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上的“天气晚报”：官员为何要跟皇帝聊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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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是清朝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文书，也是皇帝与大臣之间重要的沟通媒介。通过批阅奏折，皇帝可以了解官员的日常工作及地方突发情形。
但在皇帝每日批阅的奏折中，除了涉及社会重大事件外，还有大量雨雪主题的奏折，而这些报雨的奏折甚至会多到“刷屏”。前几年，还有历史博主将这些雨雪奏折，与请安折一起，归入“垃圾奏折”的门类。
说雨雪奏折是“垃圾奏折”肯定是不妥当的。但之所以后人会有这样的观感，主要是因为雨雪奏折的题目极为相似，内容也有些模式化。
官员在奏折中提雨雪情况，有两种表述方式——
一是定性描述一地的下雨情况，如“××地×日降有甘霖”；
另一种是格式统一的表达，“××县得雨×寸”。虽然内容有些“枯燥”，但官员们上报这些信息的积极性非常高。水灾雪灾会报，日常的雨雪尺寸也会报。
比较典型的官员，如康熙年间直隶总督赵弘燮。赵弘燮隔三岔五就会向皇帝汇报得雨情况，奏折又多又密。
赵弘燮的部分奏折。来源/数据库截图
面对大量雨雪数据的奏折，皇帝看后是什么心情呢？我们不妨来看几则康熙的朱批：
“知道了。”
“朕已听得，尔不必报了。”
“京南雨足，各处进奏折、来人，朕已早闻了。”
康熙帝回复，朕知道了！已经有很多人和我说过！不要再报了！看来，频繁接收这么多天气信息，皇帝也会有些头疼。
奏折中皇帝的朱批。来源/网络
为什么官员们要不厌其烦地向皇帝上报雨雪呢？是官员无事可奏，想要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还是皇帝有听天气晚报的爱好？
其实都不是。
清代的地方大员之所以热衷于上报雨雪尺寸，是因为清代的一项特殊的制度规定——雨泽奏报制度。
重视雨水是传统
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天气的好坏与粮食收成密切相关。中国自古就有“农为邦本，食为政首”的说法。因此，统治者们对天气状况会非常关心。重视降雨是一种传统。
只不过，清代以前，雨雪上报一直都没能变成一种制度。
据学者研究，秦代就有地方向中央呈报雨水的记录。睡虎地秦简中记载：
“雨为澎，及秀粟 ，辄以书言澎稼……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
地方官如果遇到雨泽，需要书面向中央汇报下雨受益的土壤公顷数；禾苗成长后下雨，也需要向中央汇报此次下雨受益土壤的公顷数。在秦代，雨水情况不用按月报，只需要在每年八月前呈报就可以。
东汉，郡国会上报雨泽情况。《后汉书》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由于相关记载太少，具体上报内容已无从查考。
唐宋时期，也有官员上报雨雪的记载。唐代，刘晏管理财政，他要求地方按时上报雨雪的情况。宋代、金代也都有关于地方官上报雨水的记载。《宋史》载，宋仁宗时期“诏天下诸州月上雨雪状”。《金史》载，金章宗时期“令月具雨泽、田禾分数以闻”。
明代，皇帝同样关心地方雨水情况。明仁宗曾指出，关心天气情况是恤民之政。因此，明仁宗不仅要求地方官员上报天气情况，自己还要亲自阅读，“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联亲阅焉。”不过，明代的雨水上报主要是看皇帝个人需求，雨水上报还没能形成一种制度。
明仁宗朱高炽画像。来源/网络
雨泽奏报制度的产生
清代皇帝深知雨水情况与农业收成、地方治乱的关系，因此他们对雨水情况十分上心。康熙皇帝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农业的关注，“农事为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时，庶春耕不误，秋成可望。”
清代皇帝将前代气象呈报的做法加以变革，推出雨泽奏报制度。各直省需进行气候，尤其是雨雪的测量，并逐级上呈朝廷。
有学者指出，清代的雨泽奏报制度发端于康熙时期。
在密折陈奏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地方官员定期奏报雨雪、年成和粮价的制度。从现存资料考察，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苏州织造李煦是此事的最早发端者，并得到皇帝的肯定。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苏州织造李煦上呈的“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可以看作是雨泽奏报制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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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织造署旧址，位于今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内。来源/B站UP主“吴中博物馆”
不过事实上，李煦除了奏折外，还向皇帝呈报了另一种气候记录——“晴雨录”，一种更为细致的气象记录。“晴雨录”需要人们日夜值班，把十二个时辰的天气都详细加以记录。晴、阴、雷、雨、雪、雾和风向等情形都需要被记录在晴雨录中。
李煦非常积极地向皇帝提供此类气候信息。在现存李煦的四百多份奏折中，有十分之一都是关于地方雨雪情况的奏折。康熙、李煦等人也会通过气候变化来预估地方收成。
天气与收成有关，收成与粮价有关，而粮价又与地方民情有关。天气好，收成好，粮价稳，民心也稳；天气差，收成差，粮价贵，民心也会不稳。
不过，详细记录天气的“晴雨录”并没有在所有地区推行。从一档馆资料保存来看，现存晴雨录时间较长的有北京、杭州、 苏州和江宁等地。之所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原因有二：
一是制作“晴雨录”的工作量很大。如果按照三班倒的工作制度估算，想要顺利完成“晴雨录”的记录，至少需要三个人合力。对县衙来说，三个人的工资也是一笔大开支。
二是皇帝无法读完这些数据。“晴雨录”主要的阅读者只有皇帝一人。试想一下，全国上千个县，如果每县都呈报，即便皇帝不分昼夜地阅读，也无法将全国每一份《晴雨录》过目。
康熙十九年的晴雨录。来源/综艺《上新了·故宫》截图
逐日记载的“晴雨录”没有在地方广泛推行，而时逢雨雪的奏报制度却延续下来。
每月，地方大员会将负责辖区内的雨雪情况上报给皇上。为了方便皇帝了解民情，雨水折中也有粮价、收成的内容。奏折中题目一般会写“恭报××年××月分雨雪粮价情形”。通过阅读这些信息，皇帝能大致知道一地的农业情形。
有时，皇帝阅读完各地雨雪粮价情况后，会在朱批中表达欣慰之情，朱批为“欣慰览之”。有时，皇帝也根据雨雪情况对粮食进行“宏观调控”。有一次乾隆在阅读了四川总督向他上报的雨雪分寸后，他认为四川省今年的收成会好，就高兴地说道：“如此，可得买数十万谷以济他省乎？”
皇帝勤政，愿意阅读这类信息，地方官员自然也就重视上报。这就出现了前文说的，有时雨雪奏折会多到有“刷屏”的感觉。
不过，一些官员认真过了头，也会做出冒昧的举动。清代，雨雪奏折一般不会用马递。马递主要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但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时候，山东巡抚就六百里驰奏，向皇帝上奏山东得雪分寸。他也因为太“认真”，受到乾隆得批评，乾隆申饬山东巡抚不晓事体，竟用六百里驰奏冬雪情形。
雨雪的分寸指什么？
那么，雨雪的分寸到底指什么呢？
“雨雪分寸”主要是记载每次降雨过程后降水渗入到土壤的深度。“得雨三寸”，表示此次降水过程降水入土深度为3寸。现代社会中恐怕很少有人用雨雪分寸来记录一场雨/雪的大小。今天我们提的降水量，主要是指从天上降落到地面上的雨水，未经流失蒸发和渗漏时，在地面上的高度。降水量通常以毫米（mm）为单位。但在明清，更常见的是用雨雪入土几寸衡量雨量的做法。
《西游记》 中，有一段龙王与算卦人袁守诚赌雨的记载，同样是用分寸来形容雨量：
龙王曰：“请卜天上阴晴事如何。”
先生即袖传一课，断曰：“云迷山顶，雾罩林梢。若占雨泽，准在明朝。”
龙王曰：“明日甚时下雨？雨有多少尺寸？”
先生道：“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
龙王与算卦人袁守诚赌雨片段。来源/电视剧《西游记》片段
龙王问袁守诚明日下雨的雨量，袁守诚就用得水尺寸来回答他。小说的记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人的认识。《西游记》创作时间是明末清初，这说明，在明末清初，用分寸记录雨雪程度的做法已经比较普遍了。
泾河龙王。来源/电视剧《西游记》截图
除了小说外，明代也有不少材料反映出时人用分寸概念记录雨雪。明人张国维所著的《抚吴疏草》载：
广德州建平县知县何弘仁申称，七月六日亲诣龙潭，竭诚祷请，即于是日得雨，查得各乡村雨泽分寸，多寡不一。
知县前往乡村中查雨雪情况，同样是使用了“分寸”的概念。
从这一角度看，清代官员在奏折中用分寸记录雨雪，实则是明代雨水记录形式的一种的延续。
官员的小心思遇上严密的制度
如果查看上奏雨雪粮价奏折官员的职位，你会发现，汇报一地雨雪情况的人员远远不止一人。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都会向皇帝上奏地方的天气与粮价情况。甚至有些官员出差，沿途的经过地遇上下雨，也会随手记录，向皇帝汇报。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向上汇报天气呢？
这其实也是清代雨泽奏报制度的要求。多个奏报的渠道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官员瞒报情况。
瞒报灾害的现象在清代并不少见。许多官员为了迎合皇帝希望风调雨顺的心里，选择报喜不报忧。小事不报也就算了，如果遇到自然灾害还不报，就会酿成很严重的后果。康熙五十二年（1713），云南曾发生过严重饥荒，“斗米千钱，饿殍满野，当时督臣郭瑮、抚臣吴存礼，不行题请赈恤，虽经设厂煮粥，所全无多，滇民经此大祲，三十年来，元气未复，至今父老言之，犹有余痛”。由于总督、巡抚没有及时将旱灾的情形上报朝廷，赈灾不及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云南的民众的生活都苦不堪言。后人作诗评论道：
县仓官买米，野田民食草。
民命岂足恤，官位当自保。
六城报单来，今年豆麦好。
皇帝在阅读奏折时，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例如乾隆三年（1738），直隶总督李卫上奏甘霖，皇帝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该份奏折“因欣慰朕怀而存掩饰之念”。嘉庆二年（1797），湖广总督毕沅上报雨雪情况，嘉庆帝看后朱批“一篇虚文愧而览之”。
奏折中提及雨水。来源/综艺《上新吧·故宫》截图
于是，为了防止瞒报，皇帝要求多位地方官同时上报雨雪天气情况。渠道多了，情报也会更加可靠。有时为了核实某一奏折中天气记录情况的真假，皇帝还会专门派遣官员前往核验。乾隆二年（1737），乾隆听闻河南、山东两省与直隶接壤的地方雨水稀少，十分担心，特地派遣官员前往查看，“特遣侍卫永兴，前往河南，松福前往山东，再各派户部司官一员同往勘视”，让他们返回北京后汇报得雨分数等情形。
雨水、收成、粮价、民情四者密切相关。在清代，雨水、收成、粮价又有相应的奏报制度。这些数据合而为一，形成了庞大的“清代农业数据信息系统”。
总的来说，雨泽奏报制度为皇帝了解地方雨水情况提供了便利。有了雨雪信息，皇帝能够预估该地收成，提前做出相应的规划，稳定粮价，维护社会稳定。因此，从这个层面看，雨泽奏报制度在维护清王朝统治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清代官员上报的雨雪数据在当代也是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它们的存在，为史学研究者探寻清代气候变化规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雨后禾苗。摄影/齐个隆咚呛
参考资料：
张瑾瑢：《清代档案中的气象资料》，《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杨煜达：《清代档案中气象资料的系统偏差及检验方法研究：以云南为中心》，《历史地理》 2007年。
穆崟臣：《清代雨雪折奏制度考略》，《社会科学战线》2011第11期。
刘炳涛：《明代雨泽奏报制度的实施 》，《历史档案》2015年第4期。
刘炳涛：《清代雨泽奏报制度 》，《历史档案》2017年第2期。
张宏杰：《清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垃圾奏折？》，收录于向继东编：《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18年。
END
作者丨梦缘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
排版 | 薛梦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