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述之三：人往高处走的“城镇化”

（续上）从顶良村出来，拐个弯到了罗江镇。“近乡情更怯”，每次回家到了罗江镇，就有了到家的感觉。我又看到了架在泗罗江上那条不过三四十米的大桥，这边是容县罗江镇，那一头就是老家所属的平山镇。桥两边比我上次所见又多了不少新楼房，但桥还是那样破损不堪，中间隔着用粗砺的水泥墩加上钢钎做的栏杆，笨拙而实用。在乡镇你随处可见这种因陋就简的东东，美感对于人们来说仍太过奢侈。

这条大桥是平山镇的象征，就像一棵百年老树对于一个村子的意义。当然它远没有100岁。桥下过去河水汤汤，现在却是一潭死水。上初中时我曾经有一次从桥上游的中学后面顺流而下，漂到桥下游的河湾处。那里水深没顶，我潜下河湾在石头缝曾摸到一条三个手指宽的黄蜂鱼，被它蜇得手掌生疼赶紧丢开。如果那条鱼还活着，估计已经忘记了它差点葬身鼎镬的这一幕。当然，它不会知道：在河湾旁的沙滩上，曾经有一个15岁的少年，仰面朝天，把自己晾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婆娑的竹影从脸上拂过，天上白云悠悠，肚里心事重重，虫咬一样想着一个独来独往、脑后扎着一束马尾的那个女孩，沉浸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

一切现在成为了过去式。女孩杳然不知何处去。想起一位苏联作家的名言：年轻时的任何荒唐，都是老去时的甜蜜回忆。河里再也听不到哗哗的水声，原来种满青菜豆角的河滩，现在种满了楼房，一幢紧挨一幢，可惜这些“一线江景”的豪宅，面对的是一条死去的河，水色黄浊，颜色可疑。都说人生易老，其实河比人还老得快。它曾经那样青春靓丽，清澈可人。我们每天下课后到河里洗澡，要是在水里睁开眼睛，能看得到水底的鹅卵石，一个姓许的同学，像“小英雄雨来”一样，扎一个猛子，能蹿到几丈外的地方冒出来；另一个姓陈的同学，每天晚上洗澡时都会进行跳水表演：从插在岸边石缝里的一块木板上像鸟一样展翅而起，像一支竹枪扎进水里，如果不是生在这穷乡僻地，他一定会像后来的田亮那样扬名立万，世界驰名。

平山大桥是后来加宽过的，以前每次回来都看到摆满地摊。这回那些地摊不见了，但汽车、摩托车、单车和行人拥挤不堪，尘土飞扬，空气灰扑扑的，我关上车窗，把一锅热面似的喧嚣关在外面，透过玻璃看着窗外的商店、招牌、档口和摩肩继踵的人群，看着飘过的一张张面孔，所有的面孔我都熟悉，他们带着一方水土的明显特征，我能像分辨一个白人与一个黑人那样一目了然，但没有一张脸是我认识的。

（死去的河）

像绝大多数中国的乡镇一样，平山镇不仅完全改头换面，甚至说是脱胎换骨，原先宽阔的街道，因为矗立的四五层的楼房，两边似乎伸手可及。能在镇里拥有一幢临街房子，是令人羡慕的“有本事”的证明。城镇化像羽化成仙后葛洪用的宝葫芦，从上到下虹吸着农村的资源，村里向镇里汇聚，镇里向县里聚集，县里向市里和省城聚集。村干部、老师，村里的能人纷纷到镇里买地建房，而镇里的干部和能耐更大的人则纷纷到县城建房。人们像青蛙一样跳离他们原来生活的环境，印证了“人往高处走”这千古不易的真理。

从一个叫“登明”的村子经过时，我顺便去看望黄正焕老师。黄老师是我父母的同事，曾当过我弟弟初中时的班主任，教他英语和语文，弟弟参加玉林地区英语竞赛，获得了第一名，后来如愿考上了千里挑一、远比高考还难的玉林高中。86岁的黄老师脸色红润，耳聪目明，戴着一顶礼帽，给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斟茶。他说自己退休后每天早上沿着公路散步10公里，凌晨四点出门，六点回到，如果遇到刮风下雨，就带着雨衣和雨帽，20多年来一天不辍。我算了一下，乖乖隆的冬，他走过了起码三个红军长征的路程！（待续）

（封面为镇上通往平山中学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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