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惇：我是如何临摹篆隶书法的

原题：从篆隶书的临摹说开去

作者：黄惇

我先谈谈篆隶书用笔的演变过程。篆书只有画，没有点，有短画、长画、横画、竖画，用笔方法只有一种，方向可以改变。隶书除了画以外，多了一个蚕头雁尾，就是波挑，还有一个反方向的掠笔，此外，还有一些点的感觉，有的“点”已有一些呼应感。

篆书的笔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简单的笔法，即最单纯的笔法。在艺术院校里，篆书的训练只用十天就能达到相当的水平，但这不等于十天以后就不要训练了，剩下来的只是老练问题。先解决了会还是不会，接下来是高与低、雅与俗、好与坏的问题。如吴昌硕和齐白石的篆书很高雅，徐三庚也是篆书大家，对日本书坛影响很大，但他的字有点俗。篆隶由于笔法比较简单，造型问题就凸现出来了，需花费大工夫，认真加以研究。

篆隶的笔法虽然简单，但还有一个质量的问题。这个质量是笔在纸上的感觉，我通常把它叫做既毛又润，既涩又畅，学生戏称为“”毛润之”、“涩畅之”，其实“毛润之”就是对立统一。写篆书时有这种感觉，中锋用笔也就迎刃而解了。

隶书的笔法相对于篆书，主要是多了波挑和掠笔，横竖在运笔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方向的掠与正方向的波都是取横势的，掠笔在结尾处增加了一个动作，实际上是反方向的波挑，这些笔画都可以用毛而润、涩而畅的中锋来表达。关于隶书的波挑，是以单字为结束的表现。为什么雁不双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看有些汉简写得很随意的，也有飞三四下子的，当然它还是有一笔发得最重。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篆书和隶书，除了碑版以外，尤其是书法作品，应该说是以清代和当代为最佳，这要归结于清代人长期不懈的对篆隶的研究。

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篆书和隶书都打上了清代书法家的烙印，正因为这样一个烙印，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间，我们能不能跳出清代人的认识，去认识古代篆书和隶书的遗迹，比如说吴昌硕写出《石鼓文》以后，就有另外一类，常熟的萧蜕庵、苏州的沙曼翁，他们对《石鼓文》的理解，就跟吴昌硕对《石鼓文》的理解不一样，但是我们退远一百步看相差并不多。比如吴昌硕的篆书扛肩膀，萧蜕庵没有，但用笔的形式差不多。我们看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的篆书也不同。我看其中的不同，是结字不同，雅俗不同，用笔一样。

那么，这样一种认识是不是有偏激度？人家书法家忙了半天，风格都给你抹煞掉了？不是的，我要在这里讲一个特别的观点给大家，就是真正研究技法的人，不应该把技法对他的教学对象讲得玄而又玄，应该把非常复杂的东西进行解剖、归纳，找出最简一单、最基本的规律。

我说篆书的笔法是很简单的，有些搞篆书搞了一辈子的人可能会反对说，你这是胡说八道，我如果请他讲，可能最终会和我达成共识，就是中锋用笔。

篆书的笔法是原始状态的，大家不要怀疑，它后来可以发展到非常丰富的阶段。我将篆、隶、楷的横画画了一张图，然后我们把这些横画的两个端点统统切掉，于是我们立刻发现中问部分没有区别。我老是打一个比方，南京人喜欢吃咸水鸭，外地人到南京来，摊子上有小仔鹅卖给你吃，头、脚切掉，中间的脯子一看和咸水鸭有什么区别？差不多！只有会吃的人放在口里细品才知道。

生发各种不同的书体都在端点上，越往后越丰富，越往前越原始。甲骨文的墨迹，两头尖，和彩陶上画的差不多，商代后期的用笔已经有一种固定的程式了，通常讲的倒薤法、悬针法等等，这就是笔法出现了。我们今天看楚简上的用笔，大体是这种笔法，使用得十分熟练，有时写快了还出现中侧并用的现象。直到清朝人写出涩感来，字也变大了许多，但是用笔上没有根本的变化。

隶书的笔法，元代的吾丘衍早就描述过，叫“斩钉截铁”，“折刀头”法。汉代隶书发展到魏、西晋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折刀头现象”，大家可以看当时的作品，横画的起笔处，像被挖去了一块。

清朝以前的书法家喜欢标榜学某一名家的隶书，我曾经读过沈寐雯的《海日楼杂记》，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钟繇，隶书的风格，也就是说到清末，还有书家在附会。清初时郑谷口始学汉碑中的无名之碑，但包括郑谷口在内，他也会在作品后面的题款中，攀附名家，但郑谷口嘴上讲的和手上做的已经是两回事了。

从我们现在的判断，清代改变隶书的这种用笔形式，就是改变不用魏晋法，而用汉代的方法，像朱彝尊临的《曹全碑》比较接近碑版。到了金农临《西岳华山庙碑》变化非常大，这个人是很有创造性的，他并不是死临一直在变一直都在讲自己临《西岳华山庙碑》，实际上临到后来完全不是《华山庙碑)，这与赵孟颊、文微明对隶书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后者对前者的变化，不等于前者的创造就没有任何意义。

比如我们看元朝，今天我们讲邓石如的篆书哪里来的，他是学汉碑额的，我们把今天能见到的汉朝的碑额一起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00字，（张迁）碑额、（西狭颂）碑额，而且风格还不一样。后面还有，店墓志的碑盖，用的也是汉朝的方法，用笔很清楚。吴让之篆书收尾处的那一个小尖子哪来的，从邓石如来的。

我们看到元代的周伯琦、泰不华，他们当时的篆书已经用这种手法了。我看过陈道复写的篆书，很精彩，不要因为清朝有过一个篆隶书的高峰，就把前面这些篆书的过程抹煞掉。

再拿印章中的例子来举，清代晚期印章的成就也很高，比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黄牧甫，而把其他人的成就忽略掉了。赵孟頫提出汉印以后，好像把唐宋忽略了，唐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营养可以吸收了，其实在篆刻界已经相当普遍，早在五十年代，上海的钱瘦铁先生拿唐官印的形式来刻印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清人给我们的观念，有很多是很有价值的，但也有很多是不正确的，千万不要给框死，不要绝对化。

初学篆书，我是看中《吴昌硕书石鼓文》这个“新经典”。建议大家一起摸一摸，但摸的方法可以不一样，大家可以去弄同一件东西，去体验一下清代篆书的特征，也未必不好。隶书也是如此，当代人也有很多隶书，比如我的朋友华人德的隶书，我觉得不比清朝人差。北方也有几家写得不错。

篆书方面，吴昌硕篆书的收笔也是很有程式的，他形成规律以后，就好像一个语言符号，不停出现，风格就出现了。除了这种又像大篆又像小篆的《石鼓》以外，他也有汉篆作品，如《三公山碑》。齐白石的汉篆也非常有味道，他画和平鸽，写上“和平”两个字，那个味道足得不得了。

小篆之前，金文有两个特征，大量运用环状用笔，我不用“圆”字，因为有的不是正圆，再加上斜向的用笔，每个字造成一种开放式，古玺用的文字就是金文，所以章法什么形式都有，因为就字而言，它形成不了方块。小篆以后出现4印篆、汉篆，是方整形的，方整的结果突出了横竖直线。

行书和草书是先于楷书呢，还是后于楷书？我基本的回答是，楷书的定型肯定后于所有书体，但它成长过程很长，定型的形态往往被大家作为一种基本形态来看的，而忽略它的成长过程。

譬如隶书，定型阶段是西汉中期。但它萌芽的时间很早，而在它生长过程中，出现了小篆的成熟，又出现了隶书的草化，当我们看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的同时，注意到章草已经有雏形了，所以讲成熟的时候中间发生了变化。

楷书也是一样，楷书有可能是东汉的时候萌芽的，但同时行书也出现了，章草更加成熟，今草也在出现，所以楷书的成熟要到东晋王羲之时代。一旦楷书成熟，它的基本面貌就跟行书发生区别，它的点画与其它书体完全拉开了距离，我们现在看智永《千字文》，它虽然是南朝的，但我分类为晋楷系统。昨天看到一本《历代小楷》，他把智永《千字文》放在里面，我倒觉得里面有一个潜意识，编选者显然认为它与王羲之是一路的。

我现在说这个楷书最初大小有两种，我突然有一种灵感，不知对不对，比如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淳化阁帖》中保留下的王羲之同时的东西，有真有假，这些东西都是纸张的，东晋有简，小楷类似《乐毅论》、《黄庭经》，就比较偏近简上的字，当时的抄经体字都不大，因此，由于楷书和行书的分开，造成了对点画要求的不同，楷书在点画相对独立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行书是在点画之外要有运动感。

现在有人将写经这一块装进去，实际上我觉得写经的作品，你要看到好的，点画很清晰，看到差的，点画很模糊。好的我认为靠近文人，因为敦煌出土了写经，就有人认为写经是书法，实际上要大打一个问号，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连书法的边都靠不上，他就是抄书，跟古代书法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一个要注意大小，一个要注意大小的变化是哪里来的？有的是简的角度发展出来的，有的是纸面上出现的效果。我一直认为，要找王羲之的楷书，现在还能看到，就在王羲之的那些行书作品中找那些楷书，这个系统楷书的点画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到了唐朝，这个独立的法则就完备到了极点，我坚持认为楷书成熟于东晋，而不是唐朝，唐朝就是加工、美化。

如果按照手写的系统，根本不存在方笔、圆笔之说。所以大凡手写系统进人石刻阶段，包括刻帖，无法界定出一个方和圆的问题来。到了汉代石刻大量出现以后，凡是比较原始的刻石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把这个字给挖出来，如果你们看秦汉刻石，从刻工程式来讲，注意！我经常会谈这个问题。比方我们看一方图章，这是寿山钮、福州工，书法界很少有人去判断古代刻工程式中有哪些系统，当然有人已经做了，我上次介绍大家看一篇文文章——施安昌关于洛阳石刻的剖析。

方笔系统有没有刻工程式的规则，如果有刻工程式的规则，那么就不要叫方笔了，因为这与刀刻关系密切。我坚持这个看法，不是每一种分类都是有价值的。等一下我可以写一点《张迁碑》，我不用你们有些人的那种方法，看能不能写出《张迁碑》的味道来，我看华人德先生写《张迁碑》也不像什么方笔嘛，也有《张迁碑》的味道嘛。

那《始平公造像》是什么？这个刻工模式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系统，就是《龙门二十品》，它都要把头铲成方的。你们中间哪位有兴趣，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北朝碑版中的一些问题，突破一下清人的框架，用新的视角去看。他们没有好好整理，康有为算是第一次整理。

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清人最初推崇出来的一些北朝碑版都是典雅的，一块粗犷的都没有，可以研究。何义门讲《崔敬邕》有味道，何绍基推崇《张黑女》，赵之谦推崇什么，为什么魏碑后来会朝穷乡儿女造像去转化？任何文化现象发生裂变，这两个变化之间一定有过渡期，我们今天看沈寐叟搞碑帖结合，王邃常搞碑帖结合，康有为到后来也有点草书揉到里面，到后来看黄宾虹的字，再看林散之、沙孟海，你去慢慢找这种轨迹，就会合拢，你从沈寐叟到林散之会觉得是突变，实际上中间都有过渡。

关于方笔和圆笔呢？我认为，如果这种分的方法不是很合理，干脆不用。用什么替代呢，康有为讲方笔、圆笔，实际上在谈方的势、圆的势，以“势”态来看，就好谈了。

譬如《秦诏版》是方势的篆书，譬如说《袁安碑》、《袁敞碑》是什么？它是汉朝小篆当中圆势一路的代表，就好谈了。还有《三公山碑》，方势，《天发神谶碑》，方势。楷书当中也好办，颜鲁公势偏方。

不是所有都可以用方和圆来谈的，譬如说我以前考证董其昌作品时，董其昌讲徐浩的字，“虽方实圆，虽劲实婉”，所以他认为徐浩还在唐代初年褚遂良的系统中，到了颜真卿就变掉了。后来被伪作者篡改，在一张假董作品上改成“虽圆实方，虽婉实劲”，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因为董其昌的头脑是很清楚的，怎么可能颠三倒四讲呢？！

所以'方'和'劲'，我们也可以把它转换为“圆”和“婉”，但康有为讲的方和圆，什么圆笔之极《郑公文》、方笔之极《始平公》，有人看过好的郑文公拓本，起头也是方的，有斜角，只是风化以后拓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