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

2、汉朝时期

(约公元前206至265年含三国)

西汉王朝是建立在秦末战争的废墟之上。据有关专家学者推算,汉朝统一天下时,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全国总人口约1650万(或介于1500万至1800万之间),比周朝和秦朝鼎盛时期减少了近约1/2。经济上更是民穷财尽,甚至连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开国大臣们只能乘牛车。

西汉建立后,奉行黄老哲学、无为而治和与民生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期间的迅速发展,到汉武帝元光六年时(公元前129年),全国总人口又达到3600万。尤其是曾经遭受战乱最为严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时又恢复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这六十年间,人口约增长了2.5倍,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繁荣富庶景象。

汉族,这个世界最大、最古老的民族,就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战国时期各诸侯列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方面,开始逐渐趋于统一,从而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汉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汉族由于人口众多,文明程度较高,在各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尽管朝代名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

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时代,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继位后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上,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 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下令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后代,诸侯国越分越小,其势力一步步被削弱),同时激励平民百姓通过建功立业可以升官或获得奖赏,从而不仅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也极大地调动了平民百姓建功立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文化上,废除了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重用儒家学说。并兼以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学说,实行“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并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军事上,以彻底消除最大外患—--匈奴帝国为目标,重用卫青、霍去病等著名年轻将领 ,跨越千里大漠而大败匈奴,实现封狼居胥(意指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狼居胥上设立祭坛宣告北伐胜利),最远达到今天的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迫使匈奴残余势力向西狼狈逃遁。并降服中亚大国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同时,收复南越、朝鲜,诸倭(当时对日本列岛众多小国的统称),使进贡通使于汉朝者,达三十余国。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开辟了“丝绸之路”, 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并引进良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黄瓜、胡豆、胡桃等境外品种,成功移植中原,丰富了广大人们的生活之需。从而开拓了“北绝大漠(蒙古沙漠)、西逾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越朝鲜、南至大海” 的广袤国土,奠定了现今中华民族的地理版图。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霸主,世界第一大帝国。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平定岭南后,除派驻军队戍边外,还先后向岭南地区进行了五次移民。另据《汉书》等记载,到汉元帝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汉朝的全国户籍人口共有12,233,062户,59,594,978人。已接近6000万人,达到鼎盛时期。这一人口总量,直到北宋英宗时期(公元1064至1067年在位)才被再次超过。期间发生的多次长期战乱,严重的阻碍了人口发展。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由于项羽占领秦国都城后,“屠咸阳,烧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使咸阳及周围地区几成废墟,人口大量逃亡 。西汉王朝定都长安后,为恢复发展京都及其周边地区,消除各地旧贵族豪强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汉高祖刘邦采纳大臣娄敬“实关中”(即充实京都所在的关中地区)的建议,将关东(今陕西潼关以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豪强贵族势力,强行迁至关中,即靠近汉朝统治中心长安(今陕西西安)的周边地区。

史书记载,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十一月,“徙(迁)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进入)关中”;同时迁入的还有燕、赵、韩、魏列国的诸侯贵族子弟和世族大家,总人数约有10余万口。

又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长陵(刘邦陵墓)建成,置长陵县,迁入万户。”从而,自汉初移民形成的京兆、西河、扶风等诸多姓氏郡望大族,大多就在此时,自东部地区西迁关中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汉朝还非常重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屯垦戎边,尤其是对河套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因黄河在这里向北、再向东、然后向南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河西走廊(今甘肃西北玉门、瓜州、敦煌平原)、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等地,进行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史书记载: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元狩四年),又迁关东贫民72万余,迁往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中西部,即秦长城(故塞)内外以及河西走廊。随着移民的增加和农业的开发,在河西走廊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到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元年),刘秀定都洛阳,又将关中及各地人口大量迁至东都洛阳,以巩固发展新设立的京都地区。刘秀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又将“各郡驰刑徒(犯人)迁至晋阳”(今山西太原)。

另据史书记载,到公元190年,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公元189年至220年在位),在凉州军阀董卓(官至太师)的胁迫下,强行迁都长安(今西安),并将东都洛阳及周边数百万人口,一同强行西迁,途中死亡、逃散者众多,到达长安者数十万人。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投奔荆州牧刘表,迁至今湖北荆州一带。不久董卓被王允和吕布所杀,再次引发动乱,致使数十万人被迫东迁至今江苏一带,还有数万户进入四川,投奔益州牧刘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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