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艾子
文/艾子
我的母亲有个绰号叫“七辣子”,据说是宝应杨年庄的乡亲们给起的,我们包括我的父亲、外婆、姨妈等都不敢当面喊,生怕“七辣子”发威,搝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
我从就小记恨这个名字,就像嫉恨大老虎一样,她好像从来没有错的事情,就像万有理的孙女——兆有理。
她嘴一张、手一双、精密的过了靶,算计得无缝插针,一丝不漏。她又像个刚愎的大男人,个人英雄主义十足,样样冲锋在前,样样唯我独尊。她太缺少儿女情长,缺少文化理念和耐心,一棵朴实的心却穿上了地主婆的外衣。
对她只能恭维加惟命是从,不能拤她的簧,拆她的台……(我儿子看到这块,肯定有同感!我说出了他想对我说而不敢说出的心里话)(小坏蛋!我早防你偷看)
“七辣子”老了,我可以大胆的讲她的“坏话”放心的开她的玩笑,点点滴滴的坏话和往事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对母亲的深深敬意和理解,她那个年代的人,能这样出类拔萃、独树一帜,从不说空话、大话,用实际行动抚育着我们,用尖刻语言激励着我们,用独立自主的精神感染着我们,最终造就了我们三个不同岗位的成功子女。(小坏蛋!你?)
妈妈!您该歇歇了!我今生还是感谢您的!会报答您的!
……
母亲出生在1934年5月18,上面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按顺序是排在老五,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她上面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我外婆是填房,从兴化嫁过来的时候才十七岁,丈夫大她40多岁。一进门就有了喜,还是个男孩,一边奶孩子一边跳皮筋的她,接二连三的生了七个子女,她恨死了那万恶的旧社会的妻妾风俗,恨死了那不能节制的性生活!
外公家,是个破落的地主,虽有点钱、有点地,实际上早就成了“沈万山的家什”禁不住风吹雨打了。(沈万山:浙江周庄富豪,子孙无德,靠变卖家产度日,最后出卖了“亡人龛子”)
听说外公是一表人才,琴、棋、书、画一样不赖,乡里有名的财主秀才。加上祖上积德,为人宽厚,颇得人缘。二女儿十九后又取了二房,生了长子,嘻笑眉开,人丁兴旺!好景不长,新四军来了。
土改,分掉100多亩地,得到了20亩,租子收不成了,佃户解放了,外婆不得不拐着小脚下田耕作,穷书匠家庭出生的她夜以继日地劳作也不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老的老、小的小,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佃户们十分同情,偷偷送来了谷子、粮食,加之变卖部分物品,总算维持了两年生计。
“二黄”(国民党)来了。
抢诈是“二黄”的特性,破落地主家一些值钱的东西首当其冲,滴水不漏,外公死了,东西没了,粮食不够吃,众姐妹挖野菜、刨茨菇、打麻雀、摸鱼抓虾,东家借、西家挪,一家人转辗投靠周边的亲戚艰难的熬着。
日本鬼子来了!
日本鬼子,最大的威胁就是杀人,奸淫妇女。外婆三十岁不到,家里又是女眷多,一个家庭妇女拖着几个未成年的子女到处颠沛流离……
外婆的姐姐和老外婆在上海谋生,外婆带着五口人(包括十三岁母亲在内)去投奔。一家十三口人住在八平方不到的小阁楼上,白天姐妹们外出做小工,晚上煤油灯下糊火柴盒、纸套子,炸油端子,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难生活,寄人篱下还得忍气吞声,可怜睡觉连个腿都伸不直……
母亲曾忆苦思甜的说:兆年个,我在上海卷烟厂做童工,别的人欺负我们,骂我们“乡窝人”“缸卜佬”其实他们也不是正宗上海人,每次领烟叶的时候,都鉲在前面捡好弄的挑,我姐姐们经常领不到活被气得哭。我是不怕他们,跟他们搝,跟他们打,把烟叶子煳到他们身上,用吐沫星子喷他们,用鼻涕撘他们,结果他们让我远远的。这样一来我姐姐们就有活干了。哈哈!
母亲小学没有毕业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动荡的年代度过的!
49年,解放了,全家回到了家乡,大舅从高邮师范进入了上海杨浦区公安局,当了副局长,二姨在县城做了老师,三姨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七辣子”16岁参加了第一届合作联社干部培训班,51年正式参加工作。在宝应糖业烟酒公司任营业员、会计、总帐会计、财计股长,直至退休。
我的童年印象,我的父母整天加班加点开夜车,难得一次休息,没玩没了的家务事,根本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嬉戏的时间,父亲在湖西工作十一年,母亲承担了养育儿女的重任,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自然就看不到她的笑脸,往往倔强的我就成了她的出气筒,我从小就恨我的母亲。
我的家在那座小城算是中产阶级,父母加起来的总收入八十三元,平均每人十四元不到,母亲和父亲不得不精打细算地经常拿出算盘来敲。那时的生活都很简朴,加之我们家的穷亲戚特别多,农村的、下放的、无业的、还有隔壁的邻居经常来借多还少的,遇到哪个月“天灾人祸”,大家不得不节衣缩食了。
母亲几乎不吃早点,偶尔难得半块荒烧饼,1/4根油条,挖了洞的削价水果紧我们先吃,好菜上桌催我们先拣,还说我不喜欢吃这些异奇八怪的东西。
夏天,她睡在凳子上,把凉棚让给我们乘凉;冬天,她把新棉花胎垫在我们床下,自己说老棉花胎合身;春天,她让我们每天吃大蒜,吃得是头昏口臭,为的是不得脑膜炎!(老娘电话:让我去拿月饼)<怪不得耳朵发烫>
母亲在那个小小的县城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吃香的人物,虽然是个烟酒公司的小小会计,等于是这个公司的二把手,甚至一把手都惧怕她。
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物资非常匮乏,糖烟酒煤油之类的东西都要票证,再说家家户户基本都不够用的。亲戚朋友点头哈腰找上门来求她的开后门买东西,她一般都回绝,回不了的人多了,她就头疼烦躁了,往往家人就是她宣泄点。
以前我不懂她的苦衷,往往认为她脾气坏霸道,还专门和她作对。
她帮助了别人从来不要一点好处,往往别人带一点土特产来,她回礼的东西会更多,她总是叫我们永远不要割占别人的……
(未完待续)
我的父亲盛炎,1930年11月21出生,貌似称其是盛萱怀的后代。祖籍苏州,祖父、祖母带着金银细软逃难来到宝应望直港,据说我们祖宗被洪秀全杀死了,我族人还留有清朝的官帽、官袍和家谱。
世态平静后,祖父祖母来到了县城,开起了银两铺、布店、杂货店,并置了很多房产,五个儿子都有基业,人丁兴旺,五房媳妇基本上吃斋念佛丰衣足食,家庭幸福美满。
过年的时候,要饭的人总是先到盛家“盛家,盛家,要到盛家要万家”(表叔口述)盛家则在门前摆上大缸,大淘萝子,无限地供应稀饭和馒头。繁多的礼节进而不乱,每逢初一,十五烧松针、搓圆子、敬祖宗;八月半,再远的人都得回家来,晚上摆上月饼、菱角、芋头、子孙藕、糖果、柿子、鱼、肉、鹅等,点上蜡烛、斗香、灯笼,先拜月亮后拜祖宗…… 每个节气干什么、吃什么都分得清清楚楚……
【我在那个大院里度过了三年童年,黑漆铜钯的大门上贴着“汝南名家·广陵世胄”横匾是“盛世太平”堂号:广陵堂。门两边立着两座雕花的石鼓子(听二奶奶讲:从前是石狮子)一进门是照壁,上面是砖雕,凹在中间的是孔子还是什么人的半身像,旁边雕的是葡萄、石榴、桃花、鹤、蝙蝠、小鸟等,还有一张供台,常年供奉着糕点和香炉。我住那儿的时候,整个大院已经衰败了,老人就剩下裹小脚的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二奶奶没有子女,我经常帮她镊倒眼毛,她拿出许多簪子、绒花、别针、耳环、手镯等小件随我挑,还给我壹贰分钱作奖赏。她圆寂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害怕,拉着她冰凉,把我的小手帕塞给她。二奶奶、三奶奶葬礼非常隆重,好多青衣道士围成一圈,把僵硬老人盘坐在一个瓮状的大花缸里,周边放满松木和松香,盖上帽盖子,吹吹打打抬花轿般的来到运河边,墱在早就挖好的槽沟上,坑塘里,坑塘外摆满了木柴……】(走题)
我父亲是五房唯一孙子,一岁不到母亲就牺牲了(被口乌、产后风),祖母就成了他和姐姐的妈妈。随着时代变迁,家境的衰败,加之他“惯宝宝”的父亲不学好再婚和抽大烟,实际上孩童大的父亲和姑妈已经没有地方落脚了。祖父去世后,祖母由四房轮流赡养,祖母挎着两个拖油瓶的孩子受的全是眼泪罪!
父亲口述:三奶奶是个极其善良的人,非常善待我,早饭是从来没有的,往往放学的时候三奶奶会在灶锅里放一碗二沫子粥(厚的意思)给我吃,她就像我的亲妈妈,人长得也贤惠漂亮,我最爱的就是这个婶婶,可是他们那个时候也都困难,只是力不从心罢了。跟随着祖母到了四奶奶家姐姐正好过十岁,精明的四婶娘下了一小碗麻油面,里边还藏了一只蛋瘪子,婶娘让姐姐躲到床肚下面吃,我放学回来闻到麻油香,到处找姐姐,一直爬到床肚下,拽出姐姐,把蛋和面一口气吃光了!姐姐抱着我痛哭了很久很久,祖母在一旁试泪叹气。我们姐弟俩从小就等于是孤儿,姐姐16岁就被迫出嫁了,我13岁到了范水学生意,五更头上要起床烧早饭,家务事全包,还要站店。每次把饭装到桌上最后一个吃,必须第一个停筷子,中途还得不断地帮大家添饭,往往饿着肚子不敢说。记得有一次偷吃杂货店的黑枣,几天大不下大便,急死了,哈哈……
父亲是个畏畏弱弱的人,从小寄人篱下养成了话不多习惯,五岁还不会说话,大家以为他是哑巴,后来好像也没有他说话的地方,渐渐就养成沉默寡言的性格。
新中国解放,父亲也获得了新生,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商业培训班,先后在县政府、商业局、百货公司工作过,后期还当了糕点厂的厂长入了党,那时候他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收拾烂摊子,导致后来身体节节衰落。
父亲的奴性还像与生俱来的,可能与他的童年息息相关,他总是讨好别人求的安宁,他当了领导还是奴才,整天为别人穷人全心付出,在家也是忍气吞声,温柔贤惠。
他的一生悲惨坎坷,起伏跌宕,晚年中风不能自理,在轮椅上苟延残喘了八年,最后为了一碗老妈的香菇米线,含恨死去……
他终年73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