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科举制度的崩溃是中国文明走向衰败的一大标志

会“回”字四样写法的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临终前他恐怕也没发现那些“之乎者也”下边密密麻麻的“吃人”二字，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他所受到的那些戏谑与嘲笑似乎也是对科举制度冷峻的反讽。

不仅是孔乙己，还有那被郑屠户一个嘴巴打醒的范进，对这滑稽二人的爱憎也许是国人对科举、对后来的八股取士最直接的态度。

孔乙己

但是八股本身或许并无对错，正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的：“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今人痛斥八股文的流弊，却很少对唐朝的诗赋有所非议。但唐代考试考律诗本就是因为古诗没有固定的标准且难分优劣，而律诗则要求平仄对仗、合法度，以此设立具体而客观的标准。

八股的初衷同样如此，而不是存心要荼毒与斲丧人才，但是当其逐渐发展成为定式且“不思进取”之时，应当反思的或许是更深一层的封建政治与那些只为此而消磨的考生。

范进中举

宫崎市定在《科举史》一书中说：

“如果科举有功，那应当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就树立了如此卓越的理想；如果科举有过，那应当责备的是它将各界事物全都包含在儒教的氛围之中，后来不能进行本质性的改善，并且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这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理想可能就是开放政权、选拔人才。当十七至十八世纪的西洋得知这个东方的古老理想时，他们甚至学习科举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

作为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的巨擘，宫崎市定甚至认为科举制度的崩溃是中国文明走向衰败的一大标志，他一直强调客观的评价中国的科举，虽然他自己也许并不能完全摆脱立场，但是在这本名为《科举史》的小册子里，这些对科举制度的辩证也许能够让我们联系当下并做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月初读罢这本书，因顾虑太多又深知自己作为史学的门外汉，如果仅凭读过一两本书来大放厥词，则难免有不知深浅且哗众取宠之嫌，因此拖延至今。但是临近月末，深感笔耕不勤，有愧于读者，因此勉强成文，大方之家可付之一笑。

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在《科举史》的结尾援引其恩师原胜郎《贡院之春》中的一大段文字，其中有这么几句：

“议论者动不动就说科举误国。清朝大厦将倾时，首先废除科举制度救国，结果科举废除没多久国家就灭亡了。如果将科举作为中国衰落的主因，那真是天大的冤枉。”

因为科举的废除与清朝的倾覆时间太过接近，这样的反驳或许并没有太大力度，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与新的选官制度建立之前，或许我们能明白科举的一大功能，那个时期正是中国最混乱的年代。

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提及，中国旧有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在皇室和军事集团、地主集团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制衡的士大夫集团，而在二十世纪初这一均势已经严重失衡，因为：

“科举制度已在1905年废除，而新的有效的人事铨叙制度尚未建立。”

因此很多青年失去了一个正规的上升途径，五四运动前后最不安的那几年不能说没有废除科举制带来的影响。故此原胜郎甚至认为，中国长期免于解体，得以维持其权威性，这主要是科举的成就。

周策纵

其实细究中国科举制度的渊源，我们就能明白原胜郎话中的逻辑。

自从以九品中正制为代表的贵族政治衰落后，科举制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挑战贵族群体，形成新的体制。贞观十二年纂修《氏族志》时，第一等为清河崔氏，皇室李氏只排在第三姓。大怒的太宗虽然强行将崔氏压为第三姓，但是李世民深知纸上排名只是“掩耳盗铃”。于是唐皇室选择科举制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样就打击了旧贵族而事实上建立了一个新贵族，皇室于是自然凌驾于新贵族之上并成为其保护者。

到后来宋太祖增设殿试，又缩小了门阀色彩浓厚的吏部的权限。尤其是在殿试中，进士由天子钦定而不由吏部铨试，这样所谓的进士就全部成为了“天子门生”，贵族制由此消亡殆尽，贵族俨然成了忠实的臣僚。所以天子专制，其实是科举时代后的结果。

但是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确实开放了政权，在权威得以保证的情况下，它又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中国的科举其实就是考试制度，而且这个考试制度经过了一千多年无数大贤的试错与完善，从《科举史》中无数复杂且细致的程序中我们就可以这一点。而历来被人诟病的，科举成为清朝统治者羁縻牢笼之术，其实是清朝的政治决定的，而不单纯是科举制度的过错，事实上人事腐败与制度本身也是有分别的。《科举史》中将特定时期制度的好坏定义为第二义的问题其实是有道理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是不是必要。

但是一项制度显然不能尽善尽美，宫崎市定在书中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科举与学问的分离。像《儒林外史》中范进与汤知县、张敬斋三人的对话则出丑至极，一本正经的胡诌刘基刘伯温的故事，这些通过特定科目而选拔的“人才”其学力是十分可疑的。

另外，一旦某人学而优则仕，则可能会出现韩愈诗中“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的现象，进士一旦及第可能就会远离学问。

此外像书中提出的，以科举作为导向的学校制度，成为了近世官场腐败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科举究其本质还是录用制度，而学校教育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养士”而非“取士”。但是科举制度的迂腐却将学校教育变为了通往科举的预备阶段，这不得不说是科举制度下学子的一大悲哀。

但是细细想来，科举制度毕竟打开了学问的大门，打破了门第的门槛，因此而产生的士大夫阶层其实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角。科举制度的崩溃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旧传统社会的瓦解，宫崎市定的论断虽然有则重，却也不无道理。

只是希望这个崩溃的科举能有它的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