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秘消失的王朝:留下令人惊叹的精美文物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强族,从公元4世纪兴起到13世纪灭亡,共存在了近千年。

契丹原来是鲜卑族的一支系,在辽西过着游牧生活,唐贞观年间归附唐朝,唐末蕃镇割据,耶律阿保机于916年称帝,建立了契丹国,947年,建国号大辽,983年改国号大契丹国,1066年,又恢复大辽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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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因为在丝绸之路上,在唐朝初期,一些途径丝绸之路的外国使者,见到契丹这个民族之后,于是称中国为契丹。

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相传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就是找寻传说中的契丹;至今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

在他们眼里认为契丹是古代中国的代名词,可见当时契丹民族的鼎盛状况。

然而这个盛极一时,像镔铁一样坚不可摧的民族,却在百年以后如流星一般消失在历史的天际间。

在56个民族中,也没有了契丹族,当时的文字也没能流传下来,留下的,只有这些精美的金银器。契丹贵族的日常用具不少是用金银制成,且种类繁多,他们讲究厚葬,随葬物有大量金银器。有冠带佩饰﹑马具﹑饮食器皿﹑首饰﹑符牌及葬具等,大都为宫廷贵族与地方官的手工制品。

鹰顶金冠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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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内蒙古杭锦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战国冠高7厘米,额圈直径最宽22厘米,最窄19.5厘米,金重1394克。匈奴首领冠饰,由冠顶和冠箍组成。

冠顶为金片锤成的半球形,饰狼吃羊的图案,上立一展翅雄鹰,头颈用绿松石组成,鹰身及翅由金片制成。

鹰凶猛强悍,被认为是契丹民族的族灵神,具有民族图腾的意义,以立于高地俯瞰大地的雄鹰形象展现了马上民族纵横草原、睥睨天下的雄姿。

冠箍由三条半圆形金条榫卯连接而成,其上雕有卧虎、盘角羊、卧马等

金冠制作运用了铸锤、编累、镶嵌等工艺,充分显示了制作者的娴熟而高超的技艺,是战国时期北方地区黄金制品的代表作。

雁纹金牌饰,春秋,直径7.1厘米,重108克,内蒙古赤峰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

背部有桥形钮,可系挂。在北方草原地区,黄金深受人们的推崇,被视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雁阵纹饰体现了佩戴者带领人们像雁一样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迁徙,表明其具有尊贵的地位。

虎鸟纹金带饰,战国,长4厘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土

匈奴人腰带饰,一组2件,正面以虎形图案为主,虎的腰腹部镶嵌7块红绿宝石,头部和尾部饰有鹰首图案,背面两端各有一拱形钮,这样的图案设计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出众的。

卧马形金牌饰,春秋,长4.6厘米,重28.1克,内蒙古赤峰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

佩饰。马呈蹲踞状,回首竖耳。模铸而成,背部有两个桥形穿钮,可系挂。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传神,体现了对马的热爱与崇尚。东胡族的金银器具有浓郁的马背民族风格。

人物双狮纹金牌饰,东汉,长10厘米,宽5.8厘米,重130克,内蒙古通辽市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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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凸起,中间的女性(也有说是武士)头戴尖顶帽,高鼻深目,两侧各蹲一只狮子,周围装饰变形云纹。

契丹人信奉着一种叫萨满的神秘宗教。而且萨满巫师通常是由女性来担当的。这个牌饰也许是萨满主持祭祀活动时佩戴的饰件,也许是用于护身的佩饰。

刺猬形金饰,战国 长4.1-4.5厘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土

一组6件,边缘有孔。应是服饰上的佩缀之物。将刺猬缝缀于衣物上,也许寄托了人们希望能像刺猬一样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愿望。

人形金牌饰,东汉,长9厘米,内蒙古通辽市出土

人面形牌饰,一组2件,圆脸,额头及颧骨凸起,宽鼻,属典型的蒙古人种形象,可能是萨满巫师作法时佩戴的圣物。

龙形金项饰,晋,长128厘米,内蒙古包头出土

契丹贵族的佩饰,龙为一身两头,龙身上现存二盾、二戟、二梳、一钺共7件装饰,龙身可以自由转动,盘曲自如,富有灵动浮游之感,造型生动离奇,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一样,以龙为信仰,视其位最高权力的象征。

迦陵频伽金耳坠,长8.8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出土

耳坠为迦陵频伽手托莲花浮于祥云之上的形象。

迦陵频伽是佛教中一种人首鸟身的神物,流行于唐、辽、西夏等朝,辽代造型延续了唐代花叶形尾的特点。

不知哪位美少妇戴过这样的金耳坠,那一定是回眸一笑百媚生。

摩羯形嵌松石金耳坠,辽,宽4.4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出土

“U”形耳坠具有契丹特色,形象为龙首鱼身的摩羯,头腹部和尾装饰有绿松石。

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水中动物。将佛教题材巧妙的融于日常用品中,可谓匠心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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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生效奏乐图,佩饰,辽,直径7.2厘米,高6.8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出土

佩饰。银质鎏金,八个梯形面上分别浮雕人或下接人身的生肖形象,每个形象均着官服,腰束玉带,长裤抵足,脚蹬官靴,或拉或吹或弹,奏乐场景生动形象。

玛瑙璎珞,辽(941年),通长85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出土

由玛瑙管、水晶珠和金坠饰组成,色和和谐雅致,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感受,不对称的金质坠饰,或寓意阴阳,这样的简约造型放到今天也是极品。

鎏金双狮纹银盒,辽,口径19厘米,内蒙古通辽市出土

妆奁盒或食盒,十曲花瓣形口,凸起纹饰鎏金,盒盖中心模压一对互相追逐的狮子,衬饰缠枝花纹,盖顶扁圆饰折枝牡丹花纹。

狮子于西汉时自西域传入,被视为祥瑞之兽,佛教对狮子极为推崇,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坐骑。作为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装饰纹样,以狮子为主的组合纹饰随着佛教在辽的传播而为契丹人所崇尚。

鎏金凤衔珠银舍利塔,辽,通高40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银塔全以银片分段打制成塔座、塔身、塔檐和塔刹,再经铆焊、插接成形,塔表面鎏金,顶端立一个凤鸟,衔着一串24颗珍珠编缀成的璎珞。此塔造型典雅,工艺精湛,反映出契丹国内崇佛兴教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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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孝子图折肩银罐,辽,口径7.6厘米,高14.8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贮茶用具。此罐主题纹饰为8幅孝子故事图,说明辽早期契丹贵族已经接受汉族儒家的孝悌观念,器形则是吸取突厥金银器文化的结果。

鎏金高士图银杯,辽,口径7.3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酒杯,一组2件,通体鎏金,造型源自于中亚粟特系统器形,有辽器上多见的焊接联珠棱。

展开看细节,杯身平錾数位高士,他们均着长袍,依竹树,作于蒲团之上,分别作书写、把酒、执扇、饮酒、捧钵、抚琴、阅书状,表情闲适,神态各异,具有唐代风韵。

鎏金摩羯形提梁银壶,唐,口径5.4厘米,高33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盛茶酒用具。提梁壶在茶酒具中最能体现时代风尚和文化品位,受到了契丹贵族的喜爱。此壶呈双摩羯形,整体风格粗犷豪放,与中原器物大异其趣,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鎏金双鱼形银壶,唐,口径5厘米,高28.5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盛茶酒用具,壶呈双鱼形,双鱼合一口,肩部有鱼眼和鱼鳃,鱼尾直立为壶底,腹部通体为鱼鳞,两条鱼相接处饰鱼鳍,鱼鳞鎏金。整个壶体线条柔美流畅,纹饰錾刻细致。

鱼象征富贵,双鱼形酒器在唐代较为流行,后来也为辽代契丹人所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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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人物故事纹提梁银壶,辽,口径5.9厘米,高27.5厘米,内蒙古通辽出土

盛茶酒用具。腹部两侧如意形开光内均錾刻人物故事纹。

人物为汉人装束。此器造型具有契丹民族风格,但人物着装均为汉式,说明契丹汉化的很深刻。

摩羯纹金银花银碗,辽,口径23厘米,高7厘米,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盛食用具,内底錾刻双摩羯,周围环绕花瓣,内沿为一周联珠纹和莲瓣纹,图案部分鎏金。

耶律羽之曾辅佐过契丹第一位皇帝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王朝,是位身份显赫的契丹宰相。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银器以局部鎏金的金花银器最为具有代表性。

局部鎏金是唐代银器普遍使用的装饰手法,即在锤击成型的银器上錾刻或模冲纹饰,然后再在纹饰上鎏金,以达到金银辉映的效果。

鎏金摩羯纹银盘,辽,长20厘米,高4.1厘米,内蒙古通辽出土

盛食用具,此盘略呈菱形,沿面模压缠枝花纹,盘内底錾刻两摩羯戏火焰宝珠纹,花纹处鎏金,为金银辉映的金花银器。

鎏金双凤纹银盘,辽,口径16厘米,高3.5厘米,也是耶律羽之墓出土

盛食用具,盘体呈五瓣花形,内底錾刻双凤缠枝纹,内沿饰折枝花卉,凤纹具有唐代特点,雄劲华丽,是契丹人喜爱的装饰纹样。

银砚、银笔筒、银盘、银洗,辽,内蒙古赤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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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的文房用具,出土时置于墓室内供桌上,砚台和笔洗中尚存积墨。这套银质文具比中原石质瓷质玉质更加质轻耐用,其中双连笔筒尤其具有特色,便于将毛笔随身携带,适合游牧生活需要。

鎏金银鸡冠壶,辽,高26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盛水器,银制,形状好似卧鸡,腹部略鼓,錾刻双重菱形开光,里面有卷草纹等纹饰,均进行了鎏金处理。壶的边缘处还可以看到一些表现仿皮囊壶的针线缝制痕迹。

此壶是已见辽代金银器中之精品,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银质鸡冠壶。鎏金纹饰与素色银地形成对比,光彩夺目。

此壶为皮囊式造型,具有典型的契丹文化特征,其源流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皮质容器,易于捆扎固定,方便携带,适合游牧民族生活使用。纹饰制作工艺与唐代中后期接近,明显受唐代内底传统工艺的影响,体现了契丹民族与中原地区交往和文化交流。

少数民族虽然借助武力建立了帝国,但在艺术上还是不得不大力吸收汉民族的精华。

鎏金鸳鸯团花纹银渣斗,辽,高14厘米,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墓出土

渣斗,又名唾壶,用于盛装唾吐物。如置于餐桌上,则专用于盛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小型者亦用于盛茶渣,故也列于茶具之中。

提梁长链鱼鳞纹银壶,高10.7厘米,链长41厘米,1954年内蒙古赤峰出土

此壶布满鱼鳞纹,造型优美,说明此时起点的金银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形制是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而设计的,提梁和链条便于悬挂和携带,为辽代特有。

虽然契丹族现在早已在地球消失,然而时光流逝,岁月荏苒,这些千年前的金银器物器物,依然金碧辉煌,在幽暗中散发着摄人魂魄的光芒,足以让我们想象它当年的鼎盛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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