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教授的川合康三先生，是当代日本中国学界为人瞩目的杰出学者。从24岁发表第一篇论文《李贺及其诗》起，川合先生就与中唐诗结下不解之缘，而且显露出不凡的见识。在这篇论文中，他注意到李贺所负担的家计的压力和对家庭的歉疚，从分析李贺的心态入手，指出《昌谷诗》“刺促成纪人，好学鸱夷子”两句所包含的现实生活内容。在感觉方式上，他指出李贺诗中突出的芳、香、馨的嗅觉和湿、冷、寒的触觉表现。嗅觉和触觉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依存度低的最原始的感觉，因而也是最本原性的感觉，它们一旦被尖锐化，就超越了日常的感觉，而产生自由的感觉联想。他将李贺诗中的通感、代语与现代日本诗人对青年时期心理经验的描述相比较，对李贺的感受方式作出了独到的解释。这篇出自本科生之手的论文，已显露出后来成为作者文学批评特色的某些方面，比如开拓新的研究视角，提出原创性的命题。他后来发表的《语词的过剩》、《“戏”的文学》、《中国的诗与文》等论文，也都从独特的角度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当然，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比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阐释和分析问题的深度。读川合先生的第二篇论文《李商隐的恋爱诗》，我们能感到作者看问题的敏锐和分析的深入。他先从艳诗的谱系着手，通过分析李商隐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得出李商隐由六朝一般性抒情深入到个人化抒情的诗史意义；而在内容上，又通过与南朝民歌到元稹的艳诗的比较，根据他缺乏人称的特征，指出它们不是在明确的恋爱关系中对特定对象表达的恋情，而更像是表现恋爱本身的氛围、情绪，他的“相思”一词在它的笔下也没有特定的对象，往往是作为恋爱的一般概念来使用的，诗中尽力排除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具体描写，在另一种形态上体现了和李贺一样的拒绝日常性的意识。这是作者的硕士论文，因讨论的是晚唐诗人，未收入本书。但我们从本书《李贺的表现》、《李贺与比喻》两篇，同样可以看到作者在讨论李贺的艺术表现和比喻技巧中显示出的独到见地和分析能力。张剑在《二十世纪李贺研究述论》中特别肯定了川合先生对李贺诗歌艺术的分析，称“其《李贺和他的诗》一文对李贺重视原始感觉而无视事物固有名称，大胆运用感觉性代词的诗风做了考察。《李贺的表现——以“代词”和形容词的用法为中心》、《李贺和比喻》二文更细腻地分析了李贺诗歌的修辞和用字特色，其剖析之深，语言之美，即使在国内同类论文中亦不多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我认为是说得很中肯的。川合先生的诗歌批评非常注意范式的把握，比如关于李商隐恋爱诗的“爱的形态”，他有这样一个结论：李商隐的恋爱诗通常摒弃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事物，而总在非日常性的氛围中歌唱，这就使他落在一个现实与非现实间邈远的空间里。与韩偓的艳诗相比，后者具有一种以观照的态度眺望男女之事的模式化的审美意识，以致诗中弥漫着慵倦而甜美的单调情绪，让人感到无聊。而李商隐“爱的形态”则不是被模式化的观念，其价值不如说是朦胧、模糊和不确定性。正因此如此，对于被现实与非现实交错的混沌世界所迷惑的他来说，才能成为题材。这种恋爱诗最终不足为恋爱的赞歌，反倒被痛苦压抑的阴影所掩盖。再与李白、李贺的游仙诗相比，后者完全脱离现实，具有从天界俯视现实的视点，而义山的幻想诗则相反，视点离不开现实。对他来说，爱的观念即使是与现实对立的，作为完全独立于现实的价值观念也还没有定型，因此更接近齐梁和李贺艳诗的特征。经过这一番分析和比较，李商隐恋爱诗的独特范式就凸现出来。本书第一辑所收的论文和《韩愈与白居易》、《韩愈的复“古”志向》两文，很能体现川合先生的文学批评注重把握范式的特点，这使他的研究总是能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走向对一个时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宏观透视，形成他独有的看问题的方式和眼光。最初读到川合先生的论著，我就对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特点留下深刻印象，这使他思考具体问题时总带着宏观的背景，能在具体的问题中发现带有根本意义的结论，而同时具体的结论又不断累积、丰富着总体的见解，最终形成系统性的宏观论断。写作《李贺的比喻》时，他大概还没形成对中唐文学精神的基本看法，但在个案研究中已逐渐钩勒出一些具体特征，文中提到的李贺对比喻中语言秩序的颠覆，就是很有创见的结论。后来他又在研究韩愈的论文中提出游戏性的问题，在研究白居易的论文中提出语词过剩的问题，在研究中唐诗的论文中提出“奇”和夺造化之功的问题，尽管这些论点都有高屋建瓴的视野，但他所有的发现都是从细致的文本解读中产生的。他常常能从一篇作品、一个艺术表现中发掘出深刻的见解，《韩愈探索文学样式的尝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画记》向来不是中国学者所重视的作品，但川合先生以细致的解读发掘出了不寻常的内容，也显示出他对文学理解的深度。《终南山的变容》一章，通过分析唐诗描写终南山的视角和写法的变化，揭示中唐诗人把握自然对象的新变。他抓住韩愈《南山》，比较其毫发无遗的描写手法与汉赋的相似，指出：“汉赋也是投入大量词汇来再现世界的，不过在汉赋中，被描绘出的世界和作为描绘对象的世界无过与不足，恰好一致。或者说，较之表现眼前存在的世界，应该说用语言传达出已被观念化了的世界才更确切。是以在汉赋中，人的认知和世界实现了令人羡慕的一致。而韩愈诗则是在洞见人之极限的前提下，依然向世界整体挑战，因此通篇显出人和世界的紧张关系。”由此他更进一步断言：“以往共有的世界观到中唐的解体，同时也是诗歌摆脱因袭束缚的解放。文学立足的根基有了质的转变，中唐文人由个人的视角去认知世界，于是构建起了独特的文学。在文学由集团向个人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关头，盛唐到中唐的变化也是文学向个体方向迈进的又一个转折点。”不难看出，这里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至今还未被人注意到的很重要的范式演变问题。正是这些由个案研究形成的局部认识的积累，逐渐形成川合先生对唐代文学的总体看法。他曾在兴膳宏先生主编《给学中国文学的人》“唐代文学”一章里表达了一个综合性的、抓住问题关键的认识：“诗歌摆脱类型化的抒情与趋于散文化的倾向，以及文里的古文和传奇的出现，文人的创作不偏于诗或文而推及广泛的领域，这些中唐的特征共同显示出的是旧有形式已不能适应人的精神领域的扩大。文学从典雅的定型的美，向追求人的多样可能性上产生质的转变，这最终被宋代所继承，获得更确定的表现。”如此富有深度的理解不仅贯穿于川合先生的文学批评中，也体现在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认识中，促使他从前所未有的高度理解中国文人的自我认识方式，并看出中唐时代的文学对于上述认识方式的意义。前者体现在《中国的自传文学》那部篇幅不大却有多方面启示意义的专著中，后者则可以从本书《文学的变容》、《中国的诗与文》二文约略窥见。著名中国学家福井文雅教授，曾在《法国东方学的近况》一文中讲到，他留学法国时听法国年轻学者说：“搜集资料、作索引之类的职员式的工作，由东方人去做吧，从中引出学问的体系才是我们的事。”又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把那些短短的、结论不知要说什么的小论文，急急忙忙地抛出来呢?”（《东方宗教》第30号，1967.10）回顾明治以来的日本汉学，在文学研究方面，似乎给人重视文献考索而轻忽文学自身研究的印象。但从七十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新一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问题。原京都大学教授兴膳宏先生、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浦友久先生，都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代表人物。在当今活跃于学界的学者中，川合康三教授堪称是代表这种倾向的重要学者。他的论著总是立足于文学的立场，关注文学本身的艺术表现问题，由文学现象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探索其艺术思维的特征，阐明其艺术创作的原理。像论李贺诗的代语问题，论韓愈文学的游戏色彩，论白居易诗的饶舌作风，都能透过现象洞见更深一层的东西，给人以思考方式的启发。据筑波大学松本肇教授说，他最初读到川合先生的论文，就感到一种独特的个性，一种坚定地将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来把握的眼光，那是在迄今为止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中不曾看到的，让他体会到一种论“文学”的快乐，并由此萌生与川合教授开展合作研究的想法。1990年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中唐文学研究会”，被学界目为“中国文学研究新的胎动”。这个学会的出现改变了日本学术素来按师承关系纵向延伸的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征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日本学术圈。现在学会已成为新一代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核心团体。1994—1995两年，松本肇教授主持的“中唐文学的综合研究”课题得到日本文部省资助，十五位分别研究唐代文学、思想、历史的学者，共同对中唐文学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尝试从整体的视点阐明中唐文学的特质。他们的初步思考曾以“作为转折时期的中唐”为主题，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于《创文》杂志第346～352期，最终成果《中唐文学的视角》（松本肇、川合康三编）一书1998年2月由创文社出版，在学界产生强烈的反响。这部给学界带来新的刺激的著作，体现了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学术品格，那就是多层次、多视角地审视文学现象，并加以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全面认识。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与川合先生通信论学，1997年蒙他推荐，受聘为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客座教授，讲授中唐诗歌。在旅居京都的一年间，我参加川合先生主持的《御览诗》读书会和“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观”共同研究项目，对他的学术和人品有了些粗浅的了解。像大多数日本学者一样，川合先生也不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但他随时流露的机智和幽默感，即使是日常交谈，也能让人感觉到他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敏锐的悟性。他对理论思考的重视以及对学术潮流的敏感，在日本学者中是很少见的。他主持的“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观”研究，就是个前沿性的课题，与近年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学”遥相呼应。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燉煌劫余录序》里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川合先生正可以说是一位“预流”的学者，他对学术潮流的敏感，使他的研究总是处于学术和学科的前沿。川合先生的学问就像他的为人，洒脱而通达。他治学不像一般日本学者喜欢守着一个问题挖深井，他的知识面和兴趣都非常宽，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他的著述涉及面相当广，既有《隋书经籍志详考》（与兴膳宏先生合著）那种传统学术研究，也有《中国的自传文学》那样独开生面的探索。他丰富的文学史知识——西方的和东方的——使他能从一些细微的地方联想到许多相关的问题，并生发开来，作出综合性的分析。他的《中国的自传文学》，是最早从自传的角度探讨古代文人的自我意识问题的论著，所提出的结论引起学界的重视，出版后广受在日本学术界广受好评，友人蔡毅先生的中译本已在199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刊行。书中高瞻远瞩的视野和独到的文本解读，同样受到中国学界的称赞。2003年，川合先生将他有关中国古典诗歌题材、典故及情感表现的六篇谱系学研究论文，结集为《中国的Alba——谱系的诗学》，列入“汲古选书”出版。其中《中国的Alba——或论乐府〈乌夜啼〉》一文，讨论类似西洋骑士文学中Alba的一类诗歌。Alba源于古普罗旺斯语黎明一词，指骑士与情人相会，长夜将尽，不得不分别时所唱的别歌。川合先生由Arthur T. Hatto所编“ESO An Enquiryinto the Theme of Lover’s Meetings and Partings at Dawn in Poetry”一书所举的九首作品入手，又增加汉乐府《有所思》、李商隐《无题》等，最后以《乌夜啼》为中心分析了这类作品的特点，指出由于儒家正统观念的禁锢，这一谱系的作品没能形成一个正式的类型，也没有产生相当于Alba的概念。全书选取的角度十分新颖，随处可见作者特有的细读功夫和不凡见地，读来饶有兴味。《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是川合先生历年所作中唐文学研究论文的结集，也是他多年研究唐代文学的心血结晶，二十二篇论文的时间跨度近三十年，撰著经过后记中写得很清楚。这些论文不仅能从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史背景中把握具体问题，使具体问题的阐释达到不寻常的深度，还能抓住文学表现的核心，深入阐述作家作品的艺术心理和艺术特征。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将中国学者视中唐为古代诗史转折点的看法进一步推广到整个古代精神史和文学史，认为中唐在古代文人精神和自我意识方面的许多表现都有特别的意义，这在我看来是最值得听取的深刻见解，相信会给国内的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将川合先生的这部力作译成中文，是我读到本书后一直萦心的宿愿。惜苦无机缘，出版问题始终得不到落实。直到2003年，蒙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副总编辑高克勤先生垂青，惠允出版，这才着手工作。全书的翻译是由辽宁大学刘维治教授、《文学遗产》编辑部张剑博士和我协力完成的。刘先生曾翻译、介绍过不少日本学者的论著，也译过川合先生关于白居易的论文，张剑博士在做硕士论文《二十世纪李贺研究述评》时已翻译了本书论李贺的两章。当我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承诺，与两位商量合作此项译事时，两位欣然加盟。按原先的计划，我翻译通论部分，刘先生翻译白居易论，张剑翻译李贺论，韩愈论大家分摊，这样三人的翻译量大体相当。不想近两年我格外地忙，我承担的部分篇章只好请张剑代劳。结果，我只译了《唐代文学》、《游戏的文学》、《韩愈探究文学样式的尝试》三篇，刘先生除白居易论外，还译了《日常生活的新发现》、《韩愈对“古”的志向》、《韩愈与白居易》，其余篇章都由张剑承担。初稿完成后，因各人文字风格不同，译文差别较大，我不得不忙里偷闲地陆续做些校对、统稿工作，2005年和2006年寒假又集中时间，将所有篇章校对、润饰一遍，并核对了书中所引的古籍。如此拖拖拉拉地忙完，已过去一年多时间。蔡毅兄译完《中国的自传文学》，曾不无遗憾地对我说，川合先生的文笔如行云流水，特别灵动，译成中文绝对难以传达原文的风神。当时我已翻译过川合先生的论文，深有同感。限于水平，我们这次的译文也一定存在不完美之处，只能请专家和读者多批评指敎了。需要说明的是，原书因系论文集，各篇注释体例不统一。我统稿时将注释格式略作了调整，以求形式一致，凡版本、出版机构、出版年月等内容一仍其旧。原书所引古籍，译文所据版本与作者所用不尽相同，偶尔也许会有文字异同，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李贺的表现》一章原列于《李贺与比喻》之前，据作者说原是为补充后者之说而作，今为调整于后，以便读者更清楚地把握作者的思路。校完后记，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心头蓦地浮现在京大的日月。文中写到的兴膳先生研究室，也是我熟悉的文学部旧馆的气氛，虽然没多久我们便迁入了新馆，但旧馆的气氛仍给我更深的印象。读书会合宿论学的情景更令人难忘，虽然国内的学会也多有旧雨新知的畅谈，但那种合宿的融乐气氛，不是日本式房子，大家在榻榻米上排排睡，是绝不可得的。后记让我重历了那让人怀念的日子。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我尊敬的本书作者川合康三教授，向提供翻译版权的日本研文出版，同时也向出版中文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在这次翻译工作中，刘维治教授、张剑博士和我的合作非常愉快，谨识于此，留作共同的纪念。蒋寅2006年2月10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