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足球

文/特里 伊格尔顿

译：Debaser

如果喀麦隆政府对于那些寻求激进变革者而言是一个坏消息的话，那么世界杯则更甚。它提醒着我们，在联合已死后究竟是什么仍然还可能阻止变革。若右翼智囊团们都在绞尽脑汁构思出一套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不平等与苦役中转移至别处的计划，那么解决方案将不约而同地是足球。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再没有更好地阻拦社会主义的方法了，足球早已领先其他方案一个光年有余。

足球提供给人们现代社会通常拒绝给予的那种团结一致的集体狂热。大部分的汽车修理工和商店店员深感自己被排除在高雅文化的大门之外，但他们却一周一次去“忍受”（bear）那语言天才有时也无法形容的崇高艺术。犹如爵士乐队与戏剧团体般，足球将眼花缭乱的个人天赋与无私的团队合作巧妙糅合于一体，解决了始终令社会学家们烦闷不堪的难题。协作与竞争被巧妙地平衡了。盲目的忠诚与残酷的竞争满足了我们体内某些最强大的进化本能。

这些比赛将迷人与平凡用十分微妙的比例结合在一起：虽然运动员被视作英雄一般受人崇拜，但人们崇拜他的原因却在于他同时也是我们可以“轻易”取而代之的密友。只有上帝将自我之隐私与他者之差异融合至此番境界，但他却早已被另一位不可化约之人所超越，他就是何塞 穆里尼奥。

在一个被剥去了仪式与象征主义的社会秩序中，足球丰富了那些认为兰波是荧幕英雄的人们的审美生活。体育赛事事关壮观场面（spectacle，这里应该和德波尔的“景观”没啥关系，仅指壮观场面，译注），但与阅兵仪式不同，体育赛事还邀请那些热情的观众参与其中。那些并非从事脑力工作的男男女女们，在回顾赛事历史与分析个人技巧时能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博学的一面。看台上、酒馆里净是古希腊广场上才有的智慧的争论。如同布莱希特的戏剧，体育赛事能使平凡之人成为某方面的专家。

上述情形与将所有十分钟前发生的事都视为古董而废弃的后现代文化历史健忘症形成鲜明对比。体育赛事甚至精明地对两性进行结合，比方说运动员们结合了角斗士的力量与芭蕾舞者的优雅。足球提供球迷以美感、戏剧性、冲突感、仪式感、狂欢情结以及悲剧的奇异斑点，更不用说足球还提供了去非洲旅行并畅饮的好机会。体育赛事犹如某些苦行宗教信念，它决定了你穿什么，与谁往来，圣歌是哪一首以及顶礼膜拜的真理神殿为何物。与电视机一道，它是困扰我们政治领袖已久之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他们在不工作时我们应该让他们干嘛？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大陆上那些为人们反抗情绪提供了发泄之处的流行狂欢节——比如亵渎圣象与嘲弄上帝与主人——本可能成为一次真正的无政府事件或消除阶级差异的先声。

在足球界存在很多民粹主义的爆发，比如球迷们反抗特权阶级干涉他们支持的俱乐部。在今天，除了霹雳可卡因，足球基本上就是“人民的鸦片”（“人民的鸦片”来自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因此此处伊格尔顿指应该是在说，足球是新兴的宗教形式，这也能通过对下一句的“圣象”的判断中得知，译注）。它的圣象（icon）是无可挑剔的、保守主义的、奴隶般的英国国教教徒，贝克汉姆。The Reds【此处一语双关在中文中好像没有可以替代的对应物，因此选择不译，The Reds同时可指赤色分子（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者的称呼）以及足球界的红军利物浦、红魔曼联、还有所谓的亚洲红魔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利物浦球迷和曼联球迷为了争夺The Reds的归属经常爆发口水战，译注】指的再也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严肃对待政治变革的人都无法回避体育赛事应该被废除的事实。而足球若戴上政治面具后便拥有了赶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超奥普拉温弗瑞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