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夜话〗人物琐谈（10）.张玉庭

来 源：迁西县文史资料第9辑《往事回眸》（孙法仲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7出版）

撰 稿：张连民

撰稿时间：2008.08

张玉庭（摄于1970年代）

父亲黎明，原名张玉庭，河北省迁西县三屯营镇六宝峪村人，生于1921年阴历二月初一。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村干部，化名张治民，后因日本人悬赏追捕，改名黎明。1978年7月5日在唐山市病逝。

1928年，即父亲在本村念书的第三年，由于东北张学良的军队入关，社会秩序混乱，无法继续念书，只好在家跟随大人们一起下地劳动。1938年伪治安军到处抓青壮年当兵，父亲为了逃避当兵，经人担保，到中家峪宝兴金矿当小工。3个月后金矿亏损，父亲被解雇。因为不敢回家，又托人担保到金厂峪日本人开的康德矿业所打工。工头对工人又打又骂，每天3顿稀饭，而且米都是发霉的，根本吃不饱，经常生病，几乎天天都有工人不治而死。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于当年9、10月间悄悄跑回老家。正赶上冀东抗日暴动，遂慨然加入并参加了一些活动。

1939年上半年，日本人在潵河桥开金矿，叫“兴亚矿业公司”。该公司由日本人出钱，中国人管理，矿山在赵庄子。父亲通过我的一个表爷〔赵长清，赵庄子人，太奶的堂侄〕担保，到矿上打小工。这时，三屯营建立了抗日政权。父亲的堂伯父张金祥〔化名张兴国，时任总区秘书，后牺牲于承德〕告诉父亲说，太爷不让他给日本人做工。为此，父亲借故回家，参加了六宝峪村报国队并担任队长，组织群众站岗放哨、抬担架、传送信件、破坏敌人交通。

1941年3月，父亲经地下党员高明和张大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10日转正。宣誓时，在场的有高明、张大兴、贾中兴。转正后担任武装委员，为了隐蔽斗争，化名张治民。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日军到处建据点，敌占区的村干部有的被杀害，有的自首，有的当了汉奸，能坚持下去的越来越少。当时，六宝峪村的主要干部也被暴露，敌人威胁伪保长送村干部自首，但没有得逞，于是经常讨伐六宝峪，并胁迫村里成立反共自卫团。在区委的领导下，村支部开展了积极的斗争，将暴露的干部转移到外村，没有暴露的仍留在村内，与区委保持联系。从这时起，父亲经常与冀东区总区长王维舟一起活动。

1942年冬，十五军分区和地委在滦东区栗树庄开办农村支部书记训练班，父亲参加了。原定培训时间1个月，但因敌人大扫荡，半个月就结束了，回村后就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原党支部书记调区委任分区委员。当时生活不稳定，斗争很艰苦。同年春，敌人到处搜捕，父亲又化名黎明。敌人抓了几次没抓到，恼羞成怒，就在过年那天将我家房子一把火烧了。

经过几次反扫荡的胜利，抗日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形势逐渐有了好转。1943年下半年，敌人被迫撤出据点。入冬，父亲担任区委分区委员兼村支部书记。1944年3月，迁青平县委派父亲到报社接受培训，半年后分配到六区担任组织干事。同年11月，六区宣委李东调任七区区委书记，父亲接任其职。1945年6月16日，父亲在迁青平县下山口被捕。当晚，在被押往敌据点时跳崖逃脱。

1945年11月，父亲调往东北工作，同时调动的还有张帜〔原名张金玉，父亲的堂叔，解放后任河北省承德地区公安处处长〕。他们一起到县委机关〔当时驻在滦东的一个村子里〕转关系时，县委书记韩子英找父亲谈话，有意让他留下，任青龙县某区书记，父亲没有同意，第二天又到地委〔当时在遵化县卢古寨〕转了关系。同年6月到热河省政府报到〔省政府副主席李子光接洽〕后，被分配到省政府邮政管理局工作。1946年4月，调到热北林西县任邮政局副局长。1946年10月，国民党大举进攻热河，省直机关主动撤退到林西县，邮政、交通全部断绝，邮政局奉命撤销，职能一部分合并到中央分局交通科，一部分合并到热河省政府。之后，父亲调省政府秘书处总务科主管生产经营，在瑞升货栈当经理。1947年5月，为贯彻“五四”土改指示，货栈奉命撤销。此时，彭真同志调中央工作，路经林西时向中央分局要冀东干部1人作行军向导，父亲被抽调到彭真直属部队当指导员。行军30多天后，暂住在迁西县钓水院〔冀东区委驻地〕。之后，父亲留下，参加了区委组织的土改调查工作团。1947年10月，工作团集中在遵化县堡子店整党〔“三查三整”〕。整党还未结束，父亲又被调往冀东行署财政厅宏达被服厂任厂长。后来，行署合并，成立河北省政府，被服厂奉命撤销，又到唐山花纱布公司任轧花厂厂长。

1949年5月河北省全境解放，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同年12月，奉命在北京组成财经大队，由吴作民、瞿昌宗、刘华率队，于1950年2月随野战军一路步行〔途经贵州，化装，由云南地下党接应〕进了昆明。昆明和平解放后成立贸易总公司，父亲任贸易总公司计划科科长兼资料科科长。1951年4月，贸易总公司撤销，成立云南省商业厅，父亲调任云南省贸易公司经理、云南省食品公司经理，后又调任省商业厅下属的市场管理处处长。1960年5月，调云南省委统战部任工商处处长，行政13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因曾经被捕受到审查，并受到了严重冲击，挨过批判，蹲过牛棚，办过学习班，还下过放〔劳动改造〕，最后经无数次检查、层层过关才得以解放。1971年，组织上安排他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财办主任，但受过“文革”冲击的父亲已无意赴任，执意回老家工作，并再三提出请求。后经河北、云南两省协商，1972年11月调任唐山市商业局局长，当时确定以休息为主，以工作为辅。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前夕，父亲和母亲正在老家六宝峪。当地震发生时，父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第二天就急急火火地往唐山赶。路上有车搭车，无车步行，一路奔波，从丰润几乎是走到唐山的，终于在7月30日直接到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报了到，并全身心地投入救灾工作。那些日子父亲基本不回家，生活、工作都在指挥部。当时全国都在支援唐山。为了让唐山人民过好震后的第一个春节，上级指示：“一定要叫灾区人民过好春节，满足市场供应，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为落实此一指示，节前父亲一直工作在市场供应第一线，走市场，做计划，调配物资，一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家，当晚就病倒了。初一住进医院，3天后又转首都医院，确诊为胰腺癌。术后回到唐山，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8年7月5日去世，终年56岁。生前职务为市财办副主任兼商业局局长、粮食局局长、外贸局局长。

以上由笔者与张连生、张晓昆、张晓华兄妹4人，根据父亲生前回忆和有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