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将蓝玉为什么敢霸占蒙古王妃？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明初名将蓝玉获罪身死的“蓝玉案”里，“蓝玉霸占蒙古王妃”一事，是一条载入《明史》的重要罪状。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明史》里记载得十分简略：当时蓝玉率军血战捕鱼儿海，一仗打垮北元政权主力，抓了八万多俘虏浩浩荡荡返程。就是在返程的路上，得意忘形的蓝玉竟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也就是悍然欺辱北元皇妃，竟然令皇妃羞愤自杀。接下来“蓝玉案”的杀身大祸，也就此埋下。

　　虽然这段典故，在一些“传奇题材”的古装剧里，还被演绎成了蓝玉与北元皇妃“可歌可泣的爱情”。虽然第一时间得知此事的明太祖朱元璋，也只是“切责玉”。但朱元璋内心的怒火，想必已是三丈高——蓝玉的错，可不只是做了件丑事，他破坏的，是朱元璋对北元残余势力的一贯国策。

　　自从1368年徐达收复大都，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昔日的“元朝”变成了盘踞漠北的“北元”，但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依然是明朝国防的巨大威胁。如何减除这个威胁？朱元璋的国策是“必威德兼施”，也就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对北元官民“以德怀之”。

　　所以多年以来，别说是对北元皇妃，就算是对待前来投奔的北元部落牧民，明王朝都讲究“顺而抚之”。每当有塞外部落来投奔，朱元璋都认为这些人“皆吾赤子”，往往让他们“就水草便利之地居住”，还常调拨物资粮食。至于北元的贵族和文武官员，只要肯来投奔，也常获得重用。许多北元官员来投后，都在明朝各地担任了知府、知县、御史等要职。比如北元工部尚书丑驴，还被朱元璋赐名“李贤”，成了明朝洪武至洪熙年间的“三朝老臣”。

　　也正是这几十年如一日的“威德兼施”政策，才令强盛一时的北元渐渐土崩瓦解，最终成就了蓝玉在捕鱼儿海的致命一击。但北元刚被打垮，蓝玉就“作”了这么个事儿，显然是给朱元璋“顺而抚之”的国策一记啪啪耳光。放在明朝政坛上，那更是严重“越线”。那蓝玉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呢？其实对于蓝玉来说，他早就“越线”越习惯了。

　　在蓝玉出征捕鱼儿海之前，明王朝已经历经了“胡惟庸案”等大案，大批重量级的功臣纷纷落马，昔日气焰熏陶的“淮西勋贵”遭到了沉重打击。但作为“淮西勋贵”里“能打”的名将，蓝玉的地位却是不降反升。随着徐达李文忠等名将的过世，他更渐渐成为明朝军界的头号人物。但除了战场上大展拳脚，战场下的蓝玉，却也“扑腾”得厉害。

　　比如在出征捕鱼儿海之前，蓝玉就曾经抢占民田，还武力驱逐了调查此事的御史。得胜归来后，他除了“欺辱北元皇妃事件”外，还曾嫌喜峰口的官员开门慢，一怒就把喜峰口给拿了下来——朱元璋还健在，他就敢攻大明的城关，倘若朱元璋不在了，他再“一怒”，岂不更反了天？

　　 以上几桩事，可以说把明初“农业”“国防”等几条“红线”，统统踩了个遍，每一脚都关乎国家大局，可“踩线”成习惯的蓝玉偏偏还浑然不觉，最终也就招来“蓝玉案”的灭顶之灾。借着“蓝玉案”的由头，对公侯勋贵极度警戒的朱元璋，更是把相关功臣一顿打压，除了汤和、郭英、郭德成等“低调公侯”得以幸免外，大批位高权重的“公侯勋贵”落马获罪，明朝朝堂一片血雨腥风。

　　所以说，不管蓝玉有没有造反的念头，仅看他“欺辱北元皇妃”等几条“越线事儿”，他的结局却是丁点不冤。何谓“权力是毒药”？蓝玉从巅峰到败亡的短短几年，就是最生动注解。

　　但是，如愿借助“蓝玉案”打压勋贵集团的朱元璋，也许绝不会想到：一个多世纪后，明王朝的勋贵们，却开始以一种更“老实”的方式，继续踩明朝的“红线”。

　　最常见的操作，就是土地兼并。特别是从明朝中叶起，随着明朝土地兼并越演越烈，那些有着优越地位的勋贵们，也成了其中的“弄潮儿”。比如明宪宗纯皇后弟王源，一次就侵占了民田2200多顷，至于“肆纵家奴夺民田庐”更成了勋贵们的日常操作。明初“蓝玉们”那些“夺东昌民田”的破事，比起这时的勋贵们来，好些都不是个事儿。

　　甚至明朝中后期那发达的商品经济里，也有勋贵们“插一脚”，在明朝中后期北京的漕运码头上，就常见勋贵家的家奴们压价强行拦截商货，甚至不同的勋贵为了争夺市面和市场，竟公然纠集家奴在京城大打出手。比如明孝宗的亲舅舅寿宁侯张鹤龄，就与太后的弟弟在京城为抢地盘“约架”，打成了北京城里的大笑话。

　　可就在这一系列的“笑话”里，大明朝的红线，也被这些看似“无权”的勋贵们踩了个遍，勋贵们捞得盆满钵满，大明朝却一天天衰败下去。

　　而到了晚明的最后几十年，捞够了钱的勋贵们，也越发的不安分，晚明年间的党争里，就少不了勋贵的身影。到了用人很“眼晕”的崇祯帝当了家，勋贵们也跟着抖起来了，朱纯臣、李国桢、刘孔昭等勋贵们先后掌握兵权，可这帮人既没有祖先横刀立马的本事，却比蓝玉们更加贪婪。比如执掌京营的李国桢，平日里喜欢吹牛，整日就知“纵兵劫掠”，北京老百姓天天被祸害，李自成真打来时？京营却先拉了胯。之前在崇祯面前夸口的李国桢呢？李自成来了却主动迎接投降，然后被李自成打得皮开肉绽。

　　等到崇祯帝上了吊后，那些崇祯生前深受国恩的“勋贵”们，也是大多卖身投靠。关键是“卖身”农民军都不要，反而一个个被农民军严刑拷打，万贯家财都给李自成补了血。以《后鉴录》估算，李自成在京城抢掠的七千万两白银里，至少有近一千四百万两白银是勋贵家“贡献”。而在不久前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崇祯流着眼泪求他们捐钱，他们却一个个流泪装穷，演技无比精湛。

　　甚至当南明弘光政权立国后，留守南京的勋贵们，也是“作”劲不改。清军没来时，他们勾结阉党继续“党争”，清军打来时，朱国弼、李祖达、张供日、孙维城等“名门之后”们，也是组团出城投降。享受了一辈子大明国恩的他们，卖起大明来，也是毫无压力。

　　 一部明朝的兴衰史，也是明朝勋贵们从“踩线”到“堕落”的历史，其中的成败教训，对比当年朱元璋“兴大案”的苦心，又有多少唏嘘感慨在其中。

　　参考资料：《明史十讲》《洪武皇帝大传》《明代政争探源》《明代勋臣政治权利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