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汉字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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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汉字（拼音：hàn zì，注音符号：ㄏㄢˋ ㄗˋ），又称中文、中国字、方块字，是汉语的记录符号，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从表形、表意到形声。除极个别汉字外（如瓩、兛、兣、呎、嗧等），都是一个汉字一个音节 [1]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在历史上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甚至其语文都存在借用汉语言文字的现象。
现代汉字是指楷化后的汉字正楷字形，包括繁体字和简体字。现代汉字即从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至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演变而来。汉字为汉民族先民发明创制并作改进，是维系汉族各方言区不可或缺的纽带。现存最早的汉字是约公元前1300年殷商的甲骨文和稍后的金文 [1] ，西周时演变成籀文 [2] ，再到秦朝的小篆 [3] 和隶书，至汉魏隶书盛行，到了汉末隶书楷化为正楷。楷书盛行于魏晋南北朝，至今通行 [4] 。
汉字是迄今为止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者，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的官方文字。在古代，汉字还充当东亚地区唯一的国际交流文字，20世纪前仍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国家的官方书面规范文字，东亚诸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自行创制汉字。在非汉语体系中，日本制定了《常用汉字表》，韩国也制定了《教育用基础汉字》，而历史上曾使用过汉字的越南、朝鲜、蒙古等国，现今已废弃汉字。
汉字起源说
甲骨文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公元前10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历来各家有不同主张，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有：结绳说、八卦说、刻契说、仓颉造字说、刻划说和图画说。
结绳说：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人们靠结绳记事、认事，此举起到了帮助人们记忆的作用。《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汉代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又如《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义》：“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东汉以后，不少人把汉字起源附会于结绳 [5] 。
八卦说：关于八卦的起源说法并不统一，有摹象说、星象说、数说和杨雄的“亥”为物之源说等等。《周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提到八卦源自庖牺氏对自然客观世界的摹象，这与“依类象形”而作的汉字的起源是相似的。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把八卦和书契（文字）的作用相提并论，把汉字的起源与八卦联系起来 [5] 。
仓颉造字说：相传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 [6] 。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
仓颉画像 [7]
“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汉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和“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8] 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刻契说：刻契是古人在结绳记事后又一种帮助记忆的实物记事法，多作契约用，比结绳记事进步多了。“契”就是在木条上或竹条上刻上刻痕。《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周易·系辞》郑玄注：“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符合。”郑玄又在《周礼·质人》注里说：“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列子·说符篇》：“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所说的“齿”即是质契上所刻的齿痕。这种刻契具有记事记数的作用，可以作为契约的凭证，也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刻契的一些符号与某些汉字形体相似。如“一、二、三、亖、𠄡”与汉字数字“一、二、三、四、五”的古文字别无二致 [5] 。宋末元初戴侗提出“书始于契，契以记数”而“各如其数”，认为“刻识其数”的契刻是原始文字的一个源头 [9] 。
刻划说：郭沫若先生立足于半坡陶符与殷商甲骨文的比较考察，认为早期的文字可以从结构上分为“刻划”和“图画”两大系统，“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为数不多，这一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之前” [9] 。从半坡发现的刻划符号来看，有的是数字，有的是单字。许多现代学者认为它已有固定的音形义，当为汉字之源头 [10] 。
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土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我国文字的萌芽 [11] 。
河图洛书说(4张)
图画说：关于汉字的起源，历史上曾盛行“河图洛书说”。《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竹书纪年》指出：“黄帝轩辕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沈约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 [5] 《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部分近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9] 。
沈兼士先生在1927年提出了汉字起源于记事的图画这一观点，认为在古汉字之前还有一个“文字画”的起源阶段。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导六书以前之文字画》：“盖于六书文字时期以前，应尚有一阶段，为六书文字之导源，今姑定名为‘文字画时期’”。文字画是向文字进化的记事性图画，具有亦画亦字的特点，初步具备了文字记录信息的可识性功能。关于记事图画与记词文字的联系与区别，沈兼士先生讲得尤为精辟：“文字画为摹写事物之图象，而非代表言语之符号，虽为象形字之母型，而不得径目为六书象形指事之文。” [9] [12-13]
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有更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是早期的图形文字。
汉字演变：经历阶段
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9] 。后来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都在使用楷书，但仍未完全定型。
甲骨文
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
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始于殷商时期。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
大篆
大篆
大篆为汉字书体的一种。相传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故亦名籀文或籀书。秦时称为大篆，与小篆相区别。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小篆
小篆
小篆也叫“秦篆”。秦朝李斯受命统一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小篆。通行于秦代。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存《琅琊台刻石》、 《泰山刻石》残石，即小篆代表作。秦权上刻制的小篆，据说是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赞美。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
隶书
隶书碑刻作品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
隶书强化了汉字的记号功能，削弱了象形功能，对汉字的改变很大，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为后来的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奠定了基础。
隶书分秦隶（古隶）和汉隶（今隶）。隶书的出现，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楷书
欧阳询楷作品
楷书又称正书，或真书，始于东汉。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正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楷书到唐代发展到高峰，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唐·欧阳询）、“虞体”（唐·虞世南）、“颜体”（唐·颜真卿）、“柳体”（唐·柳公权）、“赵体”（宋元·赵孟頫）等。
楷书到了宋代，出现了“宋体”，现代印刷的宋体、黑体、仿宋等字体都属于“楷书”。
草书
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为今草，即一般所称草书，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到唐代的张旭、怀素，宋代的米芾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成为狂草。草书为书法家所常用。
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时期吴国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
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
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
行书
行书作品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代表人物：“二王”：王羲之，王献之。
汉字的数量
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大约将近十万个，日常所使用的汉字只有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则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清代《康熙字典》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编著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有49964字；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有54678字；1994年冷玉龙等编著的《中华字海》有85000字。台湾地区教育主管机关编撰的《异体字字典》第五版，内容含正字与异体字，共106230字，是收录较多汉字的字典。蓝德康和松冈荣志主编的《汉字海》是至2020年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工具书，正文收列字头单字102434个，附录收列字头单字11112个 [14] 。
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8万多（也有6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
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但是《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天的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据统计，十三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字数为6544个字。因此，实际上人们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千多而已。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地区的CNS11643，5.0版全字库可供查询的字共87,047个汉字、10771个拼音文字及894个符号。台港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053个。GB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GBK收录汉字简体、繁体及20912个，而早期的GB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Unicode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02个，总数亦高达七万多字。
初期的汉字系统字数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学习的困难，单一汉字能表示的意义有限，于是有许多单一的汉语意义是用汉语词语表示，例如常见的双字词。汉语书写的发展多朝向造新词而非造新字。殷墟的甲骨文及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造字方法
汉字的造字法是古人根据汉字的结构和造字规律，归纳总结出来的造字方法。汉字造字法有六种，又称“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和转注。“六书”最早出现在《周礼》，只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对“六书”的进行了完善，近现代的学者在《说文解字》基础上进行了很多改进，有三书说、四书说等，但“六书”依然是目前被广泛认可的造字法。
象形
象形：象形：描画事物的形象的造字法，如“日、月、山、水、人、木、火、口、目、田”等就是描绘其图案来造字，后来逐渐演化变成如今的造型。象形造字法是人类最本能的造字方法。
指事：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象征符号来造字，比如“刃（刀锋的那边加一点）、本（树根加一点）、甘（舌头加一点）、亦（由“大”张开手臂的人，胳肢窝下加两点，指胳肢窝）”。
用纯象征的符号造字也属于指事造字法，比如“一、二、三、五、七、十、上、下”，用纯象征符号造字就属于记号字。
形声：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的造字法。形旁是汉字对事物进行归类的表义部件，声旁表示该字的读音，比如：
左形右声：证、抖、城、构、伟；右形左声：战、励、刚、彰、瓴；上形下声：芳、岗、晨、笼、雾；
下形上声：想、熬、袋、劈、汞；外形内声：圆、厘、匪、闺、匈。
例如“鸠”字的形旁“鸟”；声旁“九”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
六书
会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号组成新字的造字法（不同于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形声字），比如：
“日”和“月”组成“明”字；
“人”和“言”组成“信”字，表替人带话而不加改变为值得信赖；
“人”和“木”组成“休”，表示人在树下休息……
有些会意字是两个或几个同样的字重叠组成的。比如：
两个“人”组成“从”，三个“人”组成“众”；
两个“木”组成“林”，三个“木”组成“森”；
两个“口”组成“吕”，三个“口”组成“品”等。
假借：借用读音不同的字和形旁来组字的造字法，假借字和形声字关系密切，只是声旁的表音功能丧失了。比如：
兑dui---shuo说 tuo脱 yue悦阅
告gào---gù梏牿 hú鹄 jiào窖 kù酷
且qie---cu粗殂 ju跙沮狙疽龃雎 qu蛆 zu祖 阻组诅俎 zhu租助 zui咀
者zhe---du都赌堵睹 chu褚储 shu暑署 zhu猪诸煮箸渚著 tu屠 xv绪
占zhan---dian玷 nian拈鲇黏 zhen砧 tie贴帖
……
转注：字的意义发生变化而转作它用，其本义用另一个字来注解和代替。转注不是一种造字法，是与造字密切相关的用字法，转注字都是两字一对，比如：其--箕：“其”本义是“簸箕”的象形，后来转做虚词，“其”的原始义用“箕”字代替；斤--斧：“斤”原始义为“斧”，后来转做量词“斤”，原始义用“斧”字代替；
莫--暮：“莫”原始义是“暮-太阳落在草下”之会意，后来转做虚词，原始义用“暮”字代替；要--腰：“要”原始义是“人体腰部”之象形，后来转做动词，原始义用“腰”字代替；益--溢：“益”原始义是“水从皿中溢出”的会意，后转做益处之义，本义用“溢”字代替；自--鼻：“自”原始义是“鼻子”之象形，后来转做代词或介词，原始义用“鼻”字代替。
……
总结以上六书——“象形”和“指事”是纯正的“造字法”，一般用于独体字；“形声”、“会意”和“假借”是“组字法”，一般用于合体字；转注是“用字法”。总而言之，以上原理是古代文字学学者们群策群力归纳出来的文字学理论，其所含的汉字构成法则，并非一人独创，是人们在使用过程中长期演化而成，是一代又一代集体智慧的结晶。
注音
拼音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文字，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中国大陆现今以普通话作为标准读音，普通话的音节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及声调确定，实际用到1300多个音节。由于汉字数目庞大，因而有明显的同音字现象；同时还有同一字多音的情形，称为多音字。这一情况在汉语各种方言中是普遍存在的。
有学者经研究认为：汉朝之前，一个汉字发音为两个音节，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由于汉字本身不表音，自汉朝到20世纪汉字在数量上、写法上虽有变迁，但无法看出发音的变化。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测它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往往一个字有很多读法，原因来自中国不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发音。
在近现代，为了表示一些外国制单位曾广泛创造并使用多音节汉字，如“浬”（海里）、“嗧”（加仑）、“瓩”（千瓦）等。但是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基本不使用，台湾仍在使用，一般人也明了其意思。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读若准”。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说己者容”中，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袜音韈”等。
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通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拼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近代以来，又发展出了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号仍是台湾地区教学的一部分，中国大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
由于汉字以本身表意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代声韵的难度。例如“庞”从“龙”而得声，但北京话前者读“páng”，后者为“lóng”。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就是音韵学所探讨的课题。需要注意的还有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元音āáǎàa ōóǒòo ēéěèe īíǐìi ūúǔùu ǖǘǚǜü）
词语
语素是汉文表意的最小单位，类比于英语的“词汇”和“词组”的总称。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独立构成语素，比如“我”，类比于英语中的单一字母构成的词汇，比如“I”。白话文大多数词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不过，和英语中“词汇”和“字母”的关系不同，语素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个汉字独立构成语素时的意思有相关性，因此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记忆。词语包括语素和若干个语素形成的短语。
汉字的高效率，几百个基本象形字，可以合成表示天上地下的各种事物的上万汉字；几千个常用字，又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
偏旁
偏旁，汉字合体字的组成部分。旧称左为偏，右为旁。今泛称合体字的左右上下任何一部分为偏旁 [15] 。在汉字的结构中，偏旁是比笔画大的构字部件，是构成汉字的基本单位。如“坡”中的“皮”是表示读音的偏旁，“土”是表意的偏旁。
辞典
《中华大字典》
中国古代称“字书”，直到《康熙字典》问世才称“字典”。最早的汉语字 典是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近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的，如《新华字典》；一类是专门性的，如《异体字字典》。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大字典》。
世界三大汉语词典分别是中国大陆的《汉语大词典》（共13册，5.6万词条，37万单词）、中国台湾的《中文大辞典》（共10册，5万词条，40万单词）以及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共13册，4.9万词条，40万单词）。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它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最中国”汉字“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几百名演员扮演的活字印刷字模通过不断变幻，用大篆、小篆、楷书三种不同字体展现了同一个汉字――“和”。这一幕让人津津乐道，而这个包含“和谐”“和平”“和睦”等意义的汉字，再度被评选为“最中国”的汉字。最新一期的《中华遗产》杂志发布了该社组织的“100个最具中华文化意义的汉字”评选结果。“和”字赢得了网上投票的最高票数，也获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贞德等专家的大力推荐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