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是如何成为日本的象征的？
说起樱花，我们总能想起日本。樱花是日本的象征，也是日本的“国民之花”。每每提起樱花，我们脑海中出现的是“五瓣的一重花”的樱花经典形象，但这其实并不是日本的天然樱花。
江户时代中后期，新品种“染井吉野”诞生在染井村，意为“染井的吉野樱”。这种人工嫁接的园艺品种，由于无法自然繁衍，只能插枝“克隆”，反而获得了塑造盛大樱花景观的能力。一重、五瓣，共同盛开如云霞，吹落如飘雪，染井吉野实现了千余年来日本所有关于樱花的美好想象。从明治时代开始，它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已占日本列岛樱花的八成。
这种“人造”的染井吉野成为了近现代日本城市的景观，塑造了赏花的风俗，更为关键的是，它与日本近代的民族建构和国家主义神话深深吻合。在近代日本追寻自身民族性和文化价值的时候，日本人从这种樱花中提取了“高洁”“齐开齐落”“短暂而绚烂”等精神特征，并将之赋予整个国家。
因此，日本人创造了染井吉野，而染井吉野又反过来影响了近代日本的进程。随着近代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日本人又不断重新建构樱花神话，这种互相建构的国家主义叙事最终让日本堕入二战的罪恶深渊。通过解构近代日本樱花叙事的神话，我们也能获得许多启示。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樱花创造的日本》，略有删减。
原作者 | [日]佐藤俊树
摘编 | 徐悦东
《樱花创造的日本》，[日]佐藤俊树著，唐辛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版
01
在日本“想象的共同体”诞生的明治时代
染井吉野为何能与“日本”紧紧相连？
首先从文化史角度来看，明治二十年代前半，是“日本”一词被着重强调的时代。杂志《日本人》创刊是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发表则是在明治二十四年，冈仓天心的《日本美术史》也是在明治二十三年出现的。根据佐藤道信的《“日本美术”诞生》，“日本画”和“西洋画”两大种类的划分也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创刊于明 治二十三年，内村鉴三的《日本人的代表》出版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同一年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亦付梓。从地形与景观着手探索日本的《国粹Nationality》也一跃成为畅销书。
政治史上也出现了可与文化史比肩的巨大变化。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翌年七月，进行第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并于同年十一月召开了第一次议会会议。这两年中，民法、商法、集会以及政社法等明治时代的国家法律几乎全部制定完毕。此外，明治二十三年还发布了《教育敕语》。
明治二十四年一月发生了内村鉴三的大不敬事件（内村鉴三 (1861~1930)，日本明治至大正时代文学家。任东京第一高级中学教师时，因拒绝对天皇《教育敕语》鞠躬行礼被视为“大不敬”，并被解除职务）；同年二月，国会议事堂被烧毁；五月，在大津发生了沙俄皇太子遇袭事件（1891 年 5 月 11 日，有日本人在滋贺县大津市刺杀前来访问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未遂）。明治二十五年，发生了久米邦武的“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事件，久米于当年三月被迫从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辞职（久米邦武（1839~1931），日本近代史学研究先驱，发表论文认为“神道乃祭天之古俗”，招致笔祸）。
这段时间，日本开始形成近代国家的基本骨架，其冲击波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回荡。明治二十四年前后正属于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候，靖国神社内开始出现染井吉野樱花林——与日本近代的原点息息相关的樱花。
因此，如果将这片樱花林的出现与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脉络结合起来，就会相当顺理成章。究其缘由，是因为明治时代初期开始的近代欧化进程已告一段落，人们开始寻求“最日本的”与“日本的传统”。设立国会的政党在登上面向大众的舞台时，需要一个能够统合国民的全新象征。欧美列强的侵略及日本海外发展意识的增强，也使得“日本的同一性”迫切需要进行再建构。
染井吉野
樱花作为能够体现日本民族性的事物，开始重新引人注目。染井吉野拥有“吉野樱”的头衔，而吉野的樱花，不仅从平安时代开始就拥有被和歌颂咏的传统，甚至连吉野本身，从法理上而言，在《大日本帝国宪法》诞生之前，都一直是开启律令国家的天武朝的圣地，也是以天皇亲政为目标的后醍醐天皇设立南朝朝廷的地方。“吉野樱”可以说正象征了明治时代国家的正统性，因此才会在此时被种植在靖国神社内。
至于在这之后的一切，就交给人们继续按各自的想法作出不同的解释了。既可认为“这是国民谋求民族同一性的心情，通过令人怀念的樱花林绽放出结晶一样的花朵”，也可认为“这是明治时代才出现的新品种樱花，证明所谓的伪吉野在这一时期所构筑的传统和正统性，都是伪造的历史”。
围绕樱花的种种解释总是离不开这些官样文章，这或许便是至今都在包围着我们的某种氛围导致的结果。不过，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招魂社的樱花，同样也可以通过染井吉野樱花林，寻找到不同的人文脉络。
《雨堤樱花》（《东京名胜图会》插图）
东京的染井吉野，是在明治十几年才开始种植的，所以不可能一开始就出现一望无际的花海。这个时期江户的三大名胜当中，被大面积“染井吉野”化的，还只有隅田川堤。明治十六年，因为怕隅田川堤荒废，在成岛柳北等人的倡议下，这里种植了1000 棵染井吉野。此外，在飞鸟山除了染井吉野，还种植了山樱和八重樱等。上野也出现了染井吉野，但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是彼岸樱与枝垂樱居多，也就是属于江户彼岸类的樱花名胜。直到明治时代结束，上野的樱花都因为比其他赏樱名胜要早一星期迎来盛开期而知名。若月紫兰在《东京年中行事》里这样描述：
三月底开始到四月末，从山手到下町，整个都城的樱花相继开放，都城八百八町全化作了花之巷……
即便在明治时代末期的东京，樱花的赏花季也不止一周，而是一个月。
综合以上这些内容考虑，可以认为当时的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染井吉野是新品种。明治三十二年木户侯爵的解释里，也指出染井吉野是新来者。这种樱花的魅力大约也在于其“新”。
染井吉野的成长极快，能以和人类相同的速度生长为成年大树。明治二十五年前后，当初在明治十几年种下的染井吉野，都逐渐迎来盛开期。倘若是看中这种樱花不仅可快速长成，而且开花时又如云如雪盈满视野，将其用来完善神社内的景观也毫不奇怪。实际上，进入明治二十年代后，从浅草开始，东京各地的公园都开始种上了染井吉野。如果将靖国神社内视作“九段的公园”的话，可以认为当初是为了打造时代最前沿的景观，在这里进行了集中种植。
进入明治三十年代后，靖国神社已被彻底视为新樱花名胜。平出铿二郎的《东京风俗志》（明治三十六年）里，在谈到上野、隅田川堤和小金井等江户时代就有的赏樱名胜时，也曾介绍过靖国神社。大町桂月也在《东京游行记》［明治三十九年（1906）］里写道：“祀后有梅林泉水，祀前有樱树连绵，如白云堆积。”
《靖国神社志》的大事记记载，明治四十一年（1908）四月九日，“大降雪，树木折倒，无数樱树极尽狼藉”。从这些比日常记述多了一丝感情色彩的用词中，也可以看出，染井吉野已经成为对神社内的土地之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明治二十年代的日本，关于民族性，人们讨论得热火朝天，樱花成为这场大讨论的表象之一。不过，日本和樱花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紧密得如此理所当然。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也写道：“日本应该是'松国’而非'樱花国’。”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里将本居宣长的“朝日映照山樱花”，误解为是在歌颂清香，也表现出这种关联本质上的不确定性。
有关军人与樱花的说法也是一样。将军人和樱花联系在一起的理由，不仅仅是追忆亡魂。海军教育本部的《海军读本》（明治三十八年）在《樱》这一章里有名句“花为樱木，人为武士”，不仅将军人比喻为樱花，还表达了“我国樱花乃花之王者”。
不过，《海军读本》中说樱花有不招摇、美丽地绽放令人赏心悦目、樱树与树皮也可用于日常生活等特征，对其飘落的方式却只字未提。此外，在《靖国神社》这一章中，也完全没有提及樱花。虽然可以看到“樱花-军人-民族性”之间的关联，但内容与现在这种被想象出的相差甚远。靖国神社的樱花在这当中当然也不曾占据任何特殊地位。
最简单明了的例子，是在明治三十六年出版的《高等小学读本》中，第四课谈及靖国神社时这样写道：“神社内是公园，有假山和泉水，还种植了梅、樱等许多花。花开的时候，远远望去，非常美丽。”
樱花和梅花被共同列为公园的景观。在解读这本教科书的《高等小学读本字解》（峰间信吉校）里，关于神社内的“公园”，是这样注释的：“为了让更多男女老幼都能自由游玩，这里修建了非常宽敞的庭园。”
02
染井吉野如何沦为日本国家主义叙述？
对“日本”的追寻，屡屡以“回归传统”的形式出现，在讲述的时候总是容易被想象为“古老”。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全新的风格罢了。
樱花之美，自中世以来，主要存在于语言中。“吉野之樱”也是如此，相比直观的视觉印象，文字的积累更加厚重，这一传统到明治时代也并未消失。特别是对樱花而言，与近代以前的种种描述产生联系，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那时候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文体，也就是源自欧洲植物学与景观论的文体。这种文体在正冈子规的文章里也出现过，但进入明治四十年代（1907~1911）后，这类文体在樱花叙事中被不断改变。例如，在前文明治四十四年前田曙山的《曙山园艺》里，关于“樱” 的介绍，是这样开始的：
樱
双子叶门蔷薇科
山樱 Prunus Pseudo-Cerasus Lindle. var.spontanea Maxim.
……
染井吉野 Prunus Pseudo-Cerasus Lindle. var.S.var H.
var.Sieboldi Maxim.
……
从“名称-植物学分类-学名”这种书写格式中，可以看到用科学性装点的开头。当然，对于作者本人而言，这大概就是非常严肃的科学了，尽管其中还有学名不同的问题，显得非常奇怪。至于接下来的正文是这样写的：
有言道：花当为樱花。我邦古来最爱者非樱花莫属。世人爱花各有所好，褒甲而贬乙者或有之，唯樱花却从来万口一致，无人试图诋毁……
看完这段话，我真想反问一句：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也行吗？这段话之后，接下来的行文语气还变得愈加炙热起来：
此花最为奇特之处，是种植到外国庭园之后，会一年比一年退化。长春奉天一带，在我国同胞之间，就有“樱树变李树”之说……至今尚未发现植物学上的原因，只能从仅有的些许猜测作出判断。若能从专业角度探究原因，或有种种发现也未可知……樱花与日本，乃神灵缔结之缘，绝非谁人挑拨离间便可断绝的关系。
最后的部分突然变得超现实起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田曙山否定科学，相反，他仿佛在担保，如果能进行专业研究，会收获了不得的成果。大概对曙山而言，樱花和日本的特别关系，是可以进行科学论证的。例如在文章后面的部分，在谈到染井吉野的起源传承时，曙山写道：“这老花匠却大胆地将其称为吉野樱。而且还不说这新品种是自家精心培植的……”接下来便开始写染井吉野的起源传承。对曙山来说，这大概就算是科学解说了。
染井吉野
科学的出现并不否定既定的樱花叙事传统，科学性论述反而使其获得了新的表述方式。樱花与日本关系特别的观念从江户时代就存在，根深蒂固，为此还有人写过“问中国人都说不知道樱花”以及“樱花只在日本才有”等。进入明治时代之后，这类议论才总算变得少起来。
但随之而来的，是叙事方式也从江户时代曾与樱花密切相关的儒学和本草学角度，转向更加欧化且与“科学”相近的风格。用更通俗易懂的例子来说，就是从“日本人喜欢樱花”“唯日本才有樱花美丽绽放”这种极为朴素的事实陈述，逐步转变为“樱花有某种性质，日本人具备某种国民性，二者相合，所以日本人喜欢樱花，或认为日本的樱花很美”这种精心提炼出的理论。这种理论预设了某种具有国民性的内容，再用“喜欢樱花”“樱花很美”这样的观察叙事去论证它。
当然，只有叙事是无法成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只不过是“伪科学”。实际上这一类樱花叙事都是伪科学，但这种方式本身确实来自欧洲的科学。在这种叙事当中，作为依据的“日本”这一概念，开始慢慢变得清晰可见。
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之中，樱花的国家主义叙事开始扩张。
日本的樱花，不是加减乘除那样简单卑下的、形而下的植物……而是在培育国民精神、展现大和魂之美、令国民性昂扬上，须臾不可欠缺的花朵。（前田曙山《曙山园艺》）
樱花国家主义的内核也是复杂多样的。不仅是樱花，当时围绕“社会”与“自然”的叙事，多少都掺杂了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也并非全都是伪科学。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伊藤银月。他和前田曙山一样，都出生于明治四年，是做过《万朝报》记者的媒体人和作家。在《大日本民族史》［明治四十年（1907）］和《日本风景新论》［明治四十三年（1910）］中，他提出了一种独立的“樱花进化论”。
中国也有樱，但樱在中国是不可入诗的；西方的樱树则是为采摘果实而栽培的。唯有在日本，自远古神话时代开始，拥有女性之艳丽并与其媲美者便是樱花。但我相信，我国的樱花自出现开始到今日如此卓越，必然是自然淘汰和人为淘汰共同作用之功效，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之结果。（《大日本民族史》）
伊藤银月认为，樱花原本就适应日本列岛的土壤与气候，所以才特别容易成长。这就是所谓樱花的独立进化。因为这种花的美，恰好成为日本的风物诗，所以引起了人类的关注，并特别挑选其中优质的树木，令其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日本的樱花很美，日本人热爱樱花，便是这种历史性关系的产物。
我国气象风物与人们的风尚趣味结合并产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带来了日本民族绚丽又清淡、热烈又爽快、尖锐又易受伤害、急迫又无耐久力等一切有关膨胀性与活动力的一面，这绝非偶然。（《大日本民族史》）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们挑选出美丽的樱花，因挑选而令樱花之美受瞩目，又因受瞩目而再挑选出更美的樱花，并因挑选而愈加发现樱花之美……通过这样的不断积累，创造出日本的樱花之美和日本。伊藤银月在文章里阐述了这种循环。这是当下社会科学最常见的理论，在染井吉野流行的时候，我本人也使用过。
在讨论这一循环的起点是偶然还是必然时，伊藤银月认为是必 然。之所以将其视为民族主义者，正是由于他对起点的这一定性。他在其中看到了“民族”。
说到底这是信念问题，或者说正因为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信念问题，伊藤银月的理论才成立。由良君美评价他是“从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在修辞和题目两点上……必须获得最高分者之一”。（《日本警语史》解说）。樱花进化论最充分地体现了伊藤银月的这种特点。
也因为如此，伊藤银月的叙事无法成为樱花国家主义的主流。占据主流的，是更加朴素的叙事方式。哲学学者、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长井上哲次郎的《樱花》，在大正二年（1913）修订教材时，被选用为国家指定教材《高等小学读本》的第一课课文。
樱花是花朵中最为阳光的花，开花时也是一年中最为阳光的季节。樱花，在花朵中最为壮丽……樱花不是独来独往的一朵，而是一棵树上有许多花朵。有许多花朵的花并不只有樱花，但与莲或玫瑰相比点洋装衣领，这两者都与个人主义者的表现相近。唯独樱花截然不同。一朵樱花渺小，不足品味，樱花的长处在于成群。比起一朵樱花，一枝樱花更佳；比起一枝樱花，一树樱花更佳；比起一树樱花，满山遍野的樱花则为绝佳。如同樱花，我日本民族的长处不在个人主义，而在团体性活动之中。
让玫瑰代表欧洲，让樱花代表日本。这两种花都是蔷薇科，都拥有自交不亲和性，都容易产生变种，因此作为观赏植物尤为受人喜爱。将这两者对比是极好的举例。不管井上知不知道、明不明白这些，总之他的论述着眼点相当精准。
只是，井上将这两种花的不同，直接类比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至于为何要这样类比，这个疑问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设置这类多余的疑问，就会暴露樱花和日本的关系并非事实而只是信念的真相。只要将这一部分封印起来，“樱花”就拥有了一种教科书式的叙事。
樱花是百花中凋谢之际最为洁白优美的花朵……我邦武士不仅应具备樱花般的气质与精神，在需要舍弃生命之时，亦理当如樱花般洁白飘散。换言之，樱花是表现我日本民族必备气质与精神的唯一事物。
对于樱花的本质，井上虽然也看到凋零之际的飘散，但仍先将着眼点放在开花特性上，因此与“死”之间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联系。从这一点来说，井上的《樱花》直到昭和时代初期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樱花叙事文章。像小泉八云的文字那样，在樱花中掩映着浓郁死亡之影的叙事，还未开始成为主流。
与此同时，伊藤银月提出的“最樱花的”和“最日本的”两者之间为什么可以互相重叠的疑问始终被封存。且不说后来和辻哲郎的《风土》，就连从各个角度进行思考的山田孝雄的《花》[昭和十三年（1938）]，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任何改变。
几乎所有的樱花叙事，在这一点上，都一直属于伪科学。
染井吉野
在这类“最日本的”也即“最樱花的”叙事当中，“最樱花的”樱花也被发掘了出来。大町桂月的《笔艸》中，“日本国民和樱花”一节是这样写的：
樱花实乃日本国民之花，其色淡红，无香，无害无毒。盛开与飘零皆在刹那，适于成片绽放，现漫山皆花之壮观。倘以日本国民特质言之，是为淡泊、果断、不恋生死，非为个体，而为集体，强大有力。是樱花之花神化作日本国民，抑或是日本国民之灵魂化作樱花？樱花，是日本国民的象征。
虽说自古以来颂咏樱花之诗极多，但最为脍炙人口的，却是本居宣长的“人问敷岛大和心, 朝日映照山樱花”。
……虽说樱花种类繁多，但称得上是樱花中的樱花的，只有山樱。吉野山的樱，是山樱。樱川的樱，也是山樱。
大町桂月将“吉野山的樱”等同于山樱，并等同于“最樱花的”樱花。极为有趣的是，这种认知与前田曙山和伊藤银月是不同的。前田曙山说“当下被称为吉野樱的，比起普通的山樱又过于美丽，也堪称一奇”，而伊藤银月的樱花进化论，则从逻辑上论证越是新品种的樱花，就越是“最樱花的”樱花。实际上，伊藤银月认为江户时代培植的八重樱才是最优秀的樱花。这两个人都没有将山樱视为“樱花中的樱花”。
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大町桂月的叙事与人文传统的联系更为紧密吧。在他的文章里，也包含了一部分科学性内容，但却将“最樱花的”根据，归结到本居宣长的樱花诗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这件事上。
只是，与昭和十年代以后的叙事不同，大町桂月在其他著作中写“于我，樱花当中，最爱是山樱”，又写“樱花最美之处，就在于每一刻的不同变化”。总之，他在许许多多樱花当中最喜欢山樱， 并且相信除了他自己，很多人也一定喜欢。所以，他认为山樱是“樱花中的樱花”。这种“最樱花的”认识，与每个个体的“自我感受”是不能分割的，将这种自我感受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日本国民身上，可以说是非常国家主义的做法。不过，这也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叙事方式。
大町桂月特别推荐山樱，或许与他出生在西日本的高知县有关。这是他与前田曙山和伊藤银月的不同之处。若真是如此，那么从他的叙事内外体现的、对什么是“最樱花的”所产生的犹豫，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日本的樱花，正在被染井吉野逐步单一化。
03
染井吉野如何成为日本樱花的唯一代表？
如前面所说，明治时代的樱花，不过是日本众多花卉中的一种而已。例如伊藤银月在《日本风景新论》里，就说日本既是“樱花国”也是“松国”，并进一步说，虽然程度稍逊但也可算是“梅国”。尽管众所周知，松树的景色多为人工创造，不过对伊藤银月来说，在所有被设定为具有循环性因果关系的植物中都可以窥见国民性。
松与樱之国（伊藤银月《日本风景新论》，封面展开）
《曙山园艺》里《樱》的章节，也是继《梅》和《松》之后第三个登场的。大町桂月也同样观赏过许多梅花。
这些都是明治时代樱花叙事的典型特征，人们用樱花和梅花对比，将其视为“最日本的”花朵。人们描述着它不同于梅花的“最樱花的”特点，并将之与“最日本的”联系起来。这类叙事的奇妙之处在于，尽管“最樱花的”即等于“最日本的”，但却无法构成日本的全部。虽然喜爱樱花这一点，可以说是日本人民族性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只要日本人也喜欢梅花，那么就必须也找出“最梅花的”对应的部分。这个部分被自我提升为“最日本的另一种可能”。如此一来，便会涉及经验科学。人们并不会自然地认为“最樱花的”和“最日本的”是同一事物。
毕竟，这是需要依据对樱花的喜爱程度与具体性质等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假说。同样，也无法证明每个日本人都一样多地喜爱樱花，因为各人的性格与喜爱的程度都不同。但在将日本与樱花联系起来，用“科学”来解释“两者为何相通”的人中，无论是伊藤银月、前田曙山还是大町桂月，都无法脱离“喜欢”这一经验范畴。东亚崇尚梅花的大环境，使得日本这种国家主义的科学，被当成“真正的科学”受到维护。
在日本列岛之外，樱树也是代表日本的花木之一。朝鲜半岛原本虽有野生山樱和江户彼岸类樱花，但这些樱花在被殖民之初，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根据竹国友康的《日韩历史之旅》，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军港城市镇海，还有日本海军当初种下的树木，种的是杉、松、白杨、金合欢和樱等。明治四十五年（1912）神武天皇祭时种的纪念树，也选择了桐、松和白杨等。这些都和靖国神社内最初对樱花的定位是一致的。
樱花的大量种植是从大正时代开始的，主力是染井吉野。打那以后，从首尔开始，朝鲜半岛各地也开始种植樱花，出现赏樱名胜。日本列岛内外开始出现相同的春天。
前面已经说过，染井吉野的扩张，很难证明是“国家的渗透”。就像种植在饭田司令部前的那些樱花，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古岛在回忆中并没有告诉大家。就算拥有一些记忆，这些记忆也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是，那些被种下的染井吉野，如果因其开放的地点与时间，令后来的人们将“同一国家”“同一时间”“同一学校体系”等联系在一起，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这一点而言，染井吉野的确是将日本这个国家串联起来，为“日本”赋予了强烈存在感的花朵。这不仅因为每棵染井吉野的花姿都相同、无论在哪儿开放都一模一样，还因为染井吉野特别容易扎根，在山樱和江户彼岸类樱花很难成活的地方也能茁壮生长。染井吉野不只是开花的方式相同，它的花朵令不同的土地也变得相同。
那么密集紧贴的单调花色，却通过反复叠加相同的风景而拥有 了鲜艳浓烈的效果。若干年之后，住田正二在《由樱花想到的事》（《樱 - 文艺春秋特别版》2003 年3月临时增刊号）一文中，回想起他当年担任学徒动员（战争期间，被日本政府强制征入工厂劳动的学生）的候补干部时，在首尔的朝鲜神宫（日本侵占朝鲜半岛期间建造的神宫，今已不存）见到的樱花：
……气喘吁吁地爬上通向神宫的斜坡台阶，抬眼望去，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盛开的樱花。坐在樱树下休憩的时候，我想起了成蹊的樱花。异国的樱花，和日本的樱花根本没有任何不同。
住田所说的成蹊的樱花，是成蹊学园在大正十三年（1924）搬迁到吉祥寺的时候，修建的染井吉野樱花道。
在处处相似的土地上，开满了处处相似的樱花。樱花已成为国家主义的象征。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那唯一的一棵樱树，便是唯一的一个日本。通过添加这种“发现日本”式的叙事，可以让人感觉到一种比“同样有樱花绽放的国土”更深层次的东西。
此外，这种叙事会让人更加认为樱花是唯一的、最日本的花朵。只要令樱花失去多样性，将“真正的樱花”简化为仅此一种的话，就可以令人们深刻地意识到樱花和其他花木之间的差异。如此一来，就很难再说樱花和松树、梅花一样，只是日本的一种花木了。另一方面，被简化为仅此一种的“真正的樱花”，也更容易和某种被浓缩的、属于真正的日本的“唯一”相联系。唯一的樱花，唯一的日本。只有樱花，是唯一可以代表日本的花木——这样一种感觉，是互相作用、互相扶持的。如此一来，染井吉野的种植扩大化与樱花叙事的变化，也就必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大正时代这类纠结于事实的“比起梅花，樱花更能代表日本”的理论，在不断被解读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为“因为是日本人所以特别喜爱樱花”这样拥有科学支持的认知范式。这种转变，与樱花风景的变化息息相关。
樱花风景的变化，在杂志《樱》中也有迹可循。
杂志《樱》由“樱花博士”三好学和井下清主办，创刊于大正七年（1918）。如果想了解“二战”前的樱花，这本杂志至今都是最为重要的文献。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杂志自身的风格被谈论得极少。毫无疑问，《樱》并不是一本中立的学术杂志。虽然它也刊登古典诗歌、介绍江户风俗、发表吉野的小学生作文，并且广泛刊登政治、园艺、植物学分类等多个领域的文章，但这一切的前提始终是“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在这本杂志里，可以为国家和樱花找到比“樱花是象征日本的花朵”更为实际具体的联系，比明治时代的樱花叙事更进一步。例如三好学就提出了日本的樱花是在一代代生长中自然变得越来越美的“樱花向上性论”（《从科学看日本的樱花》，《樱》3 号）。虽说樱花若是 从种子开始培育，会因为遗传基因而变得多样化（第一章第1节）， 但人们依旧试图从中发现真正的日本与美。伊藤银月认为，樱花的发展是受到人工影响，三好则认为樱花的变化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这种跃进式的认识，当然不适合刊登在需要坚实数据支持的国际英文刊物上，而且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恐怕也完全属于偏见。
在三好的樱花叙事中，科学和国家主义是混为一谈的。“樱花向上性论”说到底只是一种假说，和前田曙山一样，是对科学与国家主义之间幸福联姻的美好想象，毫不怀疑地肯定国家主义。《樱》这份大正时代的杂志，居然如此充斥着的单纯与天真。
04
成为日本侵略象征的樱花
到了大正时代结束，进入昭和年间，这种“樱花国土”的观念就变得更加膨胀。
从空间上而言，国境外也开始出现非常日本的樱花，甚至因此有了“这里也是日本”的说法。大正十一年（1922），石川安次郎在《国家的象征樱花》（《樱》5号）一文中，就介绍了被运送到中国的樱花。在谈及天津的樱树生长得像李树一样，青岛的樱花却绽放得极美时，石川这样写道：“在这片土地上，日本的樱花可以如此盛开……这不正说明此处与我国关系特别吗？”青岛的樱花其实是德国人种下的，可大部分日本人在将樱花移植到新的土地后，却总是试图从中确认“日本”。
杂志《樱》的变迁，创刊号封面为八重樱，2号到6号封面为染井吉野（标有“染井吉野” 字样），7 号（大正十四年春）改为类似山樱的樱花封面。英文目录从13号[昭和六年（1931）春] 开始消失。
如此一来，樱花叙事便逐渐脱离了现实。其实染井吉野不仅被种植在朝鲜半岛，也盛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河畔——那是明治四十五年东京市赠送的，作为日美友好的象征，至今都非常有名。但谁也不会说“华盛顿也有成为日本领土的缘分”。“樱花开放之处即是日本”这种说法只存在于亚洲。石川安次郎也绝口不提华盛顿的樱花。
与此同时，中日开战后，在被日本侵占的中国各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南亚等地，也移植了大量的樱花。其中很多是无视气候强行移植的。原本完全可以移植耐寒的大山樱和耐暑的寒绯樱，但移植过去的都是和日本列岛相同的染井吉野。
对“唯一的真正的樱花”来说，这大概是一种诅咒。在昭和十七年（1942）的《国花进驻》（《樱》22 号）一文中，井下清悲痛地呼吁：“这种杀戮樱花的行为，无论如何一定要停止啊！”
大概是想要填补这种观念与现实间的空隙，后来出现了将当地与樱花相似的花朵，用“某某樱”命名的现象。翌年，在《樱》的 最终号23号中，出现了“爪哇樱”“新嘉波樱”（后改为“昭和樱”） “蒙古樱”等名字。和帝国一样，“樱花”也在变得浅薄泛滥的同时开始膨胀。就像田中英光在中国山西省镇风塔所见到的幻影一样（田中英光《山西省的樱花》），尽管其中绝大部分都只是在语言上被称为“樱花”，但已足够煽动起人们对“日本”的憧憬与渴望。
开花了 开花了 樱花 开花了
身患结核病的姐姐 将内陆的花 说成日本的花用语言记住 那些从未见过的事物
大陆的“樱花”正在教科书里开放
［进藤凉子《大陆的樱花》，昭和六十年（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