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回忆录｜赵雨祥《少年》第二章

少年（二）

1959年9月30日，是我刚满10周岁生日的第六天；我是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少年，出生在建国前1949年9月下旬的哈尔滨，三岁以后成长在辽宁省沈阳市！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表述，有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建国前参加革命”老干部！我就是“建国前生人”的共和国同龄人。

这天放学后，我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小卖铺。

由于是上午，已经不指望爷爷在看小卖铺了，爷爷不在，那每天的一块糖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奶奶是舍不得给我那一块糖的；一块糖，奶奶要卖出八块糖才能赚到这一块糖的价钱！

但是，那一天，奶奶身体不好，爷爷吃完早饭就去棚子换回了奶奶，我一见到爷爷，便知道今天的一块糖有希望了！

接过爷爷的糖，爷爷又递给我五角钱，说道：“这五毛钱，你去对门的铁路商店，买二斤两合面的饼干（饼干是两角五分一斤），回家和你的弟弟妹妹们吃吧；从明天开始，再买饼干就要开始用粮票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再买饼干就要用粮票”的真实含义，接过钱，便兴高采烈地买饼干去了。

现在回头再看，爷爷这好像不经意的一句“开始要粮票”的话，便成了我们家三年“饿”梦的开始！

两合面饼干，其实就是百分之八十的玉米面和百分之二十的黑面，加盐做成的，淡淡的咸味，没有一丝甜味。当时我们兄妹几人都觉得一点也不好吃，两斤饼干，十几天都没有吃完。

几个月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在饥饿折磨下，都梦寐以求地想吃到原来认为一点也不好吃的两合面饼干了；但是，商店里所有的粮食制品全都不见了，有粮票也买不到，粮食食品在全中国都脱销。

1959年10月上旬，刚过完建国十年大庆，我们全家的购粮本便发了下来。每个月按规定的定量，拿粮本去粮站买粮。

除了粮站，市面上其它任何商店都不再允许有经营粮食商品。

新粮证下来后，我们全家人的粮食定量如下：不是国家正式职工的成年人，按新规定每个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二十六斤半成品粮，有工作的成年人，每月粮食定量是三十斤，特殊工种（体力劳动）每月定量是30斤到45斤不等。

我们家只有我父亲是每月是三十斤成品粮，爷爷、奶奶和妈妈每个人每个月，都是二十六斤半成品粮。

还有，我姐姐雨琴12岁，每月16.5斤粮；我雨祥10岁，每月14.5斤粮；我大弟弟雨泰8岁，每月12.5斤粮；二弟雨民6岁，每月10斤粮；妹妹雨兰4岁，每月8斤粮；小弟雨安2岁，每月6斤粮。

全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妹六人，加在一起一共十口人，合起来每个月粮食总供给量一共是177斤成品粮，平均每人每月17.7斤。按每个月三十天计算，平均每天5.9斤粮食；就是说我家十口人，平均每顿饭，只有将近两斤的米或玉米面，也就是每人每顿饭只有二两粮食！

这些少得可怜的粮食，开始还能对付吃些稀饭，很快这几碗稀饭根本不能解决我们的饥饿问题。我们几个孩子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特别是我和大弟二弟，都是越来越瘦。

妈妈看在眼里，痛在心理，可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粮食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

1960年的春天，榆树开始发芽长出榆树钱，几乎家家户户都开始采摘这种美味的代食品。

榆树钱非常鲜嫩，生吃到嘴里时，一丝淡淡的清香，带着一点甜味，让人回味无穷，根本舍不得下咽！

一眨眼，沈阳市里的榆树钱便被一掠而空。随着榆树叶的渐渐长出，第二轮采摘榆树叶的风潮开始扫荡沈阳市区。

采摘榆树叶的人群，想尽一切办法，把上不去人的大树顶，先是用竹竿绑上镰刀，把带叶的榆树枝拽割下来。再后来，便有人爬到树上，用斧子或锯将粗大的树枝，砍或锯下来采摘榆树叶。

不到一个月，全沈阳市区里所有的榆树，全都没有了一片树叶，被折断七长八短的树枝，让所有的榆树的枝头都变得披头散发，没有了树叶的的枝条像被一阵奇怪的“飓”风扫荡了几遍。

当再也没有榆树叶可采时，饥饿的人群，便把目光对准了刚冒芽的杨树叶和柳树叶；很快大家便知道杨树叶又涩又苦，根本不能下咽，于是便开始采摘柳树叶。

当年，柳树是沈阳市绿化时栽得最多的树种，到处都是，不像榆树，栽得很少。但是，柳树叶的口感远远比不上榆树叶的清香。

柳树叶虽然比杨树叶强一些，但也是很难下咽的。关于柳树叶的吃法，我在《被拒绝的知青（三）》里有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如果想知道，请点击《凤凰清风细雨的博客》即可欣赏。

（这张照片拍摄于70年前的1950年，在哈尔滨市照相馆拍照，左侧是我的姐姐雨琴、中间是我的妈妈、右侧是我。那时还没有我的二弟雨泰。）

（这张草图是我爷爷奶奶在沈阳铁路商店对面卖小百货的小板房子；左侧是房子的立体图，右侧是小板房子的平面布置图。（这张草图是我今天临时画的））

（未完待续）

赵雨祥 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 于铁岭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