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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第一愤青龚自珍的经济人生

黄坚

公元1838年冬的一天，著名诗人龚自珍只身行进在北京到直隶首府保阳（今河北保定）的路上。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求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去“乞籴”。乞籴的本意是指求助买粮食，但龚自珍此次的“乞籴”，其实是借钱，或寻求别的经济援助。关于此次“乞籴”的经过，龚自珍在一组题为《乞籴保阳》的诗里，有具体细致的描述。

读书一万卷，不溥侏儒饱。掌故二百年，身先执戟老。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今年夺俸钱，造物簸弄巧。相彼蚴蟉梅，风雪压欹倒。剥啄讨屋租，诟厉杂童媪。笔研欲相弔，藏书恐不保。妻子忽献计，宾朋佥谓好。故人有大贤，盍乞救援早。如臧孙乞籴，素王予上考。西行三百里，遂抵保阳道。（《乞籴保阳》其一）

诗的意思是，自己读书很多，但并不能保证自己不饿肚子；自己很用心于本朝掌故，做个小官却做得疲惫不堪。满腔激情却总是不合时宜，所以搞得一筹莫展、穷困潦倒。造化弄人，偏偏今年又被扣了一年俸禄。龚自珍觉得自己就像一株弯弯曲曲的梅花树，眼看就要在风雪中被压倒。每天提心吊胆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传来房东“乒乒乓乓”的打门声，由于又拖欠了房租，房东家的老太太和小孩子夹在一起尖声叫骂。处在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里，龚自珍最担心的，是自己那些书籍有可能朝不保夕。还是妻子提醒说，何不去找找老朋友。所以，只好效仿古人的样子，冒着严寒，驱行三百里，来这里向老友求助。

龚自珍前去求助的人名叫托浑布，在历史上也是个值得书写一笔的人物。托浑布是蒙古族人，当时任直隶布政使。从龚自珍《乞籴保阳》的内容看，托浑布不仅解决了龚自珍的求助，而且还热情相待。

龚自珍在乞籴保阳的次年，即1839年突然离京南返，这是龚自珍生平，尤其是晚年的一件大事。此前他的生活已陷入极其窘困的境地，或者说是濒临破产的边缘。在去保阳求助的上年七月，有位同年的儿子登门造访，龚自珍又在自己的诗里记下了这件事。

岁丁酉初秋，龚子为逐客。室家何抢攘，朝士亦齮龁。古书乱千堆，我书高一尺。呼奚抱之走，播迁得小宅。……愁眉暂飞扬，窘抱一开豁。……我贫无酒钱，不得留君啜。……室家幸粗定，笔研苏其魄。（《题王子梅盗诗图》）

如果不去关注这首堪称杰作的文学价值，只把目光聚集在诗人的生活景况上，我们看到，早在龚自珍离京的两年前，他的家庭经济生活已经糟糕到了什么程度，这首诗简直就是首“哭穷诗”。“龚子为逐客”，是说由于付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所以才有“播迁得小宅”。尽管看到王子梅的意外来访很高兴，但此时家中已一贫如洗，没法招待客人了，“不得留君啜”，对于一贯诗朋酒友的龚自珍来说，这可不是什么“我欲眠卿且去”之类的故作名士姿态，因为一年后，他就不得不去保阳“乞籴”了。

关于龚自珍在1839年离京返乡的起因，学界有过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猜测，除所谓“回避”说外，还有私情（所谓“丁香花公案”）和政治（钱穆主此说）的两种推测，极少见到有人提到龚自珍当时的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有没有可能也是龚自珍突然离京的原因？

当时，龚自珍穷得连独自一人先行离京的费用，也是靠一位恰巧来京的同年的帮助，才得以解决的。《己亥杂诗》第27首诗尾自注说：“别石屏朱丹木同年雘。丹木以引见入都，为予治装，与予先后出都。”

所谓“为予治装”，就是替龚自珍出了启程用的车马费。

龚自珍只身匆匆离京上路，没有携带家眷一同南返，致使这次离京给人一种“仓皇出逃”的感觉。小半年后，龚自珍才北上迎接家眷南归，行至河北、山东之间，一再踯躅不愿向前，那让他畏疑的“回灯不敢梦觚稜”（《己亥杂诗》300）究竟是什么？私情？政治？还是来自生活本身的经济压力？龚自珍对自己在此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京城，似乎产生了一种难言的阴影，甚至是危机感或恐惧感，这种感觉的

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龚自珍仓促离京，是靠了同年的帮助才得以成行，之后一路上旅途下来（包括后来重返北上接回家眷），龚自珍也是在亲朋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回到杭州。《己亥杂诗》第94首写道：

黄金脱手赠椎埋，屠狗无悰百计乖。侥幸故人仍满眼，猖狂乞食过江淮。（过江淮间不困戹，何亦民、卢心农两君力也。） 何亦民和卢心农都是龚自珍的同年，当时分别在江淮两个地方任知府和知县。诗的大意是，当初自己散金交友，结识的多是些江湖豪侠、鸡鸣狗盗之徒，最终搞得自己灰头土脸、穷途末路。好在朋友到处都有，这才能让俺老龚威风不坠、吃吃喝喝来到江淮。

从表面上看，龚自珍对于自己一路的“乞食”，好像有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劲头，但龚自珍的内心是不好受的：

公子有德宜置诸，有德公子毋忘诸。我方乞籴忽诵此，箴铭磊落肝脾虚。（《乙亥杂诗》第113首）

此处又见“乞籴”二字，可见在龚自珍的笔下，它已经快成为一个常用词了，其实际词义也就不难理解。所谓“箴铭磊落肝脾虚”，道出了因频频向人借贷而产生的沉重、心虚感，这才是龚自珍的真实心声。

然而“行到水穷处”，又是“乞籴”时。快到扬州的时候，龚自珍不得不又起了向人借贷的念头。

抵扬州，属有告籴谋，舍舟而馆。（《乙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抵达扬州后，龚自珍不但吃喝都在好友魏源的挈园别墅，甚至连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靴，也是魏源的。柴萼《梵天庐丛录》中有这样的描写：

在扬州，客默深所。默深长身，定庵服其衣衫，曳地如拖练。或大雨外出，而下衫泥湿归，则掷于帷帐间，不知为人服己服也。（转见于孙文光、王世云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197页）

同书中还有这么一段：

“扬州秋实轩者。定庵飞靴处也。……定庵无靴，借默深靴着之，所容浮于趾。曳之，廓如也。客至，剧谈渐浃，定庵跳踞案头，舞蹈甚乐，洎送客，靴竟不知所之，偏觅不可得。濒行，撤卧具，乃于帐顶得之。”（第198页）

柴萼之前，魏季子的笔下，也有过大致相似的情节，但没有说靴子是魏源的，而衣服，则说是汤海秋（龚自珍另一位朋友）的（见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柴萼生于晚清末期，距龚自珍已有百年。魏季子则大致与龚自珍同时（季子是魏源的孙子），他的说法也许更靠谱些。不过这种细节差异，不足以影响龚自珍当时经济状况的基本面目。

龚自珍是怎么在经济上落魄到这步田地的？

龚自珍一生的经济状况，基本以他参加工作的时间为分水岭，就是说，以龚自珍步入仕途为分界，前富后贫。

之前，龚自珍不说是锦衣玉食，也是个衣食无忧、自在逍遥的“官二代”公子。

龚自珍的家庭是一个“历代为官”、“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龚自珍的过继祖父龚敬身，先后官居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后迁吏部、礼部，任云南楚雄知府。祖母是福建延邵道陈文钊女儿。本生祖父龚禔身，官至军机处行走。父亲龚丽正，任职礼部数年后，外放任安徽徽州、安庆知府，后擢升为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堂叔龚守正，在龚自珍辞职离京那年，担任礼部尚书。龚自珍的外祖父，则是著名经学家段玉裁。这样的家庭背景，也会受穷吗？

此外，龚自珍在原配段美贞（段玉裁孙女）去世后，续娶何吉云为妻。何吉云的叔祖父何裕均接任龚丽正为安庆知府。龚自珍后来写《江南安庆府知府何公墓表铭》，开头就说：“嘉庆二十年，龚自珍娶于山阴何氏，实知府裕均从女孙。”

上述众人之中，最应被说到的，自然是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

清朝有句俗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或许不无夸张，但肯定绝非“空穴来风”（顺便说一句，后来在经济上给予龚自珍帮助的同年朋友，有多位是当任知府或曾任知府）。龚丽正前后担任五年知府，而且是安徽最重要、最富庶地区的知府，升任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后，更是如鲜花着锦。关于龚丽正在上海（衙署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其弟龚守正有这样的记述：

“乃升任上海观察，廉俸甚优，自丙子至乙酉，阅九年之久。于是六兄得大展其孟尝好客之志，一时有'九段六兄岳家十三龚’之目。此犹就常住署者言之，其余行李往来，供其困乏者，尚不在此数也。有数十年不通音问之亲戚，而纡道以访之；有漠不相关冒认亲友，而误周恤之。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无论其人之智愚贤不肖，无不礼为上宾，佛法平等也；无论其为丧葬嫁娶之急需，或为淫赌之浪费，一视同仁也。大约九年之中，所费不下数万金。”（龚守正《龚氏家乘述闻》，转见于《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22页）

龚守正的这段话，可以从龚自珍的《乞籴保阳》中，得到印证：

“忆丙子丁丑，家公领江海，四坐尽宾友。东南骚雅士，十或来八九。家公徧觞之，馆亦翘材有。”（《乞籴保阳》其三）

同时期的一件逸事，凸显了龚丽正身上这种孟尝式的风度与作派。据龚自珍《题红蕙花诗册尾小序》中说，嘉庆二十四年（1819），袁廷梼之子来访。

苏州袁廷梼，字又凯。有王晋卿、顾仲英之遗风，文酒声伎，江南北罕俪者。当时座客，极东南选，而家大人未第时，亦曾过其宅。君死后，家资泯然。今年冬，有皙而秀者，来谒于苏松太道官署，寒甚，出晋砚求易钱，则又凯嗣君也。大人赠以资，不受其砚。

“大人赠以资，不受其砚。”正是彼时龚丽正的形象刻画。

有这样一位“廉俸甚优”、“挥手散万金”的父亲，龚自珍的胸襟气度，自然也是不俗。嘉庆十八年（1813），时年22岁的龚自珍在北京第二次参加顺天乡试，落第。离京南返徽州时，龚自珍填词一阕《金缕曲　我又南行矣》，其中有“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的豪句，除去一种刻意效仿李白的豪迈与夸张，不正是一位官家才俊才有的张扬气势吗？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十几、二十年间，龚自珍就由一位富家公子，沦落为顶风冒寒、驰驱三百里向人“乞籴”的乞食者。

这一切都肇始于龚自珍的为官京城。

道光元年（1821）春，龚自珍就任内阁中书，参加国史馆修订《清一统志》，任校对官。在此之前，龚自珍曾在徽州府衙参与《徽州府志》的修撰，也考充过武英殿校录，还曾挂名礼部的内阁中书，不过这些充其量只能说是实习，龚自珍真正的工作履历，要从1821年算起。

也就从这一天起，龚自珍在经济上每况愈下。当然，严格说起来，龚自珍在经济上的走下坡路，还得往后稍延几年。1821年春正式参加工作，到1823年间，龚自珍一个人在京城生活，虽然孤单清苦，倒也优哉游哉。1823年七月，龚自珍母亲去世。从这时起到1825年底，龚自珍在杭州家中丁忧。1826年春，龚自珍守孝期满，重返京城，这次他不是一个人，而是携全家妻儿大小一道回到京城，龚自珍的生活负担骤然加重了。

有一件事情最深刻地反映出龚自珍一家在京城陷入的极端窘困的生活状况。

1836年，龚自珍有位叫王元凤的朋友，因故被革职，发配到张家口，临行前，王元凤将自己的妻小托付给龚自珍。此后，王元凤的妻子潘阿细及其幼子，便留在龚家一起生活，之后这对母子相继亡故。潘阿细死后，龚自珍为她写了首哀悼追念的诗，全文如下：

女阿细，黔潘氏；嫁琅琊，夫甚贵。事夫良，颇识字。夫远戍，出居庸；居庸关，莽万重。行仓皇，不可挈；托弱小，友朋职。我妇何，割屋宅。细有钗，直十金；何贷之，籴米盐；久不偿，惭以怵！细甚侠，无德色。望夫台，细徘徊，凉风厉，夫不来。细悲吟，泪霪霪，子先肂，辰以奄。莫含之，莫襚之，报钗德，铭瘗之。居庸关，天之西，夫不归，冢萋萋。槥无漆，愧钗德；树之枣，心甚赤。（《潘阿细碣》）

这是一个凄凉、悲惨得近乎不忍直视的故事。这篇诗体碣文，我在诸多龚自珍诗文选集中都没有见到，但它却是首质朴而沉痛的佳作。朋友有难，以妻小相托付，受托人反过来向被托付者借贷，典当其物品，方能买米盐以糊口度日，这是怎样的尴尬和难堪。“久不偿，惭以怵！细甚侠，无德色。”这又是怎样的愧疚和感佩。诗碣后部分中的“莫含之，莫襚之”，说的是潘阿细的幼子死后，龚自珍家贫，无力给孩子置办一点通常必备的随葬物。“含”指放在死者口中的物品，“禭”是给死者的衣物。也许诗中所说的“含”与“禭”，象征性要大于实际意义，但已足够显示龚家的贫寒。当潘阿细也死去时，“槥无漆”，櫘是粗劣的小棺材。由于没钱，没法油漆，所以是口薄薄的白皮棺材。潘阿细的幼子殇亡，龚自珍只能写篇铭文；到潘阿细死去，龚自珍只能在她的坟头种上一颗枣树，来怀念她的美德，并写下这篇碣文。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在龚自珍来说，并非一句比喻，而是冷冰冰的现实。

这已经很有点“活不起，也死不起”的意思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虽说已是龚自珍在北京生活的后期，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走到这一步，显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龚自珍在北京生活时的落拓形象，其姻亲陈元禄在《羽琌逸事》中以寥寥数语，为世人留下了一幅画像：

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尝访陈元禄于京师七井胡同，时九月也，秋气肃然，侍者觳觫立，公衣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蓬蓬然。（见《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55页）

“故衣残履，十年不更”，何以会潦倒落魄至此？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京官薪俸的微薄。

龚自珍一家在北京生活的固定收入，就是龚自珍任职官场的薪俸。龚自珍的长子龚橙，生于1817年，全家南返时年仅23，尚未能自谋生计，而且从龚橙日后的生活行迹看，即便他已独立成人，由他来供养龚自珍恐怕也是个问题。——而龚自珍的官场俸禄，微薄得几乎难以维持全家的生计。

“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这是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里的话。晚清京官收入的微薄，究竟薄到什么程度？

前引龚守正《龚氏家乘述闻》中，有这样的字句，“任京秩时，饔飧几于不继”，又“往往冬衣不能取赎”，乍一看，简直让人有点难以置信。郭著《龚自珍年谱》则从某个角度反映出龚丽正为官京城的经济状况。龚自珍1797年随母亲首次进京，龚家在北京的住处，就基本是一年一搬。1800—1803年间，龚家回杭州为祖父龚敬身居丧，守孝一结束，刚回到北京，就又是搬家。我统计了一下，龚家在北京的头十年，前后搬家六次，至少住过七个不同的地方。搬家或许有各种原因，但房租肯定是难以排除的一个因素。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第二次上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在京期间，有次路过曾经住过的住宅，勾起对于往事的回忆，于是写下《庚辰春日重过门楼胡同故宅》一诗：

城西郎官屯，多官阅一宅。家公昔为郎，有此湫隘室。朝阳与夕阳，屋角红不积。春雨复秋雨，双扉故钉齿。无形不知老，有质乃易蚀。往事思之悔，至理悟独立。中有故我魂，三呼如欲出。

从“郎官屯”这个名称，就可以想象当时京官的生活境遇，这可不是如今的“部长楼”，而是那时的“城中村”。大家合住一宅，既狭小又低洼，几乎整日不见阳光，在雨水的击打下，显得如此弱小、破败。“往事思之悔”，还没有开始独立谋生的龚自珍在悔什么？为何而悔？“至理悟独立”，又是从什么角度说的？那时，龚自珍自己的生活还完全没有展开，他不知道，在前面等待他的，将是比他父亲更委屈、难堪得多的人生。

当龚自珍自己也开始为官京城时，他重复了父亲的搬家故事，当然是越搬越小，并且始终沦陷在房租的困扰之中，直到彻底离开北京。[1]

这种生活际遇，在龚自珍的文字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明良论》是龚自珍早年写的一组政论文章。这组文章的第一篇就是讲官员，尤其是京官薪俸、待遇太低的。有意思的是，《明良论》常常被人提及，只要一说到龚自珍，几乎没有不说到《明良论》的，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拿《明良论》的后三篇说事，有意无意间，把第一篇给忽略了（侯外庐先生却在阐述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时，首先提到了《明良论》的第一篇，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672页）。为什么呢？因为后三篇都是以揭露和批判为主题，符合龚自珍的思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而《明良论》第一篇却是为官员鸣冤叫屈的，乍看好似有点错位，所以，《明良四论》往往只见《明良三论》。如此研究龚氏思想，能不有失偏颇？

跟《明良论》（一）在内容上有明显衔接的是《论私》一文。如果说《明良论》（一）是从事实和形象的角度，揭示了为官京城的凄凉，《论私》则从理论层面给予了强力回击与辩驳。

崇文门以西，彰义门以东，一日不再食者甚众，安知其无一命再命之家也？

远方之士，未尝到京师，担笈数千里而至，乐瞻士大夫之气象丰采，以归语田里。今若此，殆非所以饰四方之观听也！

夫士辞乡里，以科名通籍于朝，人情皆愿娱乐其亲，赡其室家；廪告无粟，厩告无刍，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家人噭噭然呼。 （《明良论》（一））

于是在《论私》一文中，龚自珍几乎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要为私正名，为私争利。

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昼，无私也。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房帷之设，枕席之匿，赪瓶之拒矣。禽之相交，径直何私?孰疏孰亲，一视无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因有过从燕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 （《论私》）

也许正是由于这段话的缘故，1976年之前出版的各种龚自珍选集中，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隐去了这篇《论私》。郭著《龚自珍年谱》，更是从头到尾，压根没有出现《论私》的踪影，遑论评议。然而又是侯外庐先生在其文章中说，龚自珍《论私》里的这段话，“接近于资产阶级的正统派经济学的出发点”（《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673页）

龚自珍对于官员，尤其是京官薪酬与待遇的关注与议论，既是当时官场现实的一种客观反映，也成为之后漫长时间里，有关中国官场政治的一个持久话题。维新运动初期，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曾在《中国自强策下》一文中，也谈到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即：

“厚俸禄而革陋规，入官之日予以装钱，辞官之日予以恩俸，或给终身，或逮子孙，办公有费，登程有资，则人兴于廉矣。”（ 汪康年《中国自强策下》）

可见，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些事情依然停留在设想，或者说奢想的状态。

此外，今人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一书中，《清代的功名与富贵》一章，也有专门文字说到晚清士子与官员，尤其是京官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其中林则徐、曾国藩、朱珪、梁绍壬、李慈铭等人的事例，皆出于与亲友书信、言谈回忆或日记，切身之语，真实可信，可与龚自珍的论述相互参照。

说到这里，顺便补充一句，龚自珍在1838年的冬天，驰驱三百里去保定向托浑布“乞籴”，难免有启人疑窦之处。龚自珍在京城有为数不少有交往的朋友，其中不乏官场中人，为何要舍近求远去保定向托浑布求助？从目前所见资料看，托浑布与龚自珍之间，似乎算不上交往最为密切的朋友。我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龚自珍在京城有交情的官员朋友，之前已经被龚自珍“乞籴”过了，没法再去“乞籴”；其二，龚自珍在京城的朋友，自己的景况尚且是“泥菩萨过河”，无力给龚自珍以援助。从杨国强先生书中所述情况看，后一种的可能性理应更大。也就是说，清朝京官的穷困，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持续、普遍状况。

龚自珍在北京的生活陷入困境，也跟来自他父亲的变化有关。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过，有关龚丽正在经济上支助龚自珍的材料，但可以推想的是，至少在龚自珍开始个人社会活动的早期，比如，1812年一道离开北京后至1821年间，龚自珍在安徽、江苏、杭州等地往返、生活，以及数次进京的所需费用，应该是来自龚丽正的。[2]只是这种经济关系，与其说是发生在龚氏父子之间，不如说是发生在龚自珍和他整个家族之间。这一点在我看来，对于龚自珍经济思想的形成与构成，有直接或潜在的影响。不过，正式参加工作前，用用父亲或家族的钱财，应当是无可厚非、天经地义的，而一旦自己踏入社会，走上仕途，自己有了收入，再向老父伸手，恐怕就有点不便启齿了。况且更重要的，就在1826年龚自珍丁母忧后，携全家人一起进京，生活压力骤然加重之时，他父亲却在一年前辞去了“廉俸甚优”的官职，并且即刻“由富转贫”（见《龚氏家乘述闻》中的“不名一钱”，及丁申、丁丙《国朝杭郡诗三辑》的“解组归田，敝貂粝食，处之晏如。”）这就意味着，在龚自珍最需要钱的时候，他那个曾经最大、最有保障的经济奥援，失去了。

龚自珍在家庭生活上陷入经济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书籍尤其是碑版、金石等古玩上的巨大开销。龚自珍收藏有所谓“三秘十华九十供奉”（陈无禄撰《羽琌逸事》，转见于《龚自珍研究资料集》）。一个在衣食住行方面尚且无着的人，能有真正的经济实力，花费在这些“奢侈品”上吗？“这些古物也像过眼云烟，在龚自珍手中很快留不住，散入他人家中。到他晚年辞官南返，住到昆山羽琌山馆的时候，收藏的宝贝已百无一二，绝大多数风流云散了。”（陈铭著《龚自珍评传　考订金石碑版》）

贫困之人灾祸多。1822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龚自珍，遭遇了一场火灾，火灾给“以书为生”的龚自珍，造成了莫大损失。《己亥杂诗》第67首说：“十仞书仓郁且深，为夸目录散黄金。吴回一怒知天意，无复龙威禹穴心。（……壬午岁，不戒于火，所蒐罗七阁未收之书，烧者什八九）[3]

另一桩灾祸是在1838年，龚自珍被朝廷罚俸一年。对于债台高筑、焦头烂额的龚自珍来说，这样的处罚，几乎是致命的。

除去上面所说，还有一点，也深深影响到了龚自珍的家庭经济生活，这就是龚自珍的生活和花钱习惯，所谓“山民（龚自珍自号羽琌山民）不喜治生，交游多山僧、畸士，下逮闺秀、优倡，挥金如土。囊罄，辄又告贷。”（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从根本上说，不良的花费习惯，比一场火灾或停薪，更能让一个人迅速堕入贫困。

凡此种种之外，龚自珍还有一项颇为出人意料的习性：赌博。徐珂的《清稗类抄》，记录了龚自珍这么一件趣事。

龚定庵嗜博。尤喜摇摊。尝于帐顶绘先天象卦，推究门道生死，自以为极精，而所博必负。时杭州盐商家，每有宴会，名士巨贾毕集，酒阑，辄于屋后花园作樗蒲戏。有王某者，是日适后至，见龚独自拂水弄花，昂首观行云，有萧然出尘之慨。……复云，“今日宝路，吾本计算无讹，适以置资罄，遂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惜无豪杰之士假我金钱耳。”王本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赠之。偕入局，每战辄北，不三五次，资复全没。龚甚怒，遂狂步出门去。（《清稗类钞 赌博》）

故事写得很是生动传神，对于其真伪，也许不必过于执着。只是恰如前面所引野史笔记一样，情节和细节都可暂且置诸一旁，但事情所依托的背景，则恐怕是毋须置疑的，即龚自珍第一肯定没钱，第二肯定好赌，否则这种故事，是很难“诬陷”到他的头上的。

关于龚自珍的赌博，魏季子的《羽琌山民逸事》里，也有两则相关短文：

婕妤妾赵玉印，以宋拓《化度寺帖》相易，又媵以五百金得之，甚宝爱，……未几，因博丧其资斧，又质之人矣。

定庵以博倾其家赀，而自负其精于博，闻声揣色，十猜八九。有询之何以屡负？定庵蹙然曰：“有人才抱马班，学通郑、孔，入场不中，其魁星不照应也；如予之精于博，其如财神照应者何？”

在魏季子看来，是赌博让龚自珍陷入了倾家荡产的境地。

跟赌博相比，更容易想到的名士风流之举，是嫖妓。易宗夔《新世说》里有句话：“（龚自珍）平居无事，非访妓，即访僧”，这话兴许有夸大成份，至少就现有材料看，龚自珍在京期间，“寻花问柳”的行迹似乎并不多见，这也许跟龚氏诗文散佚较多有关（龚自珍颇有种不惮“自曝家丑”的自我书写秉性），也许真的跟《大清律例》有关（所谓为官者不得嫖妓），再有就是跟钱有关了，没钱，连妓院的门都迈不进去，去了也只能打工。

当龚自珍辞官南下，恢复一介平民之身，加上故人的慷慨襄助，于是，名士的风流面目，便又暴露无遗了。

龚自珍在返乡途中，先后邂逅两位妓女，一名灵萧，一名小云。龚自珍跟这两位妓女之间，肯定发生了有逾“一笑而过”的情感纠葛，否则，《己亥杂诗》里，就不太可能高密度出现诸如“悬崖撒手别卿时。不留后约将人误，笑指河阳镜里丝。”、“是剔银灯诅我时”，以及“豆蔻芳温启瓠犀，伤心前度语重提。牡丹绝色三春暖，岂是梅花处士妻？”、“绾就同心坚俟汝，羽琌山下是西陵”等等句子，尤其是跟灵萧之间，似乎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最终龚自珍与两位青楼红颜之间，全都发乎情而止于嫖，没有修成正果。[4]个中情形，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可以设想，一个连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没法自理的乞食者，怎么可能有能力为妓女赎身，并将之纳为妾室？

对于自己的经济困境，龚自珍除了“乞籴”外，并非就是顺其自然、自安其命，他也做出过努力。

道光十四年（1834）有一次乡试，龚自珍报名参加了这次乡试试差的考试，所谓试差，是朝廷特派的乡试试官。龚自珍应考试差的原因，除了想继续父辈的光荣（龚自珍父叔二人，曾经兄弟同乘轺车，时称盛事），游历各地和结识文友，以及建立人脉关系，另一项重要考虑就是经济收益。[5]但这次考试，龚自珍又失利了，这是龚自珍生平参加的最后一次考试。随后不久，龚自珍在《干禄新书自序》中有这么一番说法：

京朝官由进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选，则乘轺车衡天下之文章。……龚自珍，……考差未尝乘轺车。

由“未尝”两字看，龚自珍参加试差考试，好像不止一次。

龚自珍这种根本而持久的经济困境，除了他自身个人原因以外，也跟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有关，当然，同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有人活得比他好多了，宽裕、潇洒多了，比如好友魏源。写于道光七年（1827）的《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一）中“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一联，就是这种感受和意识最明确的表达和写照。

龚自珍出生于1792年。乾隆死去时，龚自珍已有八岁，所以龚自珍是踩着所谓盛世的尾巴尖，来到这个世界的。从龚自珍来到这个世界起，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没有一天太平过。旱灾、水灾、战乱，连绵不断，永无休止，而且愈演愈烈。那曾经风光且实惠的对外贸易，眼看着因为鸦片正在发生巨大的逆转。官场的腐败，与和珅时相比，如烈火燎原，有过之而无不及，已成不可遏止之势。为此，嘉庆、道光两任皇帝，不得不紧急扭转“乾隆盛世”的经济方略，一改奢靡浪费，开始以勤俭为标榜和号召。这一国策，几乎一直延续到整个清王朝统治的结束。

当龚自珍在京城苦苦为官时，1829年和1837年，他曾有两次机会，可以到地方去任知县和同知（知府副手）。从个人的经济角度说，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但都被龚自珍给放弃了。龚自珍为何要放弃地方就职的机会，一般书中，均语焉不详，然而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段话，倒不失为一种解答：

和珅时期腐化的后果在地方上能最明显地感觉到，因为州、县长官在这里承担了收税和维持秩序的最后责任，因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杂的诉讼问题，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这就使得许多学者不愿负起这一切义务来换取官职上的特权。（《下卷》158页）

一方面是近乎疯狂的榨取，一方面是濒临崩溃的压力，这就是当时中国官场的真实图景。京官不好当，地方官就好当么？况且以龚自珍展示给世人的性格形象，恐怕没有人，包括他自己，会对他的为官一方有任何乐观的信心。

龚自珍对于他的时代和社会，曾写下一系列“直面现实”的文字，这些文字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在这些文字中，自然也包含经济领域和现象的话题，比如土地、流民、货币、贸易，以及开拓边疆，水利建设也属于经济议题，总之，龚自珍在经济的诸多方面，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这些设想和建议，有些被后人高度赞扬，有些则被视为空想、消极、保守，甚至是倒退的想法。

在种种与经济有关的话题中，物价一直是一个容易引发群体性感受的词，龚自珍自然也不例外，并表现出一个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杰出的表达能力。

道光二年（1822），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龚自珍，以略带游戏的笔墨，写了一首“打油”风味的歌谣。

父老一青钱，馎饦如月圆；儿童两青钱，馎饦大如钱。盘中馎饦贵一钱，天上明月瘦一边。噫！市中之飧天上月，吾能料汝二物之盈虚兮，二物照我为过客！月语馎饦：“圆者当缺。”馎饦语月：“循环无极。”——大如钱，当复如月圆；呼儿语若：“后五百岁，俾饱而玄孙！”（《馎饦谣》）

馎饦是种食饼，诗的大意是：以前父亲给自己买的时候，一个铜钱可以买到像月亮那样大的；现在的孩子，花两个铜钱，却只能买到比一个铜钱大一点的，馎饦就像天上的月亮，不停地在变，越变越贵，什么时候馎饦能重新“变”回到从前那样？答案是：五百年后！龚自珍这里说的五百年，并不是一个随手写的数字，它来源于《孟子》。在一篇以经济为主旨的文章《平均篇》中，龚自珍同样用到了来自《孟子》的另一个词语：“变置”。“五百年”与“变置”这两个词语，都隐含了一个相同的寓意：王朝更替。龚自珍在物价和经济上的愤慨，促使他逾越了正常的思维轨道，发出了危险的声音，这也从而印证了侯外庐先生所说的，“他（龚自珍）的议政危言，是从他的经济思想出发的。”的论断（《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672页）

1839年，龚自珍彻底告别寄居了十九年的北京，南下返乡。沿途，龚自珍对路旁经历的事事物物，都表现出一种好奇的关注和思索。一次路过某处集市，龚自珍细心地观察到，集市中用以交易的度量衡形式各样，尺度不一，于是发出感慨道：“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乙亥杂诗》20）。“一饱难”这三个字从龚自珍的嘴里说出来，是多么真实可信。

龚自珍告别京师诸友，辞职回家，以后，他将靠什么来谋生呢？[6]

本来，龚自珍的辞职，假如真是出于所谓“引避”的原因，[7]按理说，朝廷就应该给他以重新分配工作的机会，即便让他回家，也应该给一笔遣散费，或退休金，但从后面的情形看，龚自珍似乎是完全“净身出户”的，否则龚自珍如果拿了朝廷一笔钱，又让同年帮助“治装”，又一路“乞食”、“乞籴”，这就有点“揣着银子装穷人”——装孙子了。所以我判断，龚自珍是两手空空离开了京城。

说起来，不管京官收入如何微薄，好歹它也是份固定工作，可以保证一份稳定的收入（剥夺俸禄又不会经常发生）。再说，从龚自珍为官的轨迹来看，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只不过走得慢一些而已，这也是常态。到龚自珍辞职时，他已经是个五品官员，不能算是很低的官阶了，但龚自珍却在突然之间将一切抛弃，以“裸身”的姿态走出了京城。

不过，对于今后的生计，龚自珍倒没有显出怎么担忧，反而充满了一种乐观、自信的心情。

这里要插入一句的是，不管龚自珍在生活中已经沦落到何种程度，他都没有被推入到真正赤贫的境地，他还有妻妾仆婢，还有羽琌别墅，还有大量书籍、古玩，他还有一个至少曾经兴旺的家族。如果龚自珍真的堕入到了赤贫境地，那我们今天恐怕连这些仅余的诗文词赋也读不到了。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的结尾，龚自珍写道：

予之身世，虽乞籴，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

龚自珍认为自己虽然一路“乞籴”，但还不至于就这样在穷困潦倒中死去，现在不过是初秋，风光尚好。

《乙亥杂诗》中有两首诗，具体表明了龚自珍何以自信、乐观的缘由：

倘容我老半锄边，不要公卿寄奉钱。一事避君君匿笑：刘郎才气亦求田。（俭岁，有鬻田六亩者，予愿得之，友人来问此事。） （《己亥杂诗》215首）

龚自珍这诗里说的“锄”，不是真的说想当个农夫，去种田，而是要当个小地主的意思，所以想买下这六亩田。假如可以当个小地主，那就不再需要向人求助了，所谓“不要公卿寄俸钱”，其实是种委婉的说法，就是不再向人“乞籴”。

正因为有了这种设想，所以龚自珍豪气地说出了：

随身百轴字平安，身世无如屠钓宽。耻学赵家臣宰例，归来香火乞祠官。（《己亥杂诗》218首）

“屠钓”就是前面说的“锄”的意思，也就是要做个普通的平民，做个货真价实的体力劳动者（龚自珍真能做到么？）。所谓祠官，说的是宋朝对罢职或年老退职的官员，令其管理道教宫观，按原职高低，给予一些虚衔，不必真管事，只领取相应俸禄，龚自珍瞧不上这种类似施舍来的钱（其实是不妨看作退休补偿金的一种），同时也表达了龚自珍对于官场，憎恶已极，彻底绝望，拒绝再“吃回头草”的决心。

皇初任土乃作贡，卅七亩山可材众。媪神笑予无贫法，丹徒陆生言可用。（吾友陆君献，著种树书，大旨言天下之大利必任土，“货殖”乃“货植”也，有土十亩，即无贫法，昔年曾序之。） （《己亥杂诗》220首）

诗里提到的陆献（字彦若），是当时著名的农学家，也是龚自珍的朋友。

龚自珍对于土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注重。他曾引用陆彦若的话说：“天下之大富必任土”，对于这一点，龚自珍是深以为然的。事实上，这也是龚自珍整个经济思想的根基所在。本来，对于土地的重视，是中国人历来的传统，并不出奇，只是放在龚自珍的时代，以龚自珍的身份、思想来说，就显示出某种值得加以注意的特殊性。龚自珍以土地和宗法人伦关系的结合，构建了他的整个经济观、社会观和政治观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内容。这种观念，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无疑有种明显的过时、空想、消极和保守色彩，但其中并非毫无积极性可言，因为在它的背后，蕴含着龚自珍对于当时清帝国社会秩序的整套构想，即如何使业已呈现出“忽喇喇大厦将倾”局面的帝国（龚氏于此颇多警世之语），重新找到和恢复平衡与平稳。在龚自珍看来，要稳定帝国，必先稳定农村；要稳定农村，就必须先让土地和人（以宗法的形式）形成一种和谐、稳固、持久的关系。所以，求稳，就是龚自珍思想的核心所在，他给自己取的字号，定庵和巩祚，透露的正是这一消息。他的经济学名篇《平均篇》的所谓“平均”，其实不是平均，而是平衡与平稳。龚自珍对于外贸和货币，甚至边防的一系列思想、建议，都是这一核心思想的折射与体现。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龚自珍幻想通过自己经营土地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孟轲主义的宗法空想的“乌托邦”。龚自珍坚信，通过这种方式，自己不会再陷于贫穷，“有土十亩，即无贫法”，然而，结果如何呢？

回到杭州后，在给自己最好的朋友吴虹生的书信中，龚自珍无奈地写道：

弟今年仍不能不出门，向来薄宋士大夫罢官后乞祠官，今之书院讲席，又出领祠之下，乃今日躬自蹈之。已就丹阳一小小讲席，岁修不及三百金，背亲老而独游，理兔园故业，青灯顾影，悴可知已.新正三日，即出门。（《与吴虹生书十一》）

建立在六亩土地上的梦想，看来是破灭了。

“今之书院讲席，又出领祠之下。”

这是命运给龚自珍做的最终安排，也是时代的巨手，给晚清以降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即将做出的命运安排。

龚自珍为自己选择的最后一条人生道路是幕府。

龚自珍一向憎恨幕府中的幕僚（师爷即其一种），多次撰文加以痛斥，《乙丙之际塾议三》，就是集中描写这一现象的。龚自珍的这一心理，既平常又并不单纯。幕府和幕僚，这是晚清一道必然出现的奇异现象（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一节的相关叙述）。这一现象将在曾国藩身上实现集大成，并大放异彩，它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文人特殊而特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虽然幕府、幕僚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但直到晚清，它才具有非凡且影响深远而意义重大的一面），然而在龚自珍的时代，它还是一条迫不得已的，遭人蔑视与痛恨的谋生道路（虽然其经济收益，往往让人垂涎，魏源或可视为典型之一）。当龚自珍由于极度贫困，加上其它原因，已经无法在京城立足的时候，幕府的影子，开始映现在他的生活视野里。1838年，龚自珍给林则徐的那封《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人们通常只看到禁绝鸦片贸易的爱国主义，但是龚自珍如果真去到林则徐那里，他将是以什么身份和方式呢？难道不正是幕僚吗？遭林则徐婉拒后，龚自珍随后不久即离京返回到家乡杭州。回到杭州不久，龚自珍再次向另一位老友梁章钜伸出了同样的“橄榄枝”，这仍然是一条幕府之路，只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暴亡，中止了这一计划妥当的心愿。[8]

而弟颓放无似，往来吴越间，舟中之日居多。在家则老人且不得萧闲如先辈林下之乐，况弟乎？出门则干诸侯，不与笔砚亲。（《与吴虹生书十一》）

“出门则干诸侯”，任你是豪迈、狂傲的龚自珍，当被生计逼得走投无路时，在与官场的关系上，不也是一位“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的妙玉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那时，龚自珍的父亲已呈现出不久于人世的迹象，但龚自珍为了糊口，不得不奔波于江浙之间的江湖上。三月初五，龚丽正逝世于杭州家中。龚丽正死后，龚自珍接任了其父原先在杭州紫阳书院的讲席。镇江、杭州两地，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我无法想像，龚自珍是如何兼任这两份并不情愿的工作的。但毕竟这样一来，他等于多了一份工作，也就多了一份收入，这是父亲辞世留下的遗产，此时龚自珍的心里，是种什么滋味？

但龚自珍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来体味人生的苦涩了。父亲去世后不到半年，龚自珍以一种龚自珍式的方式，彻底告别了这个世界，那些曾经长期困扰他的贫穷和烦恼，也都随之烟消云散。

写于2011年6月24日

2016年2月1日修改

注释：

1，据郭著《龚自珍年谱》，1831年，迁居烂面胡同北头路东宅；1837年，又迁居，所谓“播迁得小宅”，中间是否还有过搬迁，不得而知。在《与吴虹生书》（三）中（何年？），有这样的句子：“索逋者又暂相贳，无剥啄声。”《与吴虹生书》（八）中则有：“弟此节俗冗，焦头烂额，对月对酒皆不乐。樽前月下，尚有剥啄之声，如御十万敌，必须在家首先搪拒。”所谓“剥啄之声”，就是房东催缴房租的打门声。

2，罗检秋著《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一书中，有这样一条：“陶澍是宣南诗社的发起人，而且'官居江南时，岁寄宴费’”。宣南诗社吃顿饭，究竟要用多少钱，需要身为巡抚和总督的陶澍“岁寄宴费”？由此一斑，可以窥出那时江南与京城之间经济扭带之豹影一瞥，也可从旁揣测龚丽正、龚自珍父子可能有过的经济关系。

3，关于龚家遭遇的火灾，有两种不同说法。一九八○年第一期《故宫博物院院刊》上，以《龚自珍致邓传密佚札系年校注》为题，公布了龚自珍的三篇佚札。这批佚札内容，为众多学者和学术著作所采信，包括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在这批佚札里，有龚丽正苏松太兵备道署衙失火，以及龚丽正因此受罚的内容，如果属实，那龚丽正对龚自珍的经济援助就更问题。复旦大学马美信教授，针对这批龚自珍佚札，提出过异议，并撰写了《龚自珍佚札三篇辨伪》一文，论证所谓龚自珍佚札，实是他人伪造。

4，有种说法，说龚自珍后来纳了灵萧为妾，郭著《龚自珍年谱》采信了这一说法。更有甚者，说龚自珍最后是被灵萧给谋害毒死的，见柴萼《梵天庐从录》等书。

5，跟龚自珍时间接近而年龄稍长的山东籍文人刘大观（1753—1834年），在其《复鲍觉叟先生书》中有一句：“今愿先生得一试差，即放学政。既便于游览，用阔胸襟；或网底珊瑚，一洗荒蹇，亦可乐也。”所谓荒蹇，就是贫寒、困顿的意思。又《儒林外史》第十回，“鲁编修道：'老世兄，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张慧剑在此注释说：“主考、副主考到外省主乡试，地方官要送他公费、程仪；……此外还可舞弊出卖举人，所以下文又说：'肥美的差’。”

6，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一文，其中写到乾隆第四次南巡时，见到曾侥幸逃过一死的杭世骏，有一句问话：“汝何以为活？”杭回答说：“开旧货摊”。乾隆问：“什么叫开旧货摊？”杭回答：“卖破铜烂铁。”乾隆于是御书“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一旦脱离，或被脱离与政权和体制的关系，“汝何以为活？”就成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7，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奇好客，境遂大困，又才高动触时忌，至是以闇斋先生年逾七旬，从父文恭公适任礼部堂上官，例当引避，乃乞归养。”这段说明龚自珍何以离京归乡的文字，把龚自珍的经济状况放在最前面，但却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8，见梁章钜《师友集》。

黄坚，男，1984年--198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从事新闻媒体工作，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和《桃花树下的鲁迅》。

本文转自《学术与社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