为溪口路26 号3 楼和25 号64室。 “（1952 年）5 月19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黄浦区办事处（简称“人民银行黄浦区办”）由原市人民银行南京东路第一办事处改组成立， 下设分理处7 处：宁波路分理处、江西中路分理处、延安东路第一分理处、延安东路第二分理处、四川中路分理处、溪口路分理处及北京东路分理处。”朱葆三路被改名溪口路， 并彻底结束在第二阶段使用的具体时间待考。但很清楚的一点是，从20 世纪60 年代起，朱葆三路从上到政府公文下至民间口头称呼已经淡出人们视线。“（上海市化学工业局职工财经中等专业学校） 创建于1963 年……校址原在溪口路12 号，1965年迁到漕溪路165 号。”可以肯定的是，朱葆三路在第二阶段被废弃使用的时间最晚应该在1963 年。20 世纪70、80 年代早已没有朱葆三路这一称法。“（20 世纪）60 年代后期至70 年代，境内九江路、北海路、厦门路、贵州路、溪口路、山西路等较小的道路也种植约10O 株行道树。” “1987 年3 月17 日，盾构进入浦西市中心外滩地层。盾构向1 号竖井推进中，要在13 幢房屋建筑地基下穿过； 通过中山东二路、四川南路、溪口路和江西南路等交通干道，路面下共有各类公用管线22 条，给隧道施工带来难度和风险。”
结合以上考述， 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的朱葆三路应该在抗战胜利初期得到恢复使用，且大约在20 世纪50 年代被废止，使用时间十年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朱葆三路是旧上海租界里少数几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道路之一。另外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道路有公共租界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西藏南路）、法租界灵桂路（今长乐路362 号）和善钟路（今常熟路）。需要指出的是，朱葆三路与其他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一样， 大多是当事人在世时候命名的，这就带有鲜明的表彰奖励色彩。这些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到今日均未保留，持续使用时间短则7 年，长的达78 年。
一些介绍老上海的外文书籍将朱葆三路称为“Blood Alley”
曾以“血巷”闻名，并被中外学者广为记载朱葆三路靠近上海外滩，当初全长不及一百米，座落有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安乐宫舞厅、华都舞厅等建筑物。法国最初的驻沪领事馆、浙江省银行分行、上海市棉花号业同业公会、铝器工业同业公会也曾经设在朱葆三路（溪口路）或其附近。1926 年11 月6 日，朱葆三出殡时灵柩也特意绕经朱葆三路。现在的溪口路则要比它的前身朱葆三路略长一些，长146 米，宽12 米。但是， 承载着荣誉的朱葆三路以及改名后的溪口路，却在一段时期内背负着不太好的名声。那里歌舞表演、餐饮酒店业畸形发展，甚至长期沦为低级妓院招徕外人享乐嫖娼的地方。“在溪口路以西，福建路以东地段，有专门接待外国水手和水兵的粤妓，西人叫'咸水妹’”。
20世纪40年代朱葆三路上一间酒吧的业主
当时朱葆三路酒吧使用的代币，类似于游戏币，可在指定酒吧消费
因该路废止使用距今半个多世纪， 使我们难以尽知往昔街上风情。幸好上海本土文化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译审许步曾先生对此作了一番历史考察，向我们展现了当年的情况，特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朱葆三路是一条不足100米的小马路， 但在当年却开设了许许多多歌舞酒吧，吸引了大批外国水兵、水手，到那里去寻欢作乐，纸醉金迷，为了歌舞女郎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经常酿成血案，因而这条路在“烂水手”中间，又被称为Blood Alley（“血巷”）。”许步曾先生1927年出生于上海， 他关于朱葆三路的回忆尽管可能不太全面详尽，但是应该是建立在亲见亲历或者口述访录和资料搜集等基础之上， 因此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当时，由于朱葆三路上经常出现涉外的斗殴事件，所以上海警方经常与外国宪兵一起维持该地区秩序
西方人士对朱葆三路也比较关注， 他们笔下的朱葆三路充满着严重的罪恶和仇杀色彩。比如伯纳德瓦瑟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曾在1998年出版的《在上海的秘密战争：一个关于间谍、阴谋和背叛的不为人知的二战故事》（Secret War inShanghai： An Untold Story ofEspionage，Intrigue，and Treasonin World War II）一书中提到朱葆三路。他写道：“遍及整个城市的持续暴力威胁呈现出政治暗杀、帮派冲突或者争风吃醋等形式。法租界里玷污鹅卵石的血巷（朱葆三路）证实在外国士兵和水手之间频繁的打架斗殴。上帝，谁让上海去忍耐所多玛和蛾摩拉欠的道歉，所以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只是在自己的寓所内努力对抗着恶魔。一名持赞同意见的中国记者写道：'上海， 一城建造在24 层地狱之上的48 层摩天大楼。’”此外， 居住上海数十年的江似虹（TessJohnston） 长期来以西方女性的视角关注上海西式老建筑和外国人在老上海的起居生活。
2000 年，她的画册《上海法国城：旧上海法租界的西式建筑》（FrenchtownShanghai：western architecture in Shanghai＇sold French concession）在香港出版，书中辟有专门介绍朱葆三路的章节———“朱葆三路又称'血巷’”（“Blood Alley” or Rue－Chu－Pao－San）。诸如此类的书籍还有不少。
文字来源：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2月刊，因篇幅原因注释有删节 作者：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应芳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