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两夫子，千古一春秋

《春秋》是中国的第一部史书，孔子修订成书。

西周之时，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乐制度，规范了社会秩序，形成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悲剧不断上演，各种僭越行为屡屡发生。孔子眼见世风日下、道义全失、礼义全无、社会混乱不堪，深感痛心疾首，于是潜心修订《春秋》一书，竭力维护周代礼乐制度，字里行间，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和道德思想，即后儒所称“微言大义”，或“春秋大义”。

《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因此后世以寓褒贬于曲折文笔之中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司马迁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之反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相传孔子修订《春秋》，写到鲁哀公时西狩大野。叔孙氏捕获麒麟，伤其左前腿，致其死亡。孔子认为麒麟是祥兽，乃为明主而出，却为人所害，这是世道衰落的象征。孔子非常悲伤，作《获麟操》并绝笔《春秋》。所以《春秋》又被称为“麟经”。

《春秋》记载史事非常简略，用字精微而义旨显明，借史明志而含蓄深远，笔法婉转而顺理成章，义理穷尽而无所歪曲。若无注释，则难以理解。与孔子同时代且关系密切的太史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又称《左传》，《汉书》称为《春秋左氏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左传》以《春秋》为本，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与《春秋》“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

《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描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道德评价，将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观念融入史学著作，成为史学界认同和承袭的史学精神传统。

历史以来，爱读《春秋》、《左传》者，代不乏人。民间最为熟悉，且将“春秋精神”付诸于道德实践的，则是与文圣人孔子齐名的武圣人关公。

民间有幅对联云：“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关公生活的东汉末年，世道衰弱，纲常不振，和西周末年的社会特点极其相似，仁人志士伤时忧世，希望从“春秋思想”中找到兴利除弊、志兴汉室的途径，找到拨乱反正、扶红日正人心的方法。

《春秋》、《左传》以及《易经》是关公的家学渊源。据清初康熙年间解州《关侯祖墓碑记》碑文记载，关公祖父叫关审，字问之，冲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训其子。

关公传扬家风，读《春秋》、《左传》手不释卷，史书《三国志》记载：“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关公熟读春秋，并将春秋思想落实贯彻于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使得关公成为儒家道德思想的完美践行者及“春秋大义精神”的形象代言人，为关公在儒家武圣人的最终定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北省汉口山陕会馆《汉关夫子春秋楼碑记》云：“考《春秋》，系鲁史东周以还，王纲欲坠，我孔子惧万世君臣之大义不明，不得已而以宗鲁者尊周，托《春秋》以见志。……关夫子欲以存蜀者存汉，志《春秋》之志，此《春秋》之所以有其人也。”

清康熙雍正年间廉吏张鹏翮在《关帝像赞》中称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大将军年羹尧之父年遐龄在《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中说：“自孟子而下读《春秋》者不乏人，而能于《春秋》大义见诸行事之实者，唯（关）侯一人而已。”

《春秋》一书，乃文圣人所著，武圣人所行，所以正君臣之分，作忠义之气，明是非善恶，识忠奸褒贬，助人找到价值取向，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增进道德自律、德法并举，实现太平治世的社会功效。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