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飘飘的北京，这部小说带你回味
这部小说回到了那个天真而感伤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不同身份人物的在场、言说，对北京风物事无巨细的描写，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语调，令哪怕是没有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者，也能具体地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的朴实、朝气、理想主义，以及男女之间暧昧和朦胧的情愫。
“我希望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亦老于斯的城市，为已经不在的过去的生活，记录下一点什么。”
今天让我们跟随止庵的小说《受命》，回味曾经“白衣飘飘”的北京城。
这是一部迟到二十多年的小说。
在《喜剧作家》后记里，止庵曾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交，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做了详细的提纲、人物小传等，并且起名'神话’。但因为他在外企打工没有时间动笔，一下子就搁置了四分之一世纪。止庵把这部小说称为'我最后想写的小说’。”（转述自张钊《止庵的<受命>，记录时代的腔调》）
后来，这部原名《神话》的小说，改名叫《受命》。取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小说以复仇为引子，还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生活质感，止庵为它写道：“有个二十多年前已经想好的东西，一直未能忘怀，把它完成了亦无不可。说的是一部长篇小说，以1980年代以降的北京为背景。现在已经完成。我希望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亦老于斯的城市，为已经不在的过去的生活，记录下一点什么。”
小说中，一次母亲对于封存往事的指认，让陆冰锋踏上复仇之路。与其说是复仇，毋宁说是解惑，在解惑的过程中，冰锋遇到志趣相投的叶生、务实上进的芸芸，冰锋与叶生参加兴趣小组、逛书店、走胡同、谈文学，他们的交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热对普通人生活影响的一个缩影。而芸芸与冰锋的际会，多了一层文艺之外的质感，现实的、落地的，隐含了未来时代方向的。芸芸是向前看的人，冰锋一只脚仍留在过去。
止庵在小说中设置了两组反差关系。一组是男主和女主，一个沉浸过去，一个渴望新生，这是向后与向前的反差关系，偏偏这两个人的命运又发生勾连。另一组反差，就是紧张情节与日常叙事间的反差。他采用不疾不徐的语调，将旧京风物娓娓道来。从百万庄粮店，到《读书》《三联》、朦胧诗、先锋派，止庵笔记小说式的写法令《受命》充满日常感，昔日旧事，在他笔下如同正在发生。
《受命》对生活的描写有多细致？比如小说写到冰锋去百万庄粮店买米，没有经验的作者，该是一笔带过，写：“他去粮店买米，随后回家”云云，但止庵写道:
”（冰锋）把粮本、米票、面票和钱递进窗口，各买了十五斤。他来到柜台前，里面的营业员用一个上大下小的木斗从大木箱里㧟了米，放到磅秤上称重。他将带来的口袋兜住与柜台相连的漏斗，营业员从那里将米倒进口袋，敲了敲漏斗。然后又去称面粉。冰锋从墙上取了两根小麻绳，分别系好袋口，提回家来。”
精准的生活细节，让这部小说变得可靠。
在岁月的淘洗与沉淀下，止庵把这种可靠的分寸感也放在男女关系的描绘中。这部小说写男女之事，写两个人互相试探的过程，它不是肆意奔放、无所顾忌的笔调，而是把丰富的感情藏匿在克制里，把男女之间的对话处理得干净、文明，又蕴含了许多话外之音。就像是留白的诗歌，使读者忍不住反复回味其中话语的省略。
我想，对于小说的感情描绘，任何分析都不如贴上一段，让读者自行体会。比如这一段，叶生给冰锋留下的纸条:
“抱歉，没经你同意进了屋子，我带了一个双筒望远镜来，本想约你去城外看哈雷彗星，报上说有人在天文馆通过望远镜看到它的彗发，像一朵毛茸茸的蒲公英，又像一团蓬松的棉花球。等了你一夜，早上起来真冷，对不起，我不会弄炉子，好像灭了。”
流年似水般的语调令小说的质地显得舒服，使人可以放心地沉浸在这个小说世界，而不必担心小说家一惊一乍的惊吓。
一代人的理想总是用失败命名
《受命》也包含了止庵对“复仇”的思考。为何复仇，复仇的对象是谁。止庵借用伍子胥、哈姆雷特与冰锋这组对照关系，在冰锋对伍子胥、哈姆雷特行为的思索、对是否复仇的犹豫中，加入了他对复仇的思考。所以小说声称:
“对于伍子胥来说，选择楚平王作为复仇的对象，实际上是将其视为施害一方的代表，视为一个象征；当这个代表、这个象征不存在了，他就要找一个替代物进行复仇，无论是楚平王的尸体，他的儿子昭王，他们的亲属，还是整个楚国。也就是说，复仇就是一切，而这必须有明确的对象；假若没有对象，复仇将不成立。至于究竟选择谁作为对象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他确实是负有责任的——尽管这样的人往往声称'我只负我应负的那一份责任’。”
借助冰锋对莎士比亚的重读，小说也对比了哈姆雷特和伍子胥这两个文学史上著名的复仇人物。哈姆雷特“未免想得太多，也说得太多了”，而伍子胥则“信念看似简单，然而结实有力”。哈姆雷特更像是一位哲学家，他最大的对手是他自己，而伍子胥在复仇时从不高谈阔论，他只需战胜际遇和命运即可，而冰锋为此感慨道：“伍子胥复仇的难度要比哈姆雷特大得多”。
《受命》在写法上与张北海的《侠隐》不谋而合。《侠隐》明写民国奇事，实写北平风物。《受命》借传奇故事，复活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气质。《受命》对生活细节、寻常巷陌的描写事无巨细到了考据的地步，止庵为了尽可能不出错，收集了多张不同年代的北京地图作为对照。这种“生活全书”式的描写增添了小说的肌肉，使整部小说从一副精瘦的骨架，变得丰满鲜活。
多年以前，散文家萧乾曾经写过一部《北京城杂忆》，如今，止庵是用小说的形式写了他自己的《北京城杂忆》，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不是某个人物，而是贯穿整部小说，与人物的命运和呼吸相连的北京城和时间。
如果我们读到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读到仇人生病后，冰锋努力追赶时间的片段，我们就会发现冰锋最大的对手不是他的仇人，而是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冰锋在与瞬息万变的时间赛跑，而这是一场注定会输的战役。一代人的理想总是用失败命名，对冰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才是小说沉静的叙事背后莫大的悲凉。
《受命》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主人公冰锋与叶生的际会。他们因诗歌小组结缘，但叶生是仇人的女儿。如果我们看这个设定，这其实是一个俗套、猎奇的手法，为了复仇接近仇人女儿，却与仇人女儿产生感情。很多偷懒的言情小说都这么写，止庵用这个设定，其实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会折损小说的质地。在小说第二部里，赋予小说家止庵最大的考验，就是怎么让这段俗套的关系，写得妥帖、自然，而止庵的办法，就是从日常入手，以尽可能克制的笔触，描写冰锋和叶生小心翼翼的对话。那些大胆的情欲、流动的喜欢，被压抑在一段段暧昧朦胧的对话中。那些闪烁其词的话语、无以名状的情绪，那些生活中一个个发生了什么，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刻，在《受命》中跃然纸上。
以至于，当我们沉浸在这个文本，其实已经不太关心具体的故事，而是被那种真实的情感、真切的人所打动，同时也被止庵苦功般地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的“压缩”所打动。
止庵的立意不仅仅是写一部复仇故事，或者一个1984年的北京爱情故事，他是用更迂回的方式，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进行了一次总的回顾。在一个大众唱衰启蒙的年代，止庵却立足于肯定启蒙对上世纪八十年代青年人的作用。冰锋和叶生，就是两个被启蒙的人，知识的启蒙、情感的启蒙，更是对追寻自我意志的思想上的启蒙，在这部小说里，男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让人舒服，就是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的关系，也不是男性对女性的简单凝视，而是两个互相尊重的人，对自我意志的捍卫与选择。
止庵写的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
以前觉得止庵是学者，读完《受命》后，确信他是一位极其了得的小说家。学者写小说，容易掉书袋，但《受命》是一部彰显知识却不让人厌烦的小说。止庵对知识的运用并没有盖过人物，相反，我觉得他笔下的人物细腻、柔情，又有侠隐式的意趣。小说中对男女心理的把握、对旧北京风物的熟识，宛如一部旧京风物志，令我猜测，故事、情节皆为外皮，重要的是留住那个时代的余温。
止庵写的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一个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间，如何处理羁绊。复仇是引子，背后是绵延无尽的记忆深渊，那些过去，父辈的和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所留下的精神负债。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笔债，又该如何坦然地放下过去，面对未来。
我想止庵是怀抱着一种追忆的情绪来写这部小说的，不只是对青春时期的追忆，也是对一种日渐逝去的北京文化和精神的追忆。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年代，说一个人天真理想，也成了嘲弄的词汇。可是止庵用很诚恳的笔触来写这份天真，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诚恳，他老老实实地写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一个力求复活那个年代某些侧面的精神品质和物质生活的故事，所以这部小说虽然是虚构，却有非常真实的生活的触感，它流淌着一股真与诚的余味。
看完这部小说后，我去查了止庵为这部小说做的准备功课。在跟双雪涛的对谈中，他自述，小说的故事是1984年春天到1986年开头，为此他看了那三年北京的地方报纸、书籍，1982、1984、1986、1989年出的地图。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止庵说:
“当时的北京，它的外围就到现在的三环路，我们作为北京的市民，平常的行踪是在二环路里边，而且当时住在东城的人都不经常到西城去，西城人也不太到东城区。我在西城上班，但是住在东城。我在北京就是北到北新桥，南到崇文门，这一块地方是我们主要的活动范围。为了写小说，我也到原来那些地方去走一走，当然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可是它能勾起我的一些回忆。所以我可以进入到当年的情景之中，尤其是留意有些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这段话带给我一些思考，因为它揭示了当时北京的规模，其实远远不如今天，当时加入北京的人，也远远不如今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的社会文化没那么急，没那么赶，客观上是因为它还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计划经济时代刚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市场化竞争并没有被真正放开的时期。
所以，对这一时期单纯美化和贬低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一方面是一个万物更新、天真烂漫的年代，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对大部分人来说，物质条件贫穷，小地方的人们甚至还没有机会进入大城市自由竞争的年代。
那时候的识字率、受教育程度都不如今天，那时候的话语权还被一小部分人主导，互联网革命尚未开启，所以那时北京城的“不急”，背后是一种未来注定要被削弱的精英文化的支撑，那时的社会也不只是有理想的、进取的一面，还有混乱、贫穷、新旧参半，许多人都摸不着方向。如果将这本书与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对读，会有更加丰富的体会，后者写的是1986年的中国。
我会把《受命》与《永远有多远》联系起来，是因为它们都书写了老派人在新时代的尴尬，它们都对老北京人性子里仁义、讲究正义感的一面，有着充分的肯定。但正因为仁义在今天步步消逝，功利的、急躁的、焦虑的精神弥漫街头，对信念和仁义的追怀，也就有了一丝挽歌的意味。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以女生白大省为主人公，讲述了一个仁义女性在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活困境。白大省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她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她性格中最宝贵的特质就是仁义，除了仁义，白大省还很“真”，她的这份“真”令她在处理感情上是诚挚却又笨拙的，小说写道：“她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喜欢的男性，却总是失恋。”
这篇小说想表达的，其实是像白大省这样“纯真”“仁义”“谦和”的人物，在新的时代渐渐稀少的尴尬，所以小说中的“我”感慨：“我的这位表妹白大省，她那长大之后仍然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常常让我觉得是这世道仅有的剩余。”
铁凝曾针对白大省这一人物说道：“白大省可能是一个过时的北京女人……（她）几乎不像生活在20世纪末的一个北京人了，她更像北京的一个死角，死角里一团温暖略显悲凉的物质，一缕硕果仅存的精神。我们可能会祈祷白大省不变，惟有她不变，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城市的肌理更加清明，城市的情态更加平安。”
而《受命》中的陆冰锋跟白大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陆冰锋是一个同样保留着执拗的纯洁与信念的人，一个对过去的古老原则十分重视的人，即便是复仇，他也要非常讲究，而决不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在商品化、市场化时代即将到来的关口，冰锋在外人看来有些死板，甚至不合时宜，因为他还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年代执着于一些无用的东西。相比之下，叶生是一个大胆欢迎新时代的人，她张扬自己的欲望，关注新的时尚和审美，她整个人都透着新的朝气和锐气。
冰锋和叶生是彼此的对照组，他们之间的反差与碰撞也是小说的张力来源之一。对于这两个角色，止庵并没有选择偏袒某一方，他处理的是人对生命意义的不同态度。
有的人需要热烈来体现自己的生命意义，而有的人需要给过去一个交代，需要“从复仇里生发出其他的原则”（双雪涛），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刺客，他必须要复仇，他要在复仇的过程中实现他的生命意义，但是如果他还没复仇成功，对方就死了，他的所有热情瞬间化为乌有，那感觉就很荒谬，也有一种意义瞬间被抽空的寂静和无法自处的失落。
这听起来很奇怪，但不只是复仇，很多人的生命意义，就是建立在一两件追求的事上，在追求的过程中，如果这个目的骤然结束，或者以一种他所不能接受的方式收场，反而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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