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与赵树理（下）
邵荃麟“邂逅”赵树理
邵荃麟（1906-1971）
由于“大跃进”遭遇挫折，60年代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浪漫主义一度退潮。这个时间文学界开始强调“现实主义深化”。这是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化所作的反拨。从50年代开始，西方左翼文学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断出现质疑、反拨的理论和写作实践。1962年9月，路易·阿拉贡在捷克查理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演讲中说，在20世纪，“现实主义是一只左右两舷都遭到斧劈的船”；相比起右面的斧劈，他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来自左面的海盗”，即左翼文学界内部的教条化，它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面临的最大的损害信誉危险”，“在于把谄媚当作现实，在于使文学具有煽惑性”，让现实主义“像装饰教堂一样用窗花来装饰生活”[1]。为了抗拒这种教条化，在理论上西方左翼作家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兰·加洛蒂），中国的是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秦兆阳），而在苏联是70年代的现实主义“开放体系”。加洛蒂的“无边”是向“现代主义”开放，与之对话，而胡风、秦兆阳们的“广阔道路”则是向19世纪的“回归”。邵荃麟60年代初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是这个“回归”理论的另一表达方式。这些论述，在50至70年代都因“修正”正统社会主义文学观受到批判。
“现实主义深化”的论述，也运用到对柳青和赵树理的阐释、评价上面。就《创业史》而言说，针对批评界一致地高度赞扬新人梁生宝的形象，邵荃麟、严家炎认为《创业史》主要成绩，并非表现在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的塑造上。1960年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邵荃麟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而梁三老汉是很典型的人物[2]。在此前后，严家炎在多篇文章中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3]；说梁三老汉形象塑造最成功，而梁生宝虽说是“水平线以上”，却存在“三多三不足”的缺陷。邵荃麟和严家炎讲这些话的时候，大概都没有想到，柳青为此会按捺不住地发火，撰文予以批驳。他在1963年的《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说，《创业史》第一部出来后，报刊发表许多评论文章，
……对于我所不同意的看法，我根本不打算说话。但《文学评论》杂志这回发表的这篇文章[4]，我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这不是因为文章主要是批评我，而是因为文章……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5]
事后知道，柳青的难以容忍，一是怀疑严家炎背后有“大人物”指使撑腰（他提到林默涵）[6]，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革命文学的大是大非问题。梁生宝的创造，虽然只是作品的一个部分，却是《创业史》的核心，柳青心血倾注所在，也是区分“新”、“旧”现实主义的重要标志。历史本质、历史前景等等，主要是通过先进人物的创造来体现。评论界当年的赞扬，也最集中在这个上面。因此，贬低这个成就，或将《创业史》的成就转移到梁三老汉等在“旧现实主义”作品中并不罕见的人物身上，无异于是整体性贬低《创业史》思想艺术高度，也无异于模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边界。
邵荃麟其实没有提出，也没有使用过“现实主义深化”的概念，这是后来批判者的归纳。不过这个归纳和他的意思也大致不差[7]。而且它不仅是个人的观点，是一种思潮。体现在赵树理评价上，则是以“真实性”来提升赵树理的文学地位。大连会议的主题，是质疑58年后创作的浮夸的浪漫主义，强调“现实性”；对农村题材小说而言，提出要表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性。邵荃麟说，“如何表现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看出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复杂的斗争”，是我们作家的新的任务，并指出1958年后几年间的创作存在“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的问题。他在这样的背景上来阐述赵树理的价值：
在现实性方面，我们的有些作品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有些作家对农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有深刻的认识。这次会上，对赵树理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老赵的创作估计不足，这说明老赵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8]
大连会议之后康濯的文章，延续了这一思路，说赵树理作品的“思想和形象始终不移地来自当前的生活底层”，他的“那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夫和老实态度”，“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
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严格说是近20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这几年来，不论是《老定额》，是《套不住的手》，或是《实干家潘永福》以及其他各篇，思想和形象都始终确定不移地来自当前的生活底层，并极其真实地站在当前生活的前哨位置。[9]
不过，拿赵树理作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重要例证，看来有点勉强；无论是《锻炼锻炼》，还是《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都不足以有力地支撑这一论述。从赵树理方面说，他也无意表现农民思想意识改造和农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40年代末，林默涵在评论中将鲁迅的阿Q和赵树理的福贵加以连接，说“把这两篇小说连起来读，恰好可以看到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和中国农民由蒙昧到觉悟的历程。”[10]——不知道赵树理是否认可这个说法。虽然可以将阿Q和福贵列入新文学中的同一人物“谱系”，但阿Q和福贵的创造者的“农民观”却大不相同。
可以说，60年代邵荃麟与赵树理的相遇，带有偶然的性质。赵树理的创作既不能归纳为“新现实主义”原则，也难以放进“旧现实主义”的箩筐。这里既是艺术方法的问题，更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不同认识。
在中国农村现代变革问题上，邵荃麟等与柳青的理解其实更接近，而与赵树理的距离倒是较远。对于农民问题，邵荃麟和柳青基本是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观，赵树理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但相对要弱许多，他持有的更多是“农民内部”的视角。段从学比较《三里湾》和《创业史》这两部长篇，讨论了它们体现的对农村社会变迁的不同理解。他认为，《创业史》强调合作化运动与传统乡村社会之间的断裂，认为 “在私有制条件下，农民自己的创业史实际上乃是一部‘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它将梁生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与现代时间观联系在一起”，而表达了“在传统的乡土社会秩序死亡的地方，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开始了”的认识。《三里湾》则不同，它是“从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内部来理解和叙述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赵树理看来，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告别私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乃是从乡土社会内部生成的一种愿望，同时乡土社会自身也有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11]
“乡土社会”内部自身能产生合作化、告别私有制的愿望和实现这一任务——如果说这是赵树理小说告诉我们的，肯定不是事实。相反，赵树理充分肯定、重视新的政权和政治力量在这方面起的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论述的启发意义在于指出，赵树理不认为农村的社会变迁应该与传统乡村社会断裂，不是全新的时间的开始。毫无疑问，旧的、落后的、违反人性的制度、观念、习俗需要改变，促使其消亡（正如他在《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传家宝》、《登记》等表现的），但乡土社会有生命力的制度、观念、习俗因素，可以，也应该融入这一变革。可以这样说，赵树理表达的是，新的政权和政治力量领导、推动的变革，要建立在“传统乡村秩序”（包括制度、伦理人情、习俗）的合理的、值得延伸的那些部分的基础上。
因此，农村合作化道路的斗争，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就不会是“摆开阵势打起仗来”。针对他写的先进人物不够高大的批评——“对劳动中的精神面貌写得还不够”，“《套不住的手》，五百年前农民也是如此。今天的劳动人民有什么新的精神面貌，揭示得不够”——赵树理不以为然：“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写法有些想法。‘小二黑’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写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好像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12] 在依据真人真事的《实干家潘永福》（可以将它看作是赵树理对生活、艺术的“宣言”[13]）中，赵树理着重写的是他的“实干”的精神和行事风格：在有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上，“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忽略过去”，并特别交代这种思想品格的来源：
他是个贫农出身，年轻时候常打短工，体力过人，不避艰险，村里人遇上了别人拿不下来的活儿，往往离不了他。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从他1941年入党算起，算到现在已经是20年了。在这20年中，他的工作、生活风度，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那实干的精神基础上发展着的。
相较起柳青来，这显然是不同的思路和关注点。柳青在批驳严家炎的文章里说的是：“‘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或者只要对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农村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都是党教育的结果，而不是自发地由批评者所谓的‘萌芽’生长起来的。”[14]
“文学家”与“乡村治理者”
竹可羽在《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中，说赵树理的“作者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一致的重要原则，给了创作界以很好的启发”。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里的“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作为媒介”来超越“现代文学”，而“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中世纪文学是处于未分化的状态”。孙楷第说到明朝白话短篇小说的特点，是作者化身为艺人向大众讲述。——他们都涉及了作家的身份，和这一身份与艺术方法的关系这个问题。
作家职业化是现代社会专业分工出现的现象。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中区分了“危机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两类作家，说他们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关系上呈现不同处理方式。他说歌德、司汤达、托尔斯泰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的古老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后继者：那些古人都积极地、多方面地参与了当时伟大的社会斗争，……他们还不是资本主义分工意义上的‘专家’”：巴尔扎克是“新生的法国资本主义的狂热投机事业的参加者和牺牲品”，“歌德和司汤达还参加过行政管理，托尔斯泰作为大地主，作为社会机关（户口调查局、赈灾委员会）的活跃分子，经历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另一类作家，如福楼拜、左拉则不同。由于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憎恨、厌恶和轻蔑，不愿成为辩护者而选择了孤立的道路，“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观察者”，“但是，他们同时也就成为职业作家、资本主义分工意义上的作家”[15]。卢卡奇在评价上，显然向前一类作家倾斜。
20世纪，重视文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左翼文学家，在身份、存在方式上都不同程度表现了对职业作家的超越。40年代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文人、作家和实际的社会工作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很清晰；强调的是“革命者”与“作家”身份的统一。在当代，这一观念虽说也得到延续，但事实上，现代分工意义的职业作家的观念、制度占据主要地位。资格认定意义的“专业作家”与“业余作家”概念的产生，带有垄断性质的“作家协会”的行会式机构的成立，作家的经济收入生活来源等，既是职业性的表征，也是这一制度的保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柳青和赵树理的处理方式就显示了他们的独特性。一个被经常谈论的特点是，他们不是以“体验”的方式去接近所要表现的“生活”，而是在事实上参与到农村的生产劳动、治理和经营等实际事务中去。他们都在地方的政府机构担任领导职务（虽说是属于没有主要权、责的“挂职”性质），柳青还在1953年举家落户皇甫村。他们自然仍是职业作家，但是也试图超越这一身份。
在当代，这样的身份也导致另外的问题产生：越是深入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作家的感受、经验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发复杂。1957年，曹禺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了“生活的事实是怎样，作家的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的关系[16]，周扬大连会议讲话也谈到作家所见、所感、所信和“党的观点”（曹禺说的“应该是怎样”）的距离、矛盾如何处理。虽然所有的当代作家的航行都会遇到这个礁石，都会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深刻地嵌入社会生活的作家在这上面可能遇到更大的困惑和危机。
赵树理说，他50年代头几年在农村工作比较顺利，1957、特别是公社化之后，就为农村某些政策对农业生产的造成的破坏而忧虑。他感到“彻底无能为力”，“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一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情”。他明白不可能按照他的“所见、所感、所信”写作，但又无法“超越”这“所见、所感、所信”，只得放弃文学写作，改为多次写信、写文章向高层领导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如1956年给山西长治地委的信，1959年给邵荃麟的信，和给《红旗》杂志写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文章。在信和文章中，详细触及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任务确定权，产品交换、分配方式，社员生活消费，农民思想状况等问题——这些都和“文学”无关。他这样做的后果，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在中国作协内部受到的批判[17]。
柳青1952年就在长安县挂职，参与当地农村发展规划、建立合作社的工作。1957到日本访问时还带回稻种，甚至写过《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在50到70年代，人们并不知道他当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过不同的看法。80年代以后发表的材料（学术论文、回忆文章和传记[18]）才逐渐披露这方面的情况，得以了解他和赵树理一样，自1956年高级社开始，对农村政策，开展的运动就有怀疑、不满。他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存在“冒进”的错误，说“高级社风一吹是经济走下坡路的起点”，认为“高级社就不成熟，人民公社就是不应该。公社化后问题更多，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党内的不满情绪又引起‘反右倾’”。还说，他的《狠透铁》“是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19]，说“中国农村一贫如洗，地主、富农比例很小，尤其是富农”，这和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富农就没有发展起来”。读着这些记叙，我们可能感到意外，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柳青印象”有很大的距离。不仅这些看法在当时从未公开发表过，就是从《狠透铁》、从《创业史》第一部，从《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也难以读出这样的柳青。
在面对所感、所信和“应该怎样”的冲突上，赵树理选择的是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争取决策者重视、解决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孙晓忠说，“赵树理是大众现实主义，而当国家要求史诗式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远景的时候，要求从更大视野上来理解乡村问题，社会主义需要政策和策略的政治的时候，赵树理的治理者的位置和实践哲学，就体现了他和主流思想的冲突，暴露了危机”，说他是“以一个乡村治理者的身份坚持写作并参与到实际斗争去的”。[20] 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赵树理的“乡村治理者”的立场、责任置于首位；“文学”被放在一边；况且，在他的“文学观”中，写作本来就是服务于实际的生活和斗争的。
对于柳青来说，他秉持的是成为人民的“大作家”的意识，他的目标是积聚全部生命能量完成具有“史诗”高度和规模的杰作。为着这一崇高的目标，就要有所放弃，在难以协调的特定困境面前，知道需要隐忍。这就像他说的，他是挑鸡蛋担子上集市的，他不敢碰别人，只怕别人碰他[21]。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写远景的浪漫主义方法，也有助于他超越具体的现实矛盾，就如胡采在大连会议上说的，对“生活里原来的东西，消极的东西”“一定要跳出来，改造，选择”。这样的选择取舍，让柳青为当代文学贡献了《创业史》这样的作品：一部今天仍不断引发争论，也就是仍有生命力，而且让一些读者读过之后心潮澎湃的作品。
2017年12月
注释
[1]路易·阿拉贡《布拉格演说》，原载《法兰西文学报》1962年9月20日，中译刊于《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3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 见《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
[3] 在《创业史》评价上，邵荃麟与严家炎在几乎同一时间发表相近的观点，若干措辞也类似。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沟通或影响？对此严家炎说，他们之间没有就这个问题交流过。“我写那篇《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完全根据个人读作品得来的感受。我认为《创业史》这部作品水平相当高，而人物中写得最成功、最丰满的就是梁三老汉。这是自己读作品而且连续读了两遍，边读作品边做笔记，用第二遍来验证第一遍的印象是否正确，这样才形成的一些思想。荃麟读过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这篇文章。据冯牧在1961年秋末《文艺报》评论员会后对颜默和我的谈话透露，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曾对这篇评论梁三老汉的文章相当欣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见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
[4] 指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据严家炎说，文章1961年就完成，但《文学评论》在是否发表上有犹豫，两年后才刊出。
[5]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6] 据严家炎后来回忆说，“1967年在西安我跟柳青见过一次面。……柳青问我：‘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批评梁生宝的文章？是不是有大人物做你的后台啊，是不是林默涵让你写的啊？’我告诉他：‘没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想写的。可能语气上有点轻率，冒犯了。’他问我：‘你写这文章时多大岁数？’我说‘二十六七岁吧’。他就说：‘我要知道你还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我也不该写《延河》上那篇文章的。’” 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刘可风《柳青传》的记载与此相似：严家炎来西安，见到柳青，问是否有人指使，严说没有，就是他自己的想法。柳青说，“那我就没有必要写那篇文章”。
[7] 这延续了邵荃麟40年代的主张，参见他的《向深处挖掘》、《伸向黑土深处》等文，和他评论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的文章。
[8] 《邵荃麟批论选集》上卷第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 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10] 默涵《从阿Q到福贵》，《小说》1948年1卷5期。
[11] 段从学《“三里湾”与“创业史”之比较》，《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18卷第4期（2001年12月）。
[12] 1962年8月8日的大连会议上胡采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和赵树理的回应。参见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第……页。
[13] 《实干家潘永福》刊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侯金镜用卞易的笔名在《文艺报》1961年第5期刊文推荐，说不应单纯当成小说来读，称它“从密切地联系群众，求实精神，一切从调查研究出发的实事求是作风等方面来为潘永福立传”；“用事实本身作证，越朴实，越真切，越能达到它的教育目的”（卞易：《〈实干家潘永福〉》）。
[14]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15] 《描写与叙述》，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第46-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16] 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创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4月21日出版）。
[17] 具体情况，详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相关章节。
[18] 参见李士林《关于“创业史”和极左思潮》（1981年《延河》第3期）、蒙万夫《柳青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下文柳青的观点主要见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99、397、399、402页。
[19] 这一点，不管是《狠透铁》发表的当年的反应，还是后来的评论，都未出现如作者这样解释的结论。
[20] 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现象》，《文学评论》2010第4期。
[21] 参见刘可风《柳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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