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中的文学常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但是由于秦王朝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且历时短暂，因此“秦世不文”是秦代文学的主要特征。
两汉王朝历时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汉代文学样式丰富，许多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孕育而生，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代散文代表作品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的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由于《吕氏春秋》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吕氏春秋》中还保存大量的寓言故事，全书的寓言故事共有两百多则。《吕氏春秋》中的寓言大都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李斯的散文
秦代唯一的作家是李斯，楚上蔡（今河南）人。曾从荀卿学，入秦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因说秦王并六国，拜为客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李斯为丞相，定郡县制，下焚书令，变籀文为小篆。《史记》有传。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在泰山，琅玡、峄山等地刻石表功。这些刻石文大多出自李斯之手。内容虽没有更高的文学价值，但它是最古的碑文，对汉魏碑铭有直接的影响。
西汉散文
贾谊的政论文
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 才智的广阔天地。先是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并著文12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新语》。接着是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把汉代政论体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影响非常大，分上中下三篇。三篇文章，环环相扣地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采。此文虽为说 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畅，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晁错和邹阳的政论文
晁错是景帝时代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他的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言称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急务二事。他的名作《论贵粟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文风朴素无华，质实恳切。
邹阳曾先后游于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门下，在当时以舌辩著称。《狱中上梁王书》是其在梁时为自己辩诬的作品。《汉书》说他为人有智略，而这篇文章正好体现了“有智略”的特色。文章博引史实，运用比喻，排比铺张，有战国游说家气势。
董仲舒和刘向的策对叙录、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以《贤良对策》三篇为武帝器重。这三篇文章对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
刘向（前77-前6），字子政，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玄孙。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写成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学著作《七略别录》。编次《说苑》、《新序》等，《汉书》有传。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编辑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校毕一书，不仅编写目录，还写了很多书录，如《战国策书录》，是比较出色的文学散文。
《淮南子》
《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集体编写而成，原名《淮南鸿烈》，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它包含各派各家思想，被列为杂家，实际上以道家和阴阳家为主。多用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理，排比铺张，显然受辞赋的影响。
东汉散文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向着骈俪化的方向发展。
王充（27-96），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曾受业太学，博通百家众流之言，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著《论衡》属政论散文，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部主要著作。他自言《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王充反对夸张的艺术，用事实批驳各种虚妄之论，论证有力，文风雄辩，有很强的现实精神。王充提出了不少的进步主张，对后世文艺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赵晔的《吴越春秋》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其中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荒诞离奇，开志怪小说之先河。
东汉散文较之西汉散文，在样式上有所突破，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像胡广的《征士法高碑》、蔡邕的《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等都比较有影响。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今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
两汉辞赋
1.赋的形成
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赋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是在战国时期。具体地说，赋的形成有以下三种途径。首先，由楚歌演变而来。楚声歌辞，是一种用楚民歌体写的诗。其次，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最后，由“诗三百”演变而来。
赋有散文，有韵文，韵散相间，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新兴文体。其辞藻繁复华丽，极力铺陈排比，渲染夸张。往往采用一种主客问答的方式更是汉赋成熟期的主要特点。
赋的发展有一个流变过程。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像《庄子》、《荀子》中的叫做“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做“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做“律赋”；宋代以后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
汉赋的特色及成因
汉赋的主要特色：题材、主题广泛；汉赋的体式在楚辞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汉赋的语言比较普遍的讲究声貌，尤多夸张的描写，具有“情少而辞多”的特色。
汉赋的特色与汉代政治经济与帝王的兴趣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汉高祖开国皇帝刘邦是楚人，汉朝开国的大臣也大都为楚人，因而汉初楚声歌辞就得以传播，这对此后赋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问答体的兴起，显然是受到纵横家言的影响；宫廷娱乐的需要及帝王奖励歌颂的政策，更是汉大赋极盛一时和体制宏大的直接原因；同时，赋在汉代成熟兴盛也是文体发展的自然趋势。
汉赋的发生发展与代表作家
汉赋的发生发展
汉初的赋，模拟楚辞的痕迹十分明显，句中往往带有“兮”字，篇幅不是很长，且以抒情为主，文学史上将这一时期的赋称为“骚体赋”。此后逐渐形成了散体大赋，状物成为了其主要功能，以问答形式展开，篇末往往有一些讽谏之言，但常有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矛盾的问题存在，赋的主体就是这种大赋。东汉后期，抒情言志小赋开始出现，作者或直刺时弊，或抒情言志，篇幅重又短小，琅琅可诵，给赋注入了新的生机。
汉赋的主要作家
①贾谊
贾谊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期早期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是骚体赋阶段的主要作家，《吊屈原赋》、《鵩鸟赋》是其代表作。
②梅乘
梅乘，西汉初期著名辞赋家，是由骚体赋转变为大赋的第一位作家，也是梁园文学的杰出代表，《七发》是其代表作，七发也标志着汉大赋的形成。
③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散体大赋的代表作家，梁园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主要有《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等等。其中《子虚赋》和《上林赋》被后世誉为“赋之圣”。
④扬雄
扬雄，西汉末年最为著名的辞赋家，其代表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都是歌颂汉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规模体制直逼司马相如的赋作。
⑤班固、张衡
东汉的班固以辞赋著名，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班固的代表作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张衡是抒情言志小赋的代表作家。张衡得代表作有《归田赋》、《二京赋》等等。
4.汉赋的评价
汉代辞赋在开拓文学题材和表现主题、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丰富文学语汇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贡献。汉赋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既有其自身独立的发展过程，又有大量优秀的篇章丰富了文学遗产的宝库。
史传文学
1.史传文学综述
历史散文在西汉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为此后的中国历史著作树立了典范。而《史记》更伟大的地方，则在于司马迁是带着浓厚的感情来写这一部分的著作的，那些传记性的文字，无疑也是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因此，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司马迁《史记》的影响，东汉出现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中国学术史历来将《史》、《汉》并称，它们既是中国历史名著，也是传记文学中的双壁。
2.★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成书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生长在一个“世典周史”的家庭。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而深刻，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对司马迁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转益多师，除了跟着儒家大师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等先秦典籍外，还跟着董仲舒学过金文学派的《公羊传》。后来翻阅了各种文献资料，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他无不涉猎。
太初元年，他在主持参与制定太初历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这年他42岁。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遭受宫刑，这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在这次不幸的遭遇中，司马迁体察到了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许多复杂而且微妙的关系。为了完成《史记》，他忍辱负重的顽强活了下来，发愤著书。最终完成了宏伟巨作《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史事。总共130卷，52万余字。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史记》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它在史学上、文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3.班固与《汉书》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出身于世代显宦之家。父班彪，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著有《史记后传》。班固九岁诵诗赋，16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23岁父去世，回家整理父亲遗稿，立志写史。26岁开始撰写《汉书》，虽经挫折，矢志不渝。班固死后，和帝令其妹班昭与马续补写“八表”、“一志”，《汉书》最终告成。
《汉书》是纪传体，但与《史记》不同的是，它不是通史，而是断代史。全书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23），共230年的历史。全书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100篇，约81万字。《汉书》基本上沿用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以记人传记为主，但也有不同，改“书”为“志”，取消了“世家”，凡《史记》列入世家的汉代人物，《汉书》均写入传。
班固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汉书》里明显地有维护现存封建秩序的儒家观点和天命论，因为他是奉旨修书，他要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也正是《汉书》的批判精神不如《史记》的原因。另外，《汉书》中的许多人物性格抹上了中庸的色彩，明显地以中庸人格的中和标准去权衡人物的性格。
《汉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以人为中心史传文学作品。从史传文学的角度来评价，《史记》为冠，而《汉书》也颇有独到之处。班固为那些汉王朝的忠诚义士所写的传是《汉书》中最成功的部分。班固写作《汉书》谨言有法，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同时《班固》在写作汉书时相当冷静客观，对史料的运用也十分审慎，这使其作品不像《史记》那样感情充沛而富于文学想象力。不过，《汉书》也运用了不少文学手法，其中对比映衬运用的十分突出。另外，《汉书》虽然很少直接描绘人物心理，但是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把握却相当成功。班固还十分注重细节以及轶事对人物刻画的积极作用，但《汉书》中生动的场面已没有《史记》中常见。
汉乐府民歌
1.乐府与乐府诗
“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含义。最初是指汉代朝廷中主管音乐的乐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魏晋六朝时期，人们把汉代乐府机关制作、收集和传唱的“歌诗”也称为“乐府”，这样乐府一词就由机关名称演变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不论能否入乐，也一概称为“乐府”。唐代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称为“新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间或用作词、曲的别称，因为词、曲最初也都是配乐演唱的。虽有上述不同的含义，但在文学史上，“乐府”通常是指汉代的乐府诗。现在的乐府民歌大多为东汉时期的作品。宋朝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一书，收汉至唐的各类乐府诗最为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