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拓跋宏 全盘汉化改革

北魏拓跋宏全盘汉化的改革

北魏孝文帝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短语概括全盘汉化。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历史。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方柔然、高昌的威胁业已解除，南方的领土在不断扩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气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确了北魏的战略目标南伐齐朝，统一中国。而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显然已不能适应当时的战略发展目标。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鲜卑贵族集中，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坚持鲜卑旧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由此可见，北魏如若发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离开平城，迁居中原。拓跋宏经过一番权衡比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气候比较温和的洛阳。他之所以看重洛阳，恐怕最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汉族士大夫数量最多，为汉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阳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随时用兵，“南荡瓯吴”，实行一统天下的雄心。

　　只有离开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才能顺利地推行全盘汉化的改革方略。

　　拓跋宏深知，如果贸然提议迁都洛阳，必然遭致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南迁，就意味着让他们放弃现有的家业，放弃已然习惯了的生存环境，放弃骑射游牧的“武功”之长……不少鲜卑贵族认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为据点一点一点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如果离开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们好战勇武的民族特性，不仅难以统治汉人，反而会被他们同化。一般鲜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样从小就接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对汉文化常抱有一种藐视、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没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种危机与紧迫感。他们以为只要能够压制住汉人，让他们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作乐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无忧虑地说道：“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如果强行迁都，弄不好，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内乱。为了达到顺利迁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费尽心机，反复考虑，制订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万全之策。

　　公元493年五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称南伐萧齐。他命太常卿王谌占卜南伐吉凶，结果卜得一个“革”卦。于是，拓跋宏大声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接下来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开始有声有色地执行了

　　公元493年七月，孝文帝亲率30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征讨南齐。天气一直不好，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崎岖难行，阴霾的天空像口铁锅般扣在头顶，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这使得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鲜卑贵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惫。大军南下，一路缓缓行来，走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选择了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马，挥鞭下令大军继续前进。听说还要继续南征，蜕化了的鲜卑贵族一个个心惊胆战，全都跪在拓跋宏马前，恳求皇上开恩不再南进。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若不向南进军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迁到洛阳。”然后要大家站队表态，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立右边。一声令下，几乎全都站到了左边；站立右边的也不是没有，但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左边的鲜卑贵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捣蒜般叩头不已，大声高呼“万岁”。拓跋宏见状，就正式诏告天下：北魏迁都洛阳！

　　这一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在他自编自演的一出活剧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那些遗老遗少们即使心怀不满，因大军被拓跋宏带走，没了反抗的资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十月，孝文帝下令营建洛阳。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对鲜卑贵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并重的说服工作，并就南迁及留守人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安排，逐步实施南迁计划。
　　公元495年九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后宫粉黛移居洛阳为标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历时三年的迁都大功告成。

　　悲剧人生
　　拓跋宏作为鲜卑民族的一员，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感。然而，他从小又受着汉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时并存于他的内心，通过碰撞与冲突，他从理性上认同了汉族思想文化，以至于完全拜倒在汉族文化脚下，并苦心孤诣地引导着他的臣民们走上先进的文化之路。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将汉族文化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他生性聪颖、性格果断、颇有魄力、极富胆略，但性子似乎过于急躁，一些谋划，他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刚一迁都洛阳，他就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在内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忙率军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击，结果历时半年，基本上全归于失败。

　　公元496年十月，离第一次南伐无功而返仅一年多的时间，他决定利用南朝内部政治动乱的大好机会，再次大举伐齐。此次，孝文帝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刚开始，魏军连连得胜，攻取了南阳、新野等不少郡县，但涡阳一战，魏军惨遭失败，一万多士兵战死，3000余人被俘。后虽转败为胜，但这场历时7个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成效。

　　公元498年四月，拓跋宏发州郡兵20万，限八月中旬集结完毕，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南齐。南伐的高昌兵害怕远征相继起义，适逢齐明帝去世，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进攻南朝，派兵镇压起义以平定内乱。长年的远征劳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惫不堪，而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弄得他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后院突然起火，有人报告皇后冯妙莲与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萨私通。这犹如火上浇油，拓跋宏不禁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皇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由此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孝文帝于公元499年四月二十六日死于军中，年仅33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淫荡的冯皇后，他留下遗诏吩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

　　成败英雄
　　后人对拓跋宏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以及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研究结果之一就是：北魏衰亡始于孝文帝改革。
   　后人在评价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改革时，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褒扬肯定。认为他完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进步。

　　应该说，孝文帝的全盘汉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是褒贬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同时，认为他不该没有选择、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精华糟粕地对汉族文化一概吸收。比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就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它不仅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气低落、战斗力更低。而他于迁都洛阳不久，在准备不足、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就接连不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南齐的军事行动，更有操之过急之嫌。

　　三是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只学到了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腐朽的因子，丢掉了拓跋部勇武质朴之长，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事实的真相是，即使没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经或正在失去祖辈的勇武与刚健。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为。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也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说拓跋宏改革的失误，恐怕主要还在于忽略了代北边境之地。迁都洛阳后，政治军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进行，对过去的发迹之地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也许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许是因为鞭长莫及，也许是想集中精力对付南朝，反正是没有顾及。南部全盘汉化，而北部则保持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鲜卑语、鲜卑服……鲜卑习俗依然如故，而门阀世族制又将代北边镇的贵族排斥在外，使他们变为处于底层的庶姓，导致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时间一长，北魏就慢慢地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和以平城为中心的两大集团，结果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内乱，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孝文帝后继无人。中国封建统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兴衰得失，往往与当权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国力强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则导致国势衰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条铁定的规律。孝文帝死后，继任者或是平庸无能，或是昏聩暴虐，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很快就将一个好端端的北魏给彻底葬送了。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是人类整体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1500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撇开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与功利性的成败得失不论，至少他那认同先进文化的自觉之举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贵的榜样。
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得失
      洛阳是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深厚之地，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迁都举措体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
       第一，与倾慕相对先进的汉族文化有关。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推行者。
       第二，统治中原的需要。孝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不愿仅仅做“夷狄”君王，还要做中华的君主，自然要把国都放在中国正统的国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顺。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第三，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马入方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后来，作为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凸显出来。当时平城没有水陆漕运，交通极不发达，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费时费力消耗多，成本也极其昂贵。而洛阳处于北方的中心地带，平原地区，交通便利，迁都洛阳就解决了最根本的粮食问题。
       第四，地理环境的影响。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然条件制约着北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举措，不仅展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其结果使洛阳在曹魏、西晋之后再度繁华、辉煌。
       客观上，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方便了对中原地区的管理，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有利于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也促进了历史的前进。

北魏迁都洛阳后为何迅速衰亡？

在中国历史上，北魏孝文帝因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而被看作少数民族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迁都这一举措也被看作体现了孝文帝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然而事实上，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圭天兴元年(三九八)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山西大同)，历六帝七世凡九十七年； 而迁都洛阳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他人了。以后的孝庄帝、废帝、孝静帝等，都走马灯似的，不过是权臣手中的傀儡。永熙三年(五三二)，北魏沦亡，离孝文帝迁都洛阳还不到四十年。魏孝文帝迁都，原想以正统的中原王朝自居，统一南方，建立大一统的北魏大帝国。何曾想到两代之后，国势就衰微破败，他那迁都以建宏图大业的构想，也随之成了泡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北魏王朝的迅速衰亡，寿终正寝的呢？

孝文帝不顾国情、族情，独断专行的迁都决策破坏了鲜卑族原来的利益制衡关系，动摇了北魏的立国根基。鲜卑自拓跋圭以来，一直是个坚强的好战的武装集团，不管它的内部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对付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治军事集团时，总是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道武帝、太武帝，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主要就是依靠本民族武装集团的军武能量。但迁都洛阳，却在鲜卑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就是迁都涉及了整个鲜卑民族的利益，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损失。孝文帝也深知此举会遭到鲜卑族的普遍反对，不敢公然提出迁都主张，遂玩了一偷天换日把戏，于太和十七年率三十万大军南下，声称南征。当时秋雨不断，道路泥泞，长途跋涉使将士劳累不堪。至洛阳后孝文帝还要南进，群臣跪在马前进谏，孝文帝趁机要挟他们说若不南征，就得迁都，结果是“旧人恋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

这种让鲜卑大多数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作法受到了很多鲜卑人的抵制和反对。例如贵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对迁洛意见不同而被降职。太子拓跋恂不乐意迁都，太和二十年八月趁留守洛阳之机，与亲信密谋逃回平城。事发，孝文帝囚禁太子，不久又废掉了他，后来又将他毒死。不仅当时反对迁洛的鲜卑贵族很多，即使在魏宣武帝元洛执政后，鲜卑贵族仍不愿居洛阳，想回平城，这股力量十分强大，连宣武帝都几乎顶不住压力。

孝文帝迁洛的决策方式和决策程序是错误的，他采用历代专制帝王惯用的刚性决策，不让智囊臣僚论证，个人独裁而又不允许批评，用残酷的镇压对付批评者，以及造成既成事实后胁迫众人就范，都是决策的大忌。

迁都还激化了全社会的矛盾。魏孝文帝迁都以后，父子相继在洛阳大兴土木，耗费民力国力，加剧人民的负担。孝文帝早就羡慕汉魏宫城的豪华奢侈，迁都后，就立即 手重建洛阳。史载：北魏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中有十万九千余户，城的四面共开十三个门，全依魏晋旧名。城南有四通市，是一个国际贸易市场。由于北魏统治者提倡佛教，洛阳佛寺也是鳞次栉比，有一千多所，据《魏书》的记载，当时修筑洛阳的民夫，“日有万计”，而工程的耗费，“日损千金”。一次徭役，就“发五万人”，役期四十天，可见工程量的巨大。正因为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怨愤，迁都之后孝文帝在世时，就不断发生起义暴动。宣武帝、孝明帝时，此类事件就更多。公元四九四年，幽州人王惠定聚兵起事，自称明法皇帝。后来刘僧绍聚众起事，也自称明法王。起义者提出“明法”作号召，可见民众深感政治黑暗、统治阶级腐败无法无天。

迁都促使北魏统治集团腐化堕落，重走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老路，无可挽回地腐败下去。北魏初期的皇帝，政治上主要师法西汉文景之治，道武帝甚至用镇压手段对付奢侈腐化而又屡教不改的王公贵族。但迁都之后，这种清虚寡欲、与民休息的政治指导思想就被破坏了。西晋发生过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而迁都之后的北魏出现了元琛与元雍争豪的丑闻。北魏迁都之后统治集团迅速腐化，一方面是本性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有社会环境的污染。迁都为他们提供了贪污腐化、奢侈放荡的参照，这个参照就是西晋司马氏集团。河间王元琛造文柏堂，形如皇宫，家有玉瓷的井，金造的水罐，用五色金丝织成井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养马以银为槽，以金为锁环。

迁都之后北魏统治集团腐化的始作俑者正是孝文帝。虽然，孝文帝曾有过严惩贪污的历史，但迁都之后，他就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加重对人民的剥削，苛政由此而始。如果说修建洛阳城的一些公共设施有必要的话，那么他重修魏晋时的台榭观阁并增添设施，则纯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上行下效，百官也就跟着干。他的儿子宣武帝，更是宠任奸佞，朝政大坏而一发不可收拾。北魏统治集团的腐化，孝文帝难辞其咎。

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黄朴民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4月10日   15 版）  
       发生在公元五世纪后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北魏社会政治盛衰的一大关键，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地位、作用、影响之重要与深远，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已由国家教育领导职能部门的做法而得以证明了：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它与“商鞅变法”、“明治维新”等一起，被列为中外历史上十大改革事件，而成为了开展中学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
       对北魏孝文帝改革意义的评价，教科书的说法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这当然是政治正确的必然要求，本人曾为“人民教育”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一书的主编，撰稿过程中虽然有时会萌生出一些思想脱缰的想法，但落笔时还是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毕竟“误导”莘莘学子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更何况，即便放开了写，到审查时还是会被收回来，又何必劳而无功白折腾呢。

形格势禁，对魏孝文帝只能认真恭维，定调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其倡导和推行的改革只能热情肯定，所谓“推动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言以蔽之，即这场改革推动了北方地区多个民族的大融合，消除了长期以来民族之间的隔阂，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孝文帝是伟大的，其改革其历史定位是光荣的正确的。    作为教科书，这么表述是可以理解也是能够成立的，我自己也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促使鲜卑族汉族化、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犁庭扫穴，彻底“去鲜卑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混同南北，实现一统。有此一点，亦足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亘古不朽了。

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从多元的视野重新审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觉得还有许多话可说；其实，若能平心静气进行思考，这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其价值与意义的判断，绝非教科书所说的那么简单，人们的观点也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

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研究中有重要的意义。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第一，孝文帝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既然改革的效果如此神妙，又是振兴经济，又是稳定政局，又为何孝文帝逝世才30年左右，北魏就爆发“六镇起义”，北魏的统治就陷入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局面？

第三，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为根本宗旨，结果它直接而彻底的摧毁了北魏赖以统治的根基，完全泯灭了鲜卑族的个性特征，使这个曾经生机勃勃、骁勇善战，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民族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样的归宿究竟该怎么看待？   第四，孝文帝改革的“全盘汉化”，汉化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其汉化的内容是汉文化中的精华还是糟粕，其汉化的途径与思维是否妥当？

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回答清楚，那么，对这场改革的评价与定位，就会永远是处于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的混沌状态。

北魏孝文帝改革可以公元49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的改革侧重于“形而下”的部分，主要是整顿吏治、理顺关系、改革经济、改善民生；而后期的改革则注重于“形而上”的部分，包括迁徙都城、移风易俗、兴起礼乐、推行“汉化”。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重绩效，后者求声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皆有涉及，皆有触动，可谓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全面型改革。

但这些改革虽然都归之于北魏孝文帝的名下，总称为“孝文帝改革”，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孝文帝拓跋宏并非是北魏朝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他固然命运不错，在自己5岁那年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就受父亲献文帝拓跋弘的禅让而登基为帝，且一当就当到公元499年死去为止，前后近30年，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他始终是一个傀儡角色。

当时的朝廷实权全部掌握在其祖母冯太后的手中。这位冯太后可是十分强势，史称其“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是位典型的“铁腕女人”。在波谲云诡的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中，她沉着果断、坚忍精明，击败一个个政治对手，依靠李冲、李安世等宠臣、粉丝的拥戴辅佐，牢牢地掌控了北魏朝廷的军政大权，曾一手策划了其子献文帝的废立，并操纵着其孙孝文帝本人的一切，两度“临朝听政”、“省决万机”，“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威福兼作，震动内外”、“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是北魏朝廷的实际统治者。她对孝文帝拓跋宏，简直是视如无物，动辄责打，而孝文帝保命第一，绝不敢有任何的辩解，更不敢有些微的抱怨，“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而受之，不自申明”(《魏书·高祖纪下》)。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490年。是年，女强人冯太后终于抗不过自然规律，寿终正寝了，这时，孝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可以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来理政视事了，北魏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此可见，在孝文帝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拓跋宏仅仅是个傀儡皇帝，相关改革的顶层设计、推行实施，即建立卓有成效的新制度以取代旧制度，如推行班禄制，实施三长制，倡导均田制，改革租庸调制等等，虽然成效卓著，但说实在的，其实都与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些新制的策划与制定，都是李冲等人秉承冯太后的懿旨执行冯太后的指令而鼓捣出来的，换言之，皆是在冯太后的主持下逐一展开的。所有的功劳当然也包括失误，都应该归于冯太后名下，而与孝文帝拓跋宏关系不大。只有在490年冯太后撒手归西，北魏孝文帝改革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拓跋宏才实际登台主持大计，推行一系列诸如迁都洛阳、制礼作乐、全盘汉化的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那些切合实际、最有实质效益的措施与做法，都为冯太后的作为与贡献，而它们的推行与见效，则为真正归属于孝文帝主持的后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  而也只有明确地区分了整个改革的前后阶段的不同主持人，我们对魏孝文帝在改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改革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才可以做出比较公允恰当的评价。

公元490年魏孝文帝亲政后，这后半场改革运动才完全由他本人来操盘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从490年其亲政到499年其去世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推行的改革措施，是否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纯粹为正面的功绩？

考察这十年中孝文帝拓跋宏亲自主持的改革，最主要的动作有两项：
       一是公元493年全面启动、公元494年正式完成的迁徙都城，将北魏的都城由平城迁移到洛阳； 二是移风易俗，“全盘汉化”，彻底去掉鲜卑族的民族特性，将其完全融入汉族之中。

就迁都洛阳而言，应该说是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影响的。迁都本身可算是一项改革措施，它实现了北魏政治中心的南移，强化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摆脱冯太后政治的阴影，削弱鲜卑旧贵族势力的影响，为接下来的“汉化”改革扫除障碍，还是颇具合理性的。

但任何事情都是利弊交杂，迁都的负面因素也是明显存在的，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削弱了鲜卑族的纯朴尚武风尚，使鲜卑贵族沾染上魏晋门阀士族的种种恶习，骄奢淫逸，官风腐败，更为严重的是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一书中所言，迁都丧失了拓跋贵族集团的强有力支持，造成洛阳朝廷新贵与平城老宗贵胄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酿成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机，埋伏下北魏衰亡的契机。孝文帝去世后仅30余年，北魏政权便迅速地分崩离析一蹶不振，走向灭亡，其原因也许不得不追溯到迁都洛阳之举。宋代叶适所认为，拓跋宏“始迁洛邑”的举措乃是错误的抉择，属于“根本既虚，随即崩溃”(《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至于迁都后所推行的那些“汉化”措施，那就更值得商榷了。通观史籍，我们知道孝文帝拓跋宏是虔诚的汉文化迷恋者，史载：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读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魏书·高祖纪》)这虽不乏溢美之词，但孝文帝爱“文化”胜于扬“武化”，当属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主政后大搞“全盘汉化”，乃是必然的选择。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即开始雷厉风行推行他的汉化措施了。其重点，是彻底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毫无保留地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全方位促进鲜卑族接受汉族文化。其具体的措施有：

1，易服装，公元495年，他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与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族服装。他还自己带头穿戴汉人服饰，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

2，讲汉话。孝文帝正式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明确宣布“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认为“如此渐习，风化可新”。(《魏书·高祖纪》、《魏书·咸阳王禧传》)。

3，改汉姓。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资治通鉴》卷一四0《齐纪六》)从此之后，鲜卑族姓氏就与汉族完全相同了。

4，定族等。孝文帝拓跋宏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情有独钟，在改汉姓的基础上，他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据此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同上)

5，通婚姻。孝文帝为了使鲜卑与汉族两族进一步融合，还大力倡导鲜卑人与汉人互通婚姻。他身体力行，带头示范：“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同上)此外，他还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6，改籍贯。拓跋宏还颁布诏令，规定凡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埋葬在河南，不得归葬平城，从而来有效切割鲜卑人与平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以保障其后代的籍贯从此改为洛阳而不再为平城人。

考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这些移风易俗的决策与措施，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全盘汉化”来消除鲜卑拓跋氏的民族特性与民族精神，因为改革的结果，是鲜卑拓跋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没有了自己的姓氏，没有了自己的服饰，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血统，这样一来，鲜卑拓跋氏便彻底丧失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主体性，从而与汉族完全同化，融没入汉族之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孝文帝还借汉化改革、移风易俗之机会，将南朝地区业已趋于没落腐朽的门阀制度在北方地区借尸还魂，卷土重来，给北魏原本比较单纯、实效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

无怪乎不少论者认为孝文帝拓跋宏的所作所为，乃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所效仿的是汉文化中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尤其是其以生搬硬套的方式，移植门阀士族制度，使得尚无厚重文化惰性积淀的鲜卑拓跋氏贵族迅速腐化堕落，从而严童地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

这样的评价当然显得有些偏激和刻薄；但是，鲜卑拓跋氏因此而自断根脉，逐渐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恐怕是平允的看法。这对鲜卑拓跋氏来讲无疑是一个悲剧。对此的评价当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一书中所言那样：孝文帝只追求与汉文化相吻合，而忘掉了自己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它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宏观而言，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但对于北魏王朝、拓跋鲜卑前途命运而言，则怎样贬斥之也合情合理。

除了上面这些移风易俗的做法外，孝文帝拓跋宏的“全盘汉化”还包括了大力度确立儒家学说为北魏统治指导思想的地位，按汉族的礼仪制度全面改造祭天礼仪，不拘一格重用洛阳新贵与汉族人士人等多个方面内容。

就倡导儒学言，这表明鲜卑族认同汉文化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它同时也意味着拓跋鲜卑主动丢掉自己的特征与优势——骑射勇武质朴务实，自我削弱曾经十分强盛的北魏军事力量，一方面是学校遍布，弦歌不绝，“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地，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列传》）另方面是武备松弛，征战受挫，民风萎靡不振，斗志消沉退化。其中的得失还真不容易做简单的判断。

就改造礼仪言，孝文帝的最大举措，是于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原来鲜卑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是和汉魏所崇拜的天、神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在祭天的仪式上也有相当的差异。北魏孝文帝之前，北魏政权在祭天上，遵行的是“西郊祀天”的仪式。据《魏书·礼志》所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以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让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再“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很显然，西郊祀天仪式使鲜卑拓跋氏贵族能够保持自己民族的古老原始崇拜，唤醒自己记忆深处的文化认同与精神皈依，从而留住自己的生命之根。可是，就是这么重要的典礼，让孝文帝拓跋宏一纸诏令给废除了，而改为采用汉族帝王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圜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放弃祭祀本部族崇拜的天、神，改而去祭祀汉族的天、神。

这从好处讲，是表明拓跋宏的汉化政策确已广泛地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大获成功了；但若换位思维，我们不能不说，这类做法是背弃鲜卑拓跋氏本部族的传统，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变革过剧难求稳定。

在人事上建立了奇怪腐败的门阀制度，促使鲜卑贵族越来越腐化；另一方面太和改制剧烈汉化政策使得基层士兵士气低，削弱战斗力；六镇和镇民地位下降经济生活下降，以平城为中心的鲜卑宗室贵胄与洛阳为中心的朝廷贵胄矛盾逐渐激化，北边六镇的叛乱直接导致北魏政权的崩溃。

就重用洛阳新贵和汉族士人而言，孝文帝的行径也是得不偿失。他要摆脱旧贵族的掣肘，要走出平城时代的阴影，建立自己的核心班底，任用自己的亲信爪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则不免操之过急、欲速不达。任用本族范围比较狭窄，局限于那些支持改制的洛阳新贵，如任城王拓跋澄、齐州刺史拓跋鉴。 此外，他还积极将汉族头面人士拉入权贵阵营，这中间既包括早有根基和名望的李彪、崔光等人，也不乏高闾、宋弁、邢峦这样的新锐之士。这种用人上的倾斜偏爱，加上拓跋宏对平城和整个北魏北部地区的忽略，严重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旧贵族离心离德，动辄捣乱，太子叛逃平城事件就是一记警钟；可是拓跋宏并没有真正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是我行我素，刚愎自用，以致新旧对立。其死后不久，这种内部分化，洛阳中枢与边防外镇抗衡终于全面爆发，北魏王朝分崩离析，就完全无法加以逆转了。

正因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全盘汉化对鲜卑拓跋北魏家国前途尤如是一场毁灭性灾难。在中国历史上，对其持否定批判态度的不乏其人，代有相传。宋代的马端临、叶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代的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述中批责孝文帝迁都洛阳，不分精华糟粕推行“全盘汉化”的做法，认为这完全是“急于有为，不计阶除，不本土俗，不量难易”，结果自然是“昧先后，失名实，不安于本而眩其末”，可谓“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一致强调孝文帝改革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排除汉人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贬斥之辞中的意气成份，应承认其评论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孝文帝大具文治武功推崇改革本身并没有错，当时北魏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也使得其从事革新、改弦更张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时，孝文帝本人及其亲信集团崇尚汉族的先进文明，提倡汉化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问题就在于孝文帝他的改革思维与主要措施陷入了致命的“误区”，即不加选择不分优劣“不本土俗”“全盘汉化”，他亲政后的一系列改革作为，其实是并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与族情的，乃是他个人好恶情感冲动战胜了政治理性运作的产物，它决定了北魏最终没落与解体的宿命结局； 换言之，孝文帝改革的致命性失误，就是他在改革的过程中只推崇汉族优势文化皮囊，没有根据族群自身的客观实际办事，自动地放弃了皇族主体性与合法性，丢掉了鲜卑族群的尚武优长和政治改革事业中的思想文化基础。一切唯改是尊、削足适履，不分优劣“全盘汉化”舍弃本部族优长去融入汉族文化之中，导致南北分裂北方六镇叛乱发生，为本部族挖掘坟墓！后果至为悲惨，教训极其深刻。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悲剧，印证了一个最普通的道理：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性，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与历史，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土壤，“桔逾淮则为枳”，其他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再美好、再优秀，也无法全盘移植、生搬硬套，否则，就难免面临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画虎不成反类犬”，使自己的改革愿望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悲剧。 这就是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路提供给今天人们的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