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 | 栾继生教授《从来书画贵士气 经史内蕴外乃滋——游寿的学术研究与书法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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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华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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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书画贵士气 经史内蕴外乃滋——游寿的学术研究与书法艺术  栾继生

从来书画贵士气  经史内蕴外乃滋

         ——游寿先生的学术研究与书法艺术述略

文 | 栾继生

何绍基《题蓬樵癸丑画册》诗云:“从来书画贵士气,经史内蕴外乃滋。若非拄腹有万卷,求脱匠气焉能辞。” [1] 书画真谛尽于此矣!诗中强调,书画艺术素“贵士气”。欲有“士气”,须“经史内蕴”,要“经史内蕴”,必“拄腹万卷”。腹有诗书气自华,书画因而超凡脱俗。游寿先生的书法艺术,正是如此。游寿先生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广涉历史、考古、文字、文学、书学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游寿先生书法植根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文学修养,故有浓郁的金石气与书卷气。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这是书法艺术的传统,也是书法艺术家与一般写字者的区别所在。游寿先生晚年在《随感录》中说:“我不是写字的人,大部分时间考研文字。”“许多老友以贱书有金石气,非侪辈所及,这不过是受我的专业的影响。” [2] 游寿先生《我的临池简述》又说:“我学字时间不多,大部分是教书,书本学习,取业余时间写字而已,年来有一点成绩。由于年老,无事可做,写一点字。所以同志们问我,我以为,废笔成冢,池水尽墨,不如读书万卷。” [3] 可见,探讨游寿先生的书法艺术,必须结合游寿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才能深入理解游寿先生书法艺术之精髓。

游寿先生

1906-1994

      一、文史研究与文学创作 

游寿先生的学术研究开始于大学时期。游寿先生1906年生于福建霞浦,1928年至1936年,先后就读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游寿先生师从胡小石先生,主攻先秦文献、小学、文学、书法,由此奠定了学术根基与发展方向。游寿先生《考古、教学、科研回忆》说:“当时有胡小石先生讲甲骨文字。这时河南安阳发现完整的甲骨,上面刻有文字。有人说是'获白麟’,小石先生说:'没有白麟,《史记·齐世家》:苍兕苍兕……,当是野牛,青牛常见,白牛不常见。’后来,考古生物学家说是野牛骨(近年各地也发现野牛骨)。在战国时大青牛是很多的,牛皮也用到军事上。于是我想,考古必先学得扎实,尤以文字为基础。……我从知道殷代甲骨文开始,就感到这是一门崭新学科,自己决心着重在文字学上下一番苦功。” [4] 1936年,游寿先生在金陵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小学研究》发表《释甲子》一文。同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殷周秦汉神道设教观》。

1948年,摄于南京玄武湖

(前排右三为胡小石先生,右一为宗白华先生。

后排左一为游寿先生)

游寿先生的学术研究一直与学术界的杰出人物一同开展。1942年至1947年,游寿先生任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中央大学。《考古、教学、科研回忆》说:“在李庄山中,我认识了许多学术界人物,如李济先生,他是在国外学考古的。此外,有梁思永、夏鼐。研究人类学的凌纯声和吴定良,向达则专攻唐史及敦煌学,搞语言研究的有李方仲,董作宾独揽了甲骨。他们各搞一门,但互通消息,有时开个报告会。由于凌先生和向先生是南京学友,有时互相谈谈所学。” [5] 游寿先生《善斋青铜器整理回忆》说:“在李庄板栗坳一家大院的看戏厅的一角,有时从戏台上传下董作宾语言、问话,我和曾(昭燏)同志相视一笑。” [6] 董作宾曾为游寿先生刻名字小印两枚,游寿先生平生小楷多钤之。

游寿先生常用印章及题记

印蜕右四、五为董作宾为游先生刻名两枚字小印,

游先生跋曰:

“来哈三十年,从学书者栾继生,此印为继生所印。”

游寿先生的学术研究贯通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金石学。《考古、教学、科研回忆》说:“我当时也只能找到某些金石资料,用历史文献来互证。我真正踏进考古门槛,是在1943年以后。我在四川的白沙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曾昭燏从国外回到昆明,又辗转到四川乐山的李庄山中。她要打开善斋一批青铜器,便找我去。在旧中国,一个研究金石的人能够看到拓片,就可满足。现在能看到许多青铜器,太好了!于是我辞掉教学工作去参加。在这阶段,我不但参与整理善斋青铜器,而且还看到留在箱库里未发表的安阳青铜器。” [7]

1985年,游寿先生临金文

此间,游寿先生在中央图书馆《图书月刊》发表《金文与〈诗〉〈书〉论证》《梁天监五年造像跋尾》。在金陵大学文学院《斯文》半月刊发表《楚汉之际人物与成败》《六朝人之苦闷》《金文之策命与赍赐仪物》。在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发表《金文武功文献考辑》。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唐人卜葬邙洛之风尚》《晋黄淳墓表跋》。在《中央图书馆馆刊》发表《梁守谦墓志与唐代宦官》。另撰《李德裕年谱》《冢墓遗文史事丛考》等书稿。1948年至1950年,游寿先生执教于南京大学,撰《墓志之起源》《说豳》等论文。

1940年代,游寿先生《李德裕年谱》手稿

1957年,游寿先生任教于哈尔滨师范学院,从此致力于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游寿先生《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鲜卑洞穴摩崖十年记略》说:“来到黑龙江后,首先要实现的考古目标,就是要弄清各族的原始。” [8]  1963年,游寿先生发表《拓拔魏文化史稿》,以新的历史观探究北魏经济与文化。1979年,在黑龙江、内蒙古考古研讨会上,游寿先生提出鲜卑发祥地当在嫩江流域的论断。在此指导下,1980年,在大兴安岭嘎仙洞找到了一千五百多年前的鲜卑石室祝文,这是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游寿先生题《大兴安岭鲜卑石窟摩崖祝文》

1981年,游寿先生在故乡福建霞浦赤岸村发现了唐代寺院石槽和宋代井栏石刻、影青碎片以及柱础、门楣石雕等文物,证明赤岸村在唐宋时期已十分繁荣。游寿先生由此推断,日本国空海和尚随日本遣唐使途中遇难漂着赤岸以南海口登陆是有根据的。如今,当地建起空海纪念堂,日本僧侣多次前来膜拜。

1981年,游寿先生在家乡福建霞浦为新发现文物制作拓片

1983年,游寿先生发表《楚辞琐谈》,强调:“任何一种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有着自己历史的和自然的背景,都是经过社会陶冶出来的,不是偶然地用一些熟识的词语、同一模式编缀、排比出来的。” [9]

1983年,游寿先生《楚辞琐谈》载于《北方论丛》

丛书第三辑《楚辞研究》,并题写刊名

1984年,游寿先生出席全国商史学术研讨会,重逢夏鼐、胡厚宣,并发表《略说商亳》,系统梳理了传世文献,结合考古发现的陶文资料,提出新见。1985年,游寿先生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又应邀主编 《殷契选释》, 撰写并手书前言,例示考证方法,并鼓励“有意探索古文同志,前途方兴。” [10] 李学勤先生为该书作序,称:“游寿先生所撰前言,业已十分明备。” [11]  1988年,游寿先生出席全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

1985年,游寿先生书殷契三则

胡小石先生主张,读书人应既能研究,又懂创作,儒林、文苑,要兼而有之。游寿先生遵从师教,不仅进行文史研究,而且从事文学创作。胡小石先生当年评阅的游寿先生诗稿今仍有存。1932年,游寿先生大学毕业后,执教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与谢冰莹一起创办文学月刊《灯塔》,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散文《深宵断片》。谢冰莹《女兵自传》称游寿先生为诗人,并描述了她们之间的彻夜倾谈。可以推想,游寿先生当时应有许多诗作。1941年,经胡小石先生推荐,游寿先生赴重庆白沙,任四川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师。由闽赴渝,行程半月,游寿先生记沿途所见所感,作《闽渝纪行》,连载于《斯文》半月刊。又抄集自作诗文,成《沙谿集》《白沙集》。在蜀期间,游寿先生还创作了《伐绿萼梅赋》《山居志序》等文学作品。

1975年,游寿先生《伐绿萼梅赋》手稿 (局部

在黑龙江,游寿先生与苏渊雷、张志岳、吴中匡、赵德澍等先生时有诗会唱和。1963年1月24日,苏渊雷先生邀诗友雅集其斋,纪念苏轼诞辰925周年。苏渊雷先生以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龙尾砚歌》韵赋诗二首。游寿先生作《东坡诗翁九百二十五年生辰诗会有作》。1974年,游寿先生与金陵同窗沈祖棻先生唱和,作《答沈紫曼岁暮怀人》十一首,其一云:“柳边霜露误浮名,糊口伛偻莫相惊。齿爪虽存心已冷,谁将姓字入长城。”又作《有感》:“闻征奇字问子云,江南弹射久纷纷。交亲零落耆宿尽,不知何人作殿军。”

1966年,“文革”开始,游先生与历史系苏渊雷、周齐等八位

著名专家被打成“八大怪”,遭到迫害,

饱受艰辛,仍坚忍豁达。

“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曾问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

国内能识甲骨、金文者几人,以不及十人对,

游先生列在其中。

游先生作《有感》一首,曰:

“闻征奇字问子云,江南弹射久纷纷。

交亲零落耆宿尽,不知何人作殿军。” 

游寿先生的书法作品,常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相结合。游寿先生的笔记、文稿,俱是书法佳作。即使书写古人诗文,也每加品题,既有文学比较,又有历史考证,言简意赅,与单纯为书法创作而抄写者异。如,写李商隐《东还》,题评:“玉谿生似太白稍弱耳。”书杜甫诗句“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题道:“前人注谓赤岸山在瓜步,细玩诗中景象,当是闽海东际洋之赤岸。长溪入海,每春夏暴雨,千涧悬流汇入,真银河之泻。” 录杜牧《赤壁》,题曰:“诗人之言无中生有,小乔自居石头城,周郎、孙郎短命死矣。铜雀春深自有人织履望西陵。”

1982年,录杜甫诗句,此句游寿先生多次书写

书者,心画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游寿先生涵泳典籍,探赜索隐,整理甲骨、金石文献,含英咀华。这是游寿先生书法金石气和书卷气的根源。游寿先生以深厚的学术与文学底蕴滋养出的书法艺术,呈现出高古醇雅的独特风貌。

1930年代,游寿先生治学笔记

      二、书学理论与书法教育

胡小石先生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设《书学史》课程,这是当时最高层次的书法教育,使书法与经、史同为专门之学。游寿先生聆听之,从此开始书学研究与书法教育。1944年至1948年,游寿先生先后在中国书学研究会《书学》《书学论集》发表《书苑镂锦》《唐墓志之书体》。

游寿先生《书学史》笔记,上有胡小石先生批注

游寿先生的书学研究继承发展了李瑞清、胡小石的书学思想与方法,以地域、时代论书风演变,条分缕析,明辨源流。

如,《书苑镂锦》:论汉碑,“欲将两汉诸刻列表,因其地之殊,于其书体风格,细为紬考。” 以见“汉代书体,各地风气不同。” [12]

论唐人小楷,“盛唐以前小楷有二系:一北魏,一隋妙楷。其墓志,于魏《张黑女》《刁遵》,于隋《董美人》《常丑奴》。《张黑女》高不可企,其北魏系者,以《刁遵志》为准。其隋系者,《董美人志》出于王朝,华丽不可及,而《常丑奴志》书体风气影响于唐既久且广。天宝以后,乃脱去先代习气,从欧、虞渐变,至柳公权是一代精英耳。” [13]

论瘦金书远源,“高宗末年,邙、洛墓刻,甚好尚《常丑奴》之瘦劲。至武周中,此瘦劲书成一风气。每画起止用笔顿挫,特见锋芒,尤以宫人墓志全是此种书体,与宋徽宗之瘦金书相似。唯唐人书多筋劲,宋书柔媚,结体较胜。此种书体石刻之最大者,即登封石淙南北崖二刻,云是薛曜正书,大径寸,其点画波撆瘦金书全取法于此。唯唐人风神严正,此与宋人不可同日语。” [14] 几十年后,此论仍被学人称引。

1963年,游寿先生《论北朝法书碑志》重申:“文化也随着地方风气而殊。书学艺术一为交际工具,由于交际范围,也受地方影响。” [15]

1987年,游寿先生临帖四条屏

跋汉《仓颉庙碑》时说:

“仓颉庙今在西安碑林,此书朴拙,青年慎勿学之。”

1985年,游寿先生《随感录》阐述社会政治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写字本是社会交际工具,同时又是艺术,它是受社会制约,而又有个性。什么是社会制约?如三代的青铜时代各种书法,为记述帝王贵族事件,无论颂功、盟会书事,列国与王朝往来,几乎一千年以上。列国书法即使多种变化,都是庄严持重。两汉隶书,是徒隶工匠记号,从庄严中解放出来,它是放达疏纵,是人民大众共同习用的,体现出人们朴拙豪迈的风格。到东汉末年,儒生的书法,变了典雅流美,以钟繇为代表,介在真、行之间,而有隶的气骨。在隶书的末代,钟书最富有韵味。后来南北政治分裂,北朝多袭隶风,而持犷悍。南朝承钟书之余韵,王导、羲献父子推扬其致,极流畅之趣。隋统一政权,集南北佳书,而着重妙楷。唐初习其流风,奏章重真楷,并以科第饵人,因之楷隶之豪迈,一变为馆阁之规矩,下及清代将千余年。所以谓书法是受社会制约的。” [16]

1985年,游寿先生书杨宾诗句

游寿先生在广阔而深厚的文化背景下开展书法教育,这是游寿先生的书法教育与一般意义的写字教学的本质差别。

游寿先生曾编印两部书法教材,即《历代法书选辑》(1963年)和《历代书法选》(1984年),这两部教材体现了游寿先生的书学思想、书法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1963年代,游寿先生编《历代法书选辑》

1984年,游寿先生编《历代书法选》

首先,突出道德文化。游寿先生多次书写“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赠勉后学。《随感录》说:“书法作为艺术,体现文化情韵,这就要讲究艺术的修养。杜甫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于书法,亦是此理。” [17]

1985年,游寿先生书赠栾继生教授

《历代书法选》题评书家,尤重其道德与文化,指出:“明末清初气节之士墨宝,看他充满着豪情,以血肉换取民族气节,正是肝胆照汗青。”如,评文天祥,“爱国烈士,虽不是名书家,而雅正有度,正如他名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评黄庭坚,“取势放纵奇崛。又为名诗家,学杜,以为无一字无来处。书家必兼善多艺。”评伊秉绶,“真、隶、行、草无不工,篆刻亦精,又擅诗、画。书法不是孤立而谈技巧。”评钱南园,“学颜之最佳者,雄劲。人品、文章均冠一时。” 同时,以文化视角论书风,强调:“书法是社会共同喜欢的艺术,又是交际工具,特别有时代气息。”评《瘗鹤铭》,“逸俊多姿,足见江左士大夫之洒落,可与清谈之《世说新语》并论南朝趣味。”“养鹤笼鹅是南朝人事,而瘗鹤尤足征为晋意识。” [18]

游寿先生《历代书法选》题评书家

其次,强调取法乎上。《历代法书选辑·编后记》指出:“要求青年写好字,必定先为青年具备临摹的善书范本,提高他欣赏朴素而美善的书法水平,使不沾染于翻刻失真庸劣的简帖习气。” [19] 《随感录》更示其详:“多看历代各书家的笔迹、拓本,广见钟鼎、碑帖,增长自己的内在力量。”“以隋妙楷,或初唐诸名家,上至钟、王,这样他们眼中有上乘书法的基础,以后篆、隶、行、草,随他们年齿学习前进,当然书法可观。” [20]

游寿先生常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教导学生。《随感录》强调:“如果已受非真正学习,那他要改去旧陋习较为困难,而且先入为主,眼中无高景,就流为'买卖字’,比馆阁也望尘莫及了。”“一辈子没见过名家的手迹和好的碑版,所见到的只是一些'买卖字’,还要自诩是能写之手,是很可怜的。”“有一些司墨者,写一辈子字,写得也端端正正,却似死在纸上。旧社会账房先生,成天写字,可是没有见出过几个书法家。他们这种字,人们管它叫'买卖字’。”“到了俗而且熟,那就无医可疗。”[21]

1987年,游寿先生书杜甫句

第三,注重正规训练。《随感录》说:“字,历来就讲究法度。我以为,法是在熟练中不断形成、提高的。前人对你口传心授,自己亲自去实践,在实践中熟练,在熟练中提高。如果只有口头传授而不去实践、领会,也无从提高。” [22]

游寿先生的训练要求是,既有法度,又不刻板,要自然精准,不能故意做作。因此,游寿先生对颜、柳书法,虽肯定其成就,但不倡导,并指出了学习颜、柳者的一些误区。《历代书法选·前言》说:“学颜者只有貌似,只从颜锋芒上故意造作。……近年印柳书,多造作棱角,成铁钉头,甚失柳之韵。学颜、柳者可谓画虎不成。” [23]

1988年,游寿先生出席长春·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挥毫作书

(旁为栾继生教授)

游寿先生重视创新,《随感录》说:“历代名家书法都有个性。倘没有个性,就不成家了。”同时,游寿先生更强调继承,《历代法书选辑·编后记》强调:“吸取前人菁英,成自己韵貌,而不是旦夕咄嗟可望成就。初学者不精于临摹,而言翻出新样,我认为不可能的。” [24]

对于书法教学中的混乱现象,游寿先生给予了尖锐的批评。《随感录》指出劣帖之害:“由于缺乏真正内行的指导,同时也印行了一些旧时流行的'铁钉头’一类的书范。对这种东西许多人都说不好,可是却大量流行。最叫人痛心的是,印了一些普及本,买回一看,却是某某临书。由于是描涂上纸的,原来的劲健、韵致都失掉了。”又批评急功近利:“童年能书,是难能可贵的,但不能动辄就称为家。”“父母师长,把儿童作为四方招摇的奇货,实是有失体统。”“一些人,不去学,而到处找窍门,终于空空如也。” [25] 这些话语,今日仍有警示意义。

      三、诸体兼备的书法创作

游寿先生曾回忆自己的学书过程,《随感录》说:“六岁进小学,……父亲会绘画,篆、隶、真、草、行五种书体均工。我玩耍困乏回家,便看父亲画画,写篆隶。”“到了中学,……我所读的是师范,尤着重楷书。女生宿舍,清早研墨、背古文,然后写一张寸楷,吃早饭上课。”“进入大学,由于我有一点古文字家学基础,对新出青铜时代文献感兴趣,多选修金文、甲骨、音韵课,也随时观胡小石师的用笔。” [26]

1920年代,游寿先生笔记

大学时期,游寿先生饱览大师书艺。《我的临池简述》说:“在课堂上,看到俊秀、豪放各种板书,心向往。当年南京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国内古典文化大师聚集,如词曲大家吴梅俊逸的板书,二汪(旭初)、(因坦)的流丽板书,黄侃虽不大写板书,也偶然写几次,有他的峻爽之气。而我独好胡小石板书,豪迈卓逸。” [27]

1951年,题记

游寿先生书风与李瑞清、胡小石一脉相承,在精研甲骨、金石基础上进行书法创作。

李瑞清、胡小石先生、游寿先生、栾继生教授师生四代人

李瑞清强调,学书不善篆则如学古文不通经学,求篆必于金,须神游三代,目无二李。游寿先生随胡小石先生研究小学,径向钟鼎铭文探究篆法,又钩摹《甲骨文前后编》,领悟古趣。《随感录》回忆:“当时《前编》一部是三百元银元,一般学生买不起,只好去钩,是小石老师借给的,用蝉翼笺。” [28]  1951年,游寿先生重装大学期间所用《钟鼎款识》一书,题记:“昔余始入大学,研究古文字,贫不能得精本。此册任意涂抹,从余南北西东二十余年,损破而不忍弃。回忆当日手摹甲骨文前后篇,以其精勤,寄存反失之。”此书写满朱、墨批注,并夹有大量考释附页,可知游寿先生当年用功之勤。

1989年,游寿先生书作四条屏

游寿先生篆书,基于古文字研究,故能溯源明流。临甲骨、金文,多题评其笔法和形体流变。又常书甲骨、金文集句、集联,独不作小篆,因其整齐一律,缺乏生动之气。

李瑞清主张,求隶于石。胡小石先生告诉游寿先生,汉碑以《礼器碑》最有筋骨,碑阴尤佳,学好《礼器碑》,再学其他汉隶,无不如意。游寿先生隶书遂以《礼器碑》为根基,取其劲健挺拔,又兼收并蓄,辅以《曹全》流美之姿与《张迁》朴拙之气,别开生面。今所见游寿先生隶书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之作,其演变脉络大体是,六、七十年代之作,笔画波折较大,锋颖铦锐,燕尾尤夸张,特显飞扬之势。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波势日敛,且时常融入魏碑笔法和结体方式,渐成亦隶亦楷的自家面貌。

师生三代所临《张迁碑》

游寿先生楷书学习,始于1920年就读于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之时。《我的临池简述》说:“最初也如众人,以颜之《麻姑仙坛》入手,后来看到社会上许多颜字,有点流俗气,便舍弃。”[29]  1928年,游寿先生入大学,见胡小石先生书,心向往之,楷书学习从此转变。胡小石先生教导,魏碑以《张猛龙碑》最佳,其碑阴题名,隶情草意,兼而有之。于是,游寿先生改学《张猛龙碑》,旁及《张黑女志》、《郑文公碑》,又对钟繇诸表及《董墓人墓志》等反复玩味、临摹,至老仍勤。临《张猛龙碑》,题评:“北魏之最”。临《力命表》,跋曰:“余五十年前从师,示以此帖,能知取法以似攲而正。……不从魏晋隶法入,终无所悟。”临《董美人志》,题赞:“此真妙楷。”

1970年代,游寿先生临《董美人墓志》

游寿先生平生文稿多用小楷,三十岁以前笔记小楷精致纯美。四十岁时手书《伐绿萼梅赋》,爽利俊秀,七十岁时重书此赋,宽缓冲和。八十岁时小楷从心所欲,天真烂漫。此后,游寿先生手眼疾患日深,故写大字较多。《我的临池简述》说:“现在是八十四岁了,眼力不行,只能写大字,天朗气清之早晨,写三四幅而已。” [30] 游寿先生楷书大字综合《张猛龙》之峭拔与《郑文公》之圆融,加以钟书之醇古,隶楷融通,儒雅恢宏。

1987年,游寿先生临《张猛龙碑》,

跋曰:“北魏之最。”

游寿先生行草书,推重苏轼、黄庭坚、米芾,认为三家均善于创新,尤称米书放达而有法度,为宋代第一,反复临写。同时,又喜黄庭坚行书之开张大气,汲取颇多。1986年,临黄山谷书,题记:“幼年好之。”今所见游寿先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笔记,行书小字挺拔秀丽。其后,随着游寿先生篆、隶和北碑功底日深,行草书亦流露出金石气息,涩劲老到,不同凡响。

1986年,游寿先生临黄庭坚

为矫正轻滑甜俗之时弊,李瑞清创顿挫涩笔之法。胡小石先生以其非凡才气从顿挫法中锤炼出如发条般弹力丰富的线条,凝重雄畅。游寿先生进一步升华了李瑞清、胡小石用笔涩劲的神髓,在自然书写中体现出金石神韵。游寿先生书法线条的波折皆于挥运中无意而成,余数观游寿先生作书,从未见刻意顿挫、藏头护尾等动作。

包世臣《艺舟双楫》说:“书道妙在性情,能在行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 [31] 书者,如也。游寿先生书法,是学者书、文人书,其金石气与书卷气源自胸襟,流于笔端,是游寿先生内心气度的表现,绝非可以笔墨制造的所谓效果。

游寿先生平日作书,隶书和北碑最多。晚年,熔铸诸体,成自家风范,尽现学者浩然磊落之气。《我的临池简述》说:“古文字人不认识,增麻烦,所以多写隶书和北魏。”“近年由于多次友朋求书,就不是哪一家的书法了。” [32] 耄耋之年,虽叹力不从心,实已返璞归真。今有作伪者,多冒称游寿先生此时之作以荧惑视听。然而,游寿先生年虽老,但精神在,明眼人体悟自知。正如王文治《跋定武兰亭》所说:“鉴书如审音、切脉。知音者一倾耳而识宫商,知脉者一按指而知寒热。门外之人尽其智量不能拟议也。” [33]

游寿先生罕见作书视频

谨以此片深切缅怀游寿先生

向当年拍摄者表示致敬

视频来源:游先生后人

游寿先生的品德与成就为世人所景仰。1985年,首届教师节,恰逢游寿先生八十诞辰、从事教育与书法艺术六十周年。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特为游寿先生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和学术著作、书法作品展览。黑龙江省长等各界人士前来祝贺。1987年3月8日,北京举办中日妇女书法交流展。当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设专栏,刊登游寿先生与萧娴先生作品。沈鹏先生在前言中写道:“江南的萧娴与北国的游寿分别出自康有为、胡小石门下。萧娴与游寿历经坎坷,如今年届八旬以上,都宗法北碑,大气磅礴,人书俱老,当之无愧。”此后,“南萧北游”之说兴。

198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游先生

历史上著名书家,皆是饱学之士,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绝无仅凭点画功夫而成书家者。缺乏文化底蕴的所谓创作,必定空洞野俗。背弃传统而侈谈创新,实是欺世盗名。游寿先生88岁时,作《学习寸得》短文,“寸心之识,以告读者”,再强调:“笔秃千支,此皮相之言也。吾最服膺,笔已成冢,不如读书万卷。” [34]

游寿先生《学习寸得》手稿

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35] 杨守敬《学书迩言》增学书二要云:“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研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 [36]二者,游寿先生之谓也。

1983年,游寿先生书李群玉诗赠

栾继生教授冠礼纪念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邮编:150025  电话:1379668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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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何绍基《题蓬樵癸丑画册信笔疾书有怀海琴》,《东洲草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 [16] [17] [20] [21] [22] [25] [26] [28] 游寿《随感录》,《清风流响》,《北方论丛》专辑2006年

[3] [27] [29] [30] [32] [34] 游寿《我的临池简述》,《清风流响》,《北方论丛》专辑2006年

[4] [5] [7] 游寿《考古、教学、科研回忆》,《书法赏评》2001年第4期

[6] 游寿《善斋青铜器整理回忆》,《南京博物院建院五十周年论文专号》1983年第6期

[8] 游寿《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鲜卑洞穴摩崖十年记略》,《龙江文史》第一辑,1990年

[9] 游寿《楚辞琐谈》,《北方论丛》丛书第三辑,1983年

[10] 游寿《殷契选释前言》,《殷契选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11] 李学勤《殷契选释序》,《殷契选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 游寿《论汉碑》,《书学》第5期,1945年

[13] [14] 游寿《书苑镂锦》,《书学》第4期,1945年

[15] 游寿《论北朝法书碑志》,《黑龙江书学论文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

[18] [23] 游寿《历代书法选》,哈尔滨师范大学印本,1984年

[19] [24] 游寿《历代法书选辑》,哈尔滨师范大学印本,1963年

[31] 包世臣《艺舟双楫·答三子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33]《历代碑帖法书选·晋王羲之兰亭序帖》,文物出版社1984年

[35] 黄庭坚《山谷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36] 杨守敬《学书迩言》,文物出版社,1982年

作者简介

栾继生教授,1963年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1984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游寿教授,兼任游寿先生助手十年。一直从事中国历史文献、书法艺术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同时进行书法创作。作品碑帖融合,富于书卷气息。已出版《栾继生书法作品集》2部,在《中国书法》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曾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参加国家、省内外书法展览 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人民日报·市场报》、人民网、《书法赏评》《黑龙江画报》《书画世界》等媒体有专题介绍。

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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