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金】割麦/张桂荣

我十二岁的时候，为了一天能挣到4分的工分（当时按年终集体决算，一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一分钱），常常跟随母亲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麦收时节，我特别欣喜的劳动是参加生产队割麦。长着不足一米高的麦秆瘦弱而稀疏，亩产200斤上下。割麦起劲时，常有赛跑的感觉；一天下来，一个成年劳力不收割一亩麦子不算英雄。

要割麦了，弯弯的镰刀是主要工具。妇女到田间割麦，男劳力负责装运，年长的老者是麦场的主人。收获小麦大致要有以下程序：先割一把没熟透的麦子拧成捆麦子的辫子，当割够一捆时就把麦子捆起来，人们称之为“麦个子”；（麦子捆成“麦个子”预示着这些小麦还有很重要的用途，也有直接把麦子割倒后堆成一堆一堆的，人们称之为“麦蒲子”。）装车运回生产队的麦场就成了青壮劳力的活了。

在麦场的四周，有来不及撵或脱粒的麦垛，有刚撵过的麦糠、麦秸、麦粒，还有唰麦秆的老人。唰过的麦秆截去麦穗、整齐捆绑，人们称之为“莛子儿”，是农民盖房修屋的上等材料,物质困乏的年月，大地产出的一切都是农民的宝贝。麦场中央是牛马的天下，它们都是麦子脱粒的主力军，一天大都要撵5-10场的麦子。

年底一盘算，农民只能分到每人50-70斤的口粮。要用这50-70斤的口粮应付一年的吃饭显然是杯水车薪，缺吃少穿、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也就成了农民见怪不怪的事。

改革的春风吹绿了祖国的田野，国家的“三农”政策为广大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科技的普及，科学种田的推广，换来了一年高过一年的小麦产量；亩产效益成倍增长，“吨粮田”不再是农民骄傲的资本。

一天，二叔从外地卖回一台小型的手扶收割机，我跟在收割机的后面，那种自豪、喜悦比现在喝啤酒、绿茶还要爽。这天，原本打算全家一起收割的二亩麦田让二叔只用一个小时就推倒完了。小小的收割机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这一年，在父亲的带领下，同样的“夏收夏种”田间劳作，我们只忙碌了十天半月的光景。劳动强度降低了，劳动效率却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年月，乡亲们收获的小麦除够一家人吃饭外，卖些余粮支援国家建设就成了农民的自觉选择。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大型收割机全国跨区作业，但地多车少的矛盾仍困扰着农民的心。我村村民崔大汉，他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种了一亩棉花、二亩桃树，当大家忙着造场准备割麦时，他却带领家人为桃树施肥、喷药，给棉花打杈、灭虫。麦子熟到九成时，别人割麦也到了冲刺阶段，当有人暗地里取笑他傻时，他却从外地调来了三部大型收割机，半天的工夫，就轻轻松松地把自家所有的麦子收割完毕并颗粒归仓。大家嫉妒他的同时，更佩服他的远见卓识。接下来，乡亲们争相塞给他钱、向他讨好，求的是崔大汉能早点让收割机开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后来，有人传说：“崔'能人’今年收麦不出门就大赚了一把”。事实上，这年崔大汉收麦不但没有造场之劳，也没有收麦之苦；又实实在在鼓了自己的腰包、落了个好人缘。这一年，他的棉花开满桃，桃树挂满果，收入颇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上级政府授予他“调整种植结构模范”、“农村科技带头人”等称号。在后来的乡村干部换届选举中，他以绝对优势被群众推举为村委科技副主任。

政府关怀到乡村，种粮直补添精神；惠农政策是甘霖，收入增加谢党恩。如今，农民不但没有了交公粮之义务，而且还领到了国家发给的种粮补贴款。农民往日的紧张和辛劳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一去不复返，日夜奔跑在田间地头的大型农机具，代替了农民夏收夏种的忙碌。

田间机穿梭，农民悠闲过。三五天过去了，金黄的麦粒进了仓，嫩绿的秋苗钻出头。外出打工的农民依然逍遥地在他乡挣着大把的钞票，闯荡城市商海的乡下人仍然激活着大都市的市场。

“种田不缴税，上学不缴费，盘古开天地，这是头一回。”农民如是说。

梦想是人类进步的催化剂。袁隆平的梦想换来了他“籼型杂交水稻”之父的桂冠。中国梦实现了农村流转土地的普及，和谐的新农村和城市构成一体；田地之外，整齐的楼房、笔直的街道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人们根本分不出那些楼房是乡村，那些街道是城市。常年工作在大都市的人们偶尔回到自己的乡村休假成为一种时尚，尽享田园风光成为都市人群休闲的向往。

歌曰：

麦收时节机隆隆，

金灿小麦运家中；

都是收麦而劳作，

今昔相比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