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国民党的仓库兵，抗日战争时在恩施服役，那时家里特别穷，爷爷是个赌徒，最悲惨时连家里唯一的铜筷子篓都拿去输了。父亲转业后就租种地主家的土地，因为父亲的勤劳和聪明，很快就有了点积蓄，他承包了很多土地请人耕种，因为政局混乱没有买土地，家里的财富就是银元、铜钱、和粮食。我们家很快在当地有名了，虽然没土地但是有钱，父亲作了许多善事，给家里的长工娶了老婆，给后来的土改头目送过大米，当然后来这两个人也报恩了。
49年后，本来要给我家划为地主，但是因为父亲有恩于当时的土改头目，他强行给我们降为富农。家里的铜器全被充公了，粮食被收走了，但是银元和铜钱被父亲藏得很好，因为父亲平日节俭低调，别人以为我们真没什么钱就混过去了，正是这个英明的举动在58到60年救了全家人得性命。
我读书时成分不好，在学校基本是没什么发言权，我学习成绩很好，特别喜欢画画，初中毕业了是没有机会读高中了，我知道父亲是富农，儿子带有原罪。记得初中二年级时，我一时糊涂临摹毛主席的画像，这下我可闯下大祸了，姚老师看见了报告学校，说我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于是全校开大会批判我，无论我怎么解释，姚老师都说我平日都对毛主席不满，当时有几个女老师觉得我可怜，说我也许是无心的，并夸我平日表现好，画毛主席是热爱他，可是这个姓姚的不知怎么看我不顺眼，一定要给我扣大帽子，我跪着求他他也不为所动，后来我当武装部长的姨父出面才把我保了下来。
我读初中三年级时开始文化大革命，我虽然是富农子弟，但是我依然可以当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我多年被压抑的情绪有了宣泄口，我知道跳得高很危险，但是我想就是死我也要报仇，我能说会打，在文革中表现特别积极，很快就被上面任命为利川县红卫兵副司令，这时我有权力批判那个姓姚的老师了，他加给我的屈辱我该还他了，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我故意把他的手打断。那几个为我说好话的老师都没有受到批判，就是现在有个别健在的见了我都特别亲热，当然那个姓姚的老师也还在，我一生都觉得不亏欠他，也不再仇恨他，因为我们扯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