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方运动中的秘方、家传方——献方运动视阈下的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研究

第 1637 期

作者 / 郑文洁 李佳琪 李永宸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编辑 / 许红红 ⊙ 校对 / 钱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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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方运动”与“献方”本身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据掌握资料,当今学界对“献方运动”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张瑞贤、张卫的《20世纪50年代的献方运动》,袁秀荣、张瑞贤、张卫的《20世纪50年代献方运动中的上海》,李剑的《献方与采风》。相关研究侧重于“献方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政策变化、社会影响,献方本身的研究则有待深化。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是“献方运动”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医工作中,最早的献方见于延安时期,随后在河北省进行了访求民间良医和秘、验、单、效方的“访贤采风运动”。1958年9月8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中提出:医药卫生技术革命要“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要中西医结合,土洋并举”。1958年10月河北省发起“人人献计、个个献宝”的全民采风运动。“运动中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全民动员,全民动手,采取了逐级布署,层层发动的办法,迅速掀起了采风高潮。全省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就采集单方、秘方、验方16万多个。”1958年10月,广东省卫生厅“发动了一批医务人员到全省各地采风。同时全省各地中医和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党的中医政策,积极而主动地献出了不少秘方和验方”。在此背景下,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响应党的双献号召,纷纷献出经验良方”,“其中很多是家传秘方,有极高的疗效,以前是不轻易外传的,只有在新中国,才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1960年6月广州中医学院,将教职工所献方,编成《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特辑》(按:以下简称《特辑》)。

体例清晰,理法俱全

《特辑·前言》称“第一辑374方”,经逐条核实,共有383方。漏计9方具体如下:“内科:偏枯、口眼歪斜方”、“儿科:麻痘方”分别漏计了1张;内科“咳嗽、咯血、声嘶方:疗肺病验方”、“胃痛方”、“心气痛方”、“臌胀方:金蟾散”分别漏计李全佳、陶葆荪、潘仲文、岑玄珍献方;五官口腔科“咽喉、口腔病方:鹅喉散妙方”漏计赵启光献方;“杂治”分别漏计关济民“误食毒物方:中百足尿毒方”、“误吞异物方:鱼骨哽喉方”2张献方。

《特辑》将献方分成“内科”、“妇科”、“儿科”、“五官口腔科”、“皮肤科”、“肿瘤、瘰疬、疮疡科”、“伤科”、“杂治”8大类。

“内科”分“咳嗽、咯血、声嘶”、“肺痈”、“哮喘”、“胃痛”、“胃出血”、“呕吐、呃逆、反胃”、“胃下垂”、“绞肠痧”、“痢疾”、“大便下血”、“脱肛”、“便秘”、“水肿”、“脚气”、“疝气”、“癌肿”、“黄疸”、“胆石”、“肝炎”、“肝硬化腹水”、“臌胀”、“瘕聚”、“风湿、痛痹”、“遗精”、“失眠”、“虚弱”、“偏正头痛”、“偏枯、口眼歪斜”、“癫痫”、“高血压”、“腮腺炎”、“阑尾炎”、“砂淋(肾结石、膀胱结石)”、“糖尿”、“甲状腺肿”、“荨麻疹”、“紫斑”、“皮下出血”、“尿闭”、“鼠疫”、“霍乱”、“白喉”、“脑炎”、“猩红热”、“疟疾”、“癍痧疹”、“传染病防治”、“血吸虫病”、“绦虫病”49种。

献方举例1:陶葆荪所献三白汤,“三白汤治胸痛,或胁肋痛,肺肋膜炎收效颇著。韭白二钱、桑白二钱、白芍六钱、地榆四钱、莲梗三钱、川连钱半、宽筋藤二钱、鸡内金二钱、竹茹钱半。清水三碗煎至一碗分两次服,约两小时服完。”

所献之方有方名、药物组成、剂量、煎煮与制作方法、使用方法、所治病症,禁忌,甚至记载献方来源与疗效。张志民所献鹅掌疯方详细介绍了鹅掌疯症状表现,并注明“由上海专业治鹅掌疯者索来”。(本文由岐黄民间传承公众号整理校对编发)何汝湛所献瘰疬方“系我(按:何汝湛)少时从外科医师游所传授。”颜公长说明杨柳蕈治偏头痛的疗效与献方来源,“我用此蕈治愈偏头痛有二十余人,其中有患十余年廿余年者,均经治愈,无一例失败。偏头痛缠身的患者,经常在痛苦的情绪中,我经验此蕈对偏头痛而牵连患目疾者,其效更属惊人,往往偏头痛愈,目疾亦失。此方为民间偏方,我没有获得此方前,治偏头风虽有一时性效果,但总不断根,自获得此方后,治无不中,用无不效,民间偏方之值得重视,于此可见。”

名医献方,疗效佐证

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罗元恺、陶葆荪、何汝湛、李仲守、黎炳南、钟耀奎、关济民、朱敬修、黎少庇、张志民、沈炎南、刘赤选、梁翰芬等都积极参与献方运动,献出家藏验方。全院共45位教职工参加献方,献出383张验方。其中,关济民献方最多,献出了102张验方。关济民等10人,共献出255张验方,占66.6%。

关济民共献出了102张方,其中内科方38张,妇科方5张,儿科方13张,五官、口腔科方19张,皮肤科方1张,肿瘤、瘰疬、疮疡科方5张,伤科方5张,杂治方16张。其中,“杂治”类献方16张,全部由关济民所献。

献方举例9:关济民所献皮肤湿疹外用方,“皮肤湿疹外用方:山松毛、山薄荷、飞扬草(以上生草药)、铅粉各等分研细末,混合为散。如痕痒流水,用白醋开搽患处,日搽4—5次,如流水已减少,则用酒开搽,如皮肤有损破,则用生油或饭汤开搽患处。”

陶葆荪共献出了16张方,其中内科方12张,妇科方3张,儿科方1张。献方举例12:陶葆荪治久咳方,“治伤风咳过月不愈,或难咳、或易,或有痰或无,即其他原因的久咳亦可与服。人参叶钱、鸡内金二钱、杷叶钱半、龙俐叶钱半、津梗二钱、柿霜三钱、芒果核钱半、苏梗钱半、法夏二钱、冬花蕊三钱、浙贝三钱、白前根钱。水煎服。”

何汝湛共献出了14张方,其中内科方1张,妇科方4张,儿科方5张,五官、口腔科方2张,肿瘤、瘰疬、疮疡科方2张。

《特辑》所录献方,绝大多数为当代著名中医所献。除了当代国医大师邓铁涛、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妇科专家罗元恺,关济民、邓鹤芝、陶葆荪均为广东省名老中医。邓鹤芝是伤寒派医家,曾任“广州普仁善堂医务主任”、“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广州汉兴国医学校教师和医师”。陶葆荪是“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副馆长”、“广州中医学院金匮教研室主任”。关济民是“广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在其所献处方后,多附注使用经验与临床疗效。(本文由岐黄民间传承公众号整理校对编发)张景述记录其“癌肿一方”验案:“上海有老妇患子宫癌,往上海肿瘤医院诊治无效,乃嘱回乡休养,后在乡经某老中医用此方治愈,回到肿瘤医院查检,证明属实。”在其“癌肿四方”则介绍国外专家对该方疗效的认可与作用机理,“据苏联专家研究,认为乌头有抑制癌瘤细胞作用。日本板田教授则谓大蒜、甘草均有这样作用。龙野一雄临床医学亦介绍本方治胃癌。”

疫病献方,急时之困

传染病献方在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中占重要地位。其中有治疗烈性传染病鼠疫、霍乱的献方,有治疗慢性传染病肺结核、麻风病的献方,也有预防传染病的献方。如治疗肺结核的“救肺丸”,“痢疾”方、“疟疾”方、“脚气”方、“癍痧疹”方、“腮腺炎”方、“鼠疫”方、“脑炎”方、“传染病防治”方、“血吸虫病”方、“绞肠痧”方、“肝炎”方、“白喉”方、“猩红热”方,儿科中有麻痘方,皮肤科有“麻风”方等。

献方举例18:岑玄珍“霍乱急救方”:“白附子二钱,桂心钱,沙羌虫二钱,丁香钱半,细辛五分,藿香钱半,龙涎香钱二,共研细末蜜丸服。”

岑玄珍回忆:1938年合浦(按:1949年以前,合浦属广东省)霍乱流行,以“霍乱急救方”施治,救治多人。

献方举例19:梁翰芬“化癍方”:“犀角二钱,羚羊角钱半,生地八钱,银花四钱,连翘四钱,紫地丁一两,紫草一两,茅根一两,大青叶三钱,归须三钱,荆芥钱半。”

梁翰芬回忆:此方30年前,曾医过一独头癍、金钱癍。“1953年8月中旬,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科张乃初教授特由北京来请教我,我以此方与之。”

献方举例20:张景述治血吸虫病“苍槟合剂”:“治中早期血吸虫病,腹痛腹胀,大便脓血,肝脾肿大,消化不良。枣儿槟榔两半,干苍耳全草两半。①制为丸剂,每服五钱,日服三次,五小时服一次,空心开水送服。②制为水剂,共60毫升,每服30毫升,日服二次,早晚空心开水送服,以20天为一疗程。”

张景述回忆:曾用此方治疗9例血吸虫病,治疗结束后,“大便沉孵三次检查,阴性率70-90%。三个月追踪检查,阴性率63%。七个月追踪检查,阴性率41.6%。另17例一直保持70-82%,一般体征症状均告好转或消失,食欲亢进,劳动力加强,红血球血色素均有增加,营养改善。”

治疗传染病献方多与上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珠江三角洲湖网密布的地理环境有关。环境卫生不良、民众卫生观念落后,也是当时传染病较多的原因。“在农忙季节里,社员生产、生活接触水和泥土的机会日益频繁,感染血吸虫病、钩虫病的机会逐渐增多”,“血吸虫卵下水和钩虫卵着土的机会增多”,“蚊蝇已开始活跃,疟疾、丝虫病以及其它传染病传播流行的机会增加”。(本文由岐黄民间传承公众号整理校对编发)50年代的《健康报》曾报道过山西省东李高乡的卫生状况,“该乡的居民并不懂得卫生的好处,他们长年累月就是那么生活着,普遍是清早不洗脸,和面不洗手,人畜同居,成年不洗衣裳,家里六害(臭虫、虱、鼠、蚊、蝇、蚤)俱全。加上不少群众又存在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迷信思想,他们说:‘吃上五谷杂粮,那有不生灾的?’‘不干不净,吃上没病。’”山西东李高乡的卫生状况是当时全国的一个缩影。上述媒体的报道,一定程度解释了传染病献方在献方中特别多的原因,传染病献方也客观上弥补了建国初期医药短缺的不足。

结语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有以下特点:(1)这些献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20世纪50、60年代“献方运动”的产物。(2)一些献方出自家传的经验方,如“邓铁涛治小儿急惊方”,标明为“家传方”。(3)编撰体例上以中医病症按临床各科编录,每方标明主治、每药均标用量、煎煮方法、服用方法。(4)部分献方说明来源与使用经验,如钟少桃螽斯丸,“气盛肥胖,久不受孕者甚效,传此方为贡方”。张志民所献鹅掌疯方,“此方由上海专业治鹅掌疯者索来,效佳”。(本文由岐黄民间传承公众号整理校对编发)颜公长的“救肺丸”,在方末附注:“救肺丸是我屡经临床治验的良方,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市治愈肺结核患者极多,大都经X光先后检查,得到确证,患者只要依法服用,都有意想不到之效力,往往服西药链霉素、披雅斯、雷米风等无效,经服此丸后,得显著效验。”(5)各科献方齐全,传染病献方比重大。除传统内外妇儿各科,还有“杂治”方。(6)一些献方,疗效确凿,至今仍在临床运用。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与当时一些省份的献方相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献方方式上有所不同。“(河北省)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就采集单方、秘方、验方16万多个。”相较而言,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献方出自中医院校教职工,其中大多数是医务工作者;二是数量少而精。无论是从事中医现代史研究的学者,还是临床医生,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都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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