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李庆西：三国地理杂俎

《三国志》无地理志，而汉末魏晋之际豪强割据相争，郡县改隶无常，读史常惑于地名淆舛错讹。从前学者多于此用心考异，诸家之说可见卢弼《三国志集解》。至于《三国演义》，相关的问题更多。小说叙事历时百年，活动空间辗转当时的大半个中国，从东西两都到淮泗之滨，从江南泽国到陇右西戎之地，举凡政区、城邑、聚落、山川、关隘等地名，纰缪在在可见。之所以错三错四，大概有几方面原因，有些是史实依据本身不够详确，又往往取用隋唐以后出现的地名，当然也有张冠李戴之误。《三国演义》以小说讲史，地名不仅表示事件发生地点，亦涉及职官制度、政区地理和军事活动路线等等，不能仅视同文学手法。

以下检讨若干地名地理问题，主要参核《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三国时期）等常见工具书和卢氏集解。

《中国历史大辞典》

（历史地理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

一

《三国演义》地名滥用“州”字，往往混淆不同时期的政区建制。如第二回，刘备往“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就任县尉，一句话好几个纰缪。刘备初为安喜县尉不错，见《三国志》先主传，又见裴注引鱼豢《典略》。问题是，安喜县当时属中山国，不是中山府。句中州府叠架已是乖谬，况且此谓州府二者皆非汉末政区。定州这名称最早出现于北魏天兴三年（400），由安州改置。此前皇始二年（397），旧中山国已归北魏，始置安州。至于“府”作为政区，是唐代以后的事情，开元元年（713）始将京师、陪都和皇帝驻跸之地所在的州升格为府。宋代则于重要之州设府，中山府就是北宋正和三年（1113）升定州置。按规制，府在州之上，称“定州中山府”实谬。张飞鞭笞督邮后，又谓，“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代州也是后来的名称，隋代以前是代郡。

第五回，公孙瓒率军讨卓，“路经德州平原县”与刘备相遇。德州，隋开皇九年（589）始置，这里也套用后来的地名。平原县，东汉为平原国治，当时德州这块地方属平原国。

第二十七回，关羽千里走单骑“行至滑州界首”，所谓“滑州”大概是指东郡或白马县（就是关羽斩颜良的地方）。滑州乃隋代所置，三国时为东郡，治所在白马县。

第五十四回，写刘备东吴招亲，前往地点是“南徐州”（又作“南徐”，今江苏镇江市），当时是吴郡之丹徒，东吴称京城，又称京口，建安十三年孙权在此驻屯，后于十六年徙治秣陵（后改建业）。南徐州这名称南朝宋武帝时才有，初时地域在淮南，宋文帝时才移置江南。

以上标识政区名称的“州”，实为郡、国或县。县以“州”名，第七十二回还有汉中郡的褒中县称作“褒州”。说到东吴地盘，小说多泛称“江南八十一州”（第四十八回）、“六郡八十一州”（第五十四回）。后之张松献图，又有“西川四十一州郡”之谓（第六十回）。这些“州”（或“州郡”），既不是州，也不是郡，而是泛指县级政区。

汉末三国时期，州是一级行政区。全国总共十四个州，即幽、冀、青、徐、兖、豫、并、雍、凉、荆、扬、益、交州和司州。初，汉武帝建立刺察制度，划定十三刺史部（当时没有雍州，东汉兴平元年分凉州河西四郡置，后地域扩大），各部派驻刺史，京畿周边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监管。这十三刺史部原先是监察区，并非行政区，东汉时改刺史部为州，汉末成为郡国以上的行政大区，从而形成州、郡、县三级政区。《三国演义》滥作州名，亦自有缘由，盖因隋唐以后废郡存州，以州领县已成定制，宋元说书人和后之小说家或以为自古而然。

不过，部州以下带“州”字的地名倒并非没有。查《郡国志》，司州河内郡有一个县名称单作“州”字（在今河南温县）。又，冀州河间郡有束州（在今河北大城县），益州巴郡有江州（在今重庆市），凉州北地郡有灵州（在今宁夏灵武），并州雁门郡有武州（在今山西左云县），幽州渔阳郡有泉州（在今天津武清县）。这几个都是县。另外，益州南部有益州郡，西汉武帝置，是部州以下唯一带“州”字的郡级政区。诸葛亮南征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见《蜀书》后主传）。

二

郡、县与国相与混淆，小说里亦常见。如，第十一回，陶谦遣糜竺往“北海郡”向孔融求救，称之“太守”。北海，西汉景帝置郡，但东汉已改置北海国（《郡国志》四），孔融时为北海相。相是诸侯王国的行政首脑，跟郡守职责略同，但国与郡是不同的政区建制。另如，琅邪，秦时置郡，东汉时已改置琅邪国（《郡国志》三），小说仍作“琅邪郡”“琅邪太守”（第六十九回）。

又如，第一回介绍曹操，七十五回介绍华佗，皆谓“沛国谯郡人”。沛国与谯郡是同级政区，不能如此并称。谯郡，东汉建安末年从沛国分置，当时还是沛国属县，所以《三国志》武纪、华佗传均作“沛国谯人”。第四回曹操谋杀董卓未成，“逃出城外，飞奔谯郡”云云，亦误。第五回介绍夏侯惇“沛国谯人”，才是正确表述。

第五回，曹操招兵买马准备讨伐董卓，乐进、李典前来投奔，称乐进“阳平卫国人”，俨然将阳平作为郡级政区。阳平（在今山东莘县）当时还是一个县，汉末仍属东郡（《郡国志》三），后于魏黄初二年（221）置阳平郡，那时曹操已经死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五：“卫国，汉属东郡，建安十七年，割卫国益魏郡，寻分魏郡为东、西部，卫当在东部管内。黄初二年，以魏之东部为阳平郡，故卫国属阳平也。”沿革随时，事有不同，陈寿撰史亦未细核，《三国志·魏书》乐进传就如此介绍。此错不在小说家。

汉代采取“郡国并置”之制，所谓“国”者，乃诸侯王或列侯封邑。起初高祖所封十个王国皆跨数郡之地，藩国实力之强堪与中央政府抗衡。文帝时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增加封国数目而压缩其封域。后来情形亦如《廿二史考异》所云：“西京侯者，封户有多少，所食或尽一县，或止一乡一亭，皆以侯国称之。”（卷九《侯国考》）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汉书·百官公卿表》）。这样一来，军政大权都集于相，封国的皇子皇孙不啻成了土财主。东汉三国时期，国仍有不同规制，大者同郡，小者如县甚或不如县。孔融为北海相，曹操也做过济南相，都是郡守一级，而乐进故家卫国只是县级公国（见《郡国志》三）。

州郡与职官之名舛互错置，小说里屡屡见之。如，“幽州太守刘焉”“青州太守龚景”“徐州太守陶谦”“西凉太守马腾”，这些说法都不对路。幽、青、徐、凉皆为部州之一，其长官称州牧或刺史（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光武帝建武十八年改设刺史，至灵帝中平五年又改州牧），却往往称之太守。非但如此，同一人物前后亦有抵牾，如第十回曹操讨伐徐州，称“太守陶谦”，而之前诸镇讨卓，徐州一镇乃称“刺史陶谦”。第六回说到“兖州太守刘岱”，而上一回诸镇讨卓作“兖州刺史刘岱”。

三

小说多以州名指称州治所在城邑，如“青州城”“冀州城”“徐州城”“扬州城”等，这类地名具有多重模糊性，不能确指某地某城。如青州，东汉治临菑（今山东淄博），后袁绍之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治所在平原。冀州，东汉桓灵间治所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就是后来曹操建铜雀台的地方，建安十八年曹操为魏公，定都于此。第三十四回说曹操回许都时，“留曹植与曹丕在邺郡造台（铜雀台）”，却是乱用后来的地名，邺郡是唐天宝元年（742）以相州改置，其治所在安阳县（今属河南），跟原先的邺城已非一处城邑。徐州，东汉治郯（今山东郯城），刘备领徐州牧时治所在下邳（在今江苏睢宁），曹魏时移治彭城（今江苏徐州）。扬州，东汉末年及后来曹魏辖境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东吴辖境治所在建业（今南京），其时扬州亦非一城。以州名代指州治，亦见于其他行文。第三十三回，冀州贤士崔琰禀告曹操，“昨按本州户籍，共计三十万众，可谓大州”。此谓“本州”非指冀州，乃邺城而已，所称“三十万众”，约为邺城一地户籍。按《郡国志》，冀州所辖郡国九，仅户数已逾九十万，而邺城所在之魏郡人口实为六十九万五千六百六。

荆州（东吴局部），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

以州名代指州邑，往往令人莫知所在。最扑朔迷离的是刘表治所之“荆州”。荆州原治汉寿，初平二年（191）刘表徙治襄阳。刘备投靠刘表在建安六年（201），按小说所述其治所已不在襄阳。如第三十四回，蔡瑁为除掉刘备，与蔡夫人商议，“即日大会众官于襄阳，就彼处谋之。”其言彼处是襄阳，未详此处为何处。第四十回，刘表死后，“蔡瑁遂立刘琮为主，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令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自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以防刘备、刘琦”。按这里所说，荆州与襄阳分明是两处城池。其实，之前第十八回叙述张绣与刘表联手对付曹操，亦谓：“（贾）诩劝表回荆州，（张）绣守襄城，以为唇齿。”直到第四十二回荆州失陷，这才透露“荆州”之城是在江陵——“却说曹操见云长在旱路引军截出，疑有伏兵，不敢来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夺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来。荆州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已备知襄阳之事，料不能抵敌曹操，遂引荆州军民出郭投降。”（之前四十一回，曹操拿下襄阳，蔡瑁替刘琮去见曹操，曹问及荆州军马钱粮，蔡说“钱粮大半在江陵”）不过，刘表时期江陵是否曾为州治，未见《三国志》《后汉书》记载，两书表传皆谓：曹军到襄阳，刘琮举州请降。

四

小说一百八回，提到一个叫“东兴郡”的地方。孙权死后，东吴立孙亮为帝，司马氏兄弟趁机伐吴，命王昶、胡遵、毌丘俭各引兵十万进攻南郡、东兴、武昌。司马昭唤三人计议曰：“东吴最紧要处，惟东兴郡也。今他筑起大堤，左右又筑两城，以防巢湖后面攻击，诸公须要仔细。”可是，东吴并无东兴郡。名字疑似者有东安郡，孙权黄武五年置，两年后即废。据吴主传，该郡析丹阳、吴郡、会稽三郡十县置，治在今杭州富阳区一带，其地与魏境并不接壤。不过，按司马昭所言筑堤、筑城和巢湖数语，所谓“东兴”应是扬州吴魏分界处的东兴堤，在庐江郡巢湖以南，濡须坞之北（在今安徽含山县）。筑东兴堤之事，详见《吴书》诸葛恪传。又，三嗣主传曰：“太元元年，冬十月，太傅（诸葛）恪率军遏巢湖，城东兴……十二月朔丙申，大风雷电，魏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步骑七万围东兴，将军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小说所叙三路伐吴之事与此吻合，可证“东兴郡”之“郡”字乃衍文。

此类错讹大概缘自缮写或手民之误，另外还有不同版本之异写、讹写。第五回，董卓让李傕、郭汜把住汜水关，自己带李儒、吕布等去守虎牢关。（嘉靖本，汜水关作沂水关）。汜水入河处在成皋之东，处洛阳与荥阳之间，由此可断，沂水关应是汜水关的讹写。按，《水经注》卷五：“汜水又北迳虎牢城。”故汜水关又名虎牢关。但小说分明写成两个地方。第二十七回，关羽过五关之第三关，有些版本作沂水关，应是汜水关。

第五回介绍李典，称“山阳巨鹿人”，乃郡县胡乱搭配。山阳是兖州的一个郡，其属县有巨野（《郡国志》三），而不是巨鹿。巨鹿在冀州中部，为巨鹿郡治，就是小说开篇所说张角兄弟三人的乡邑。查《三国志·魏书》李典传：“山阳巨野人也。”

第七十一回说到王平，“乃巴西岩渠人也”。岩渠，应是宕渠之误，《蜀书》本传作“巴西宕渠人”。宕渠（今四川渠县），三国时属巴西郡。巴西郡及析置前的巴郡均无“岩渠”这地名。此前第七十回，写张飞与魏将张郃在岩渠（又有岩渠寨、岩渠山之名）对垒，但《蜀书》先主传谓：“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张）郃等战于瓦口……”《魏书》张郃传亦云：“进军宕渠，为（刘）备将所拒，引还南郑。”嘉靖本此节亦作宕渠，后节言王平却作岩渠。“岩渠”大抵缮写或刻板之误。

五

涉及蛮夷部族叙事，小说亦多有混淆。第三十四回，刘表提及“但忧南越不时来寇”，刘备便说“使张飞巡南越之境”。这里所说“南越”，应该是“山越”，或是武陵蛮夷。汉末三国时，山越主要分布在荆、扬诸郡之山林草泽（《三国志》孙权、黄盖、韩当、凌统、全琮、诸葛恪诸传均称“山越”）。按说山越乃越地古族，亦在百越之属，但究竟不同于南方越人。唐长孺先生认为，山越就是江南山区土著，甚至是避入山区的流民，与汉人没有多大差别（《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而所谓南越，其地在岭南，即秦时三十六郡的南海、桂林、象郡那些地方（按，王国维《秦郡考》认为南海等三郡系后置郡），后赵佗兼并三郡建立南越国，又被汉武帝剿灭。刘表之忧患，显然不是地处偏远的南方越人。

第八十五回，刘备死后，司马懿起五路大兵伐蜀。其中一路，派人联络辽东鲜卑国王轲比能，令起辽西羌兵十万。之后，蜀汉方面接到边报，番王轲比能起羌兵十万，犯西平关（即西都县，今青海西宁）。轲比能确有其人，事见《三国志》鲜卑诸传。不过此节可谓错误迭出。其一，羌人地处西凉，所言“辽西羌兵”显然将东部鲜卑与西羌混为一谈；其二，西平关在凉州，属曹魏地盘，距离蜀汉边境尚远，并不构成威胁；其三，鲜卑虽说地域辽阔，亦可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尚书·禹贡》），但轲比能作为东部鲜卑酋长，其势力范围不可能从辽东辽西延至西凉地界。当然，小说家如此调动人物亦自有来由，习凿齿《汉晋春秋》曰：诸葛亮复出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诸葛亮传裴注引）。而明帝纪曰：“太和五年……鲜卑附义王轲比能率其种人及丁零大人儿禅诣幽州，贡名马。”这跟诸葛亮再出祁山是同年之事，轲比能虽与魏蜀两边勾结，但未必同时效力两方。值得注意的是，两文提到的“北地”（即北地郡，今陕西铜川至富平一带）和“丁零”（即《魏略·西戎传》所称丁令国），都在西部。这些语焉不详的记叙将轲比能活动范围扩至雍凉西陲，未是信史。

第八十七回及后数回，诸葛亮征南寇和七擒孟获，情节跌宕起伏，叙事地点却很模糊。《三国志》记叙此事甚少，诸葛亮传仅带过一句：“（蜀汉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后主传笔墨稍详，亦未有孟获之事。小说写七擒七纵，战事自是接连不断，但双方行军与作战路线并无交代。诸葛亮传中《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一语，“渡泸”无疑成了关键词，于是围绕泸水这条河流反复做文章，读者根本搞不清哪是哪儿。直至九十一回，诸葛亮祭泸水班师回朝，“蜀兵安然尽渡泸水”便是“行到永昌”，这才给出一点地理信息。可是一说就错，永昌是益州南部最西边的一个郡（“行到永昌”，应指永昌郡治不韦县，即今云南保山），而泸水却在永昌东北数百里之外（按，“里”作为长度单位古今不同，本文姑以现代华里概算，下同）。本该先过永昌再渡泸水，方向完全说反了。泸水，上游即今雅砻江，下游今称金沙江，大部分河段流经越隽郡，其下游实为越隽与东边朱提郡之郡界，而永昌（不韦）则在周水（怒江）和兰沧水（澜沧江）之间。七擒孟获之事原本《汉晋春秋》《华阳国志》，后世多有附会，小说叙事亦据以编造。

孔明秋夜祭泸水，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华阳国志》，清嘉庆题襟馆刻本

六

小说叙述的若干行进路线，或甲处与乙处之地理关系，多有舛驰离谱之例。第五十回，曹操赤壁大败，从乌林往北逃窜。行至五更，望火光渐远，问：“此是何处？”左右曰：“此是乌林之西，宜都之北。”其时未有宜都之名，此地应是夷陵（小说称“彝陵”，夷，通彝）一带。宜都原属南郡地界，曹操进驻荆州后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赤壁战后刘备得江南四郡，建安十四年后改为宜都郡。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描述的曹操逃跑路线比较奇怪。从乌林到彝陵一带向西三四百里，然后走南彝陵去江陵，这又向东折返了。此时作为南郡郡治的江陵尚由曹仁把守，这是曹操逃窜的目的地。可是，随后遭遇关羽的华容道却在江陵以东百里之遥。江陵明明在近处，从夷陵过来根本不必绕远走华容。实际上赤壁之战主战场在乌林至樊口一线，距离夷陵甚远，曹操从乌林直接经华容去江陵才是合乎常理的逃窜路线，小说偏让曹操大老远跑到彝陵去绕圈。

第五十五回，刘备偕孙夫人逃离南徐，“当夜于路暂歇两个更次，慌忙起行。看看来到柴桑界首，望见后面尘头大起……”时已天明，有徐盛、丁奉等三拨人马奉命赶来阻拦，孙夫人叱退前边两拨，继续前行。随后出现的蒋钦又沿江追赶，这时刘备一行来到刘郎浦，诸葛亮带荆州水军在此接应。《通鉴》胡三省注曰：“石首县沙步有刘郎浦，蜀先主纳吴女处。”从南徐到柴桑，再到刘郎浦，这一路比起关羽千里走单骑远了不止一倍（从镇江径往石首，按谷歌地图走G56高速有950公里），按小说描述，似乎只是一天一夜的路程。刘郎浦确有其地，但嘉靖本原无这地名，毛本将刘备登船地点落实在刘郎浦，还插入唐代吕温一首绝句：“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由诗可见，刘郎浦是因刘备娶亲而得名。杜甫亦有七律《发刘郎浦》一首，仇兆鳌引《江陵图经》注曰：“刘郎浦，在石首县，先主纳吴女处。”所谓“先主纳吴女”，缘自《蜀书》先主传曰孙权“进妹固好”之事。毛宗岗笔头一转，不啻让刘备走入刘郎吴女的二次元。

第七十一回，张郃丢了天荡山，曹操起兵驰援汉中，有曰：“兵出潼关，（曹）操在马上望见一簇林木，极其茂盛。问近侍曰：'此何处也？’答曰：'此名蓝田。林木之间，乃蔡邕庄也。今邕女蔡琰，与其夫董祀居此。’”潼关、蓝田都是古代诗文中常见地名，其间隔着二三百里，兵出潼关就一眼望见蔡邕庄，分明是戏曲舞台的空间调度。

七

小说某些叙事地点与史不合，分明是追求某种艺术效果。第六十六回写单刀会，鲁肃设宴于陆口寨外临江亭上。陆口，在今湖北嘉鱼县陆水入江处，对岸就是赤壁之战大败曹操的乌林。但乌林并非关羽镇守之所，况且此际关羽奉刘备之命已到益阳。鲁肃确曾屯兵陆口，那是在建安十五年（吴主传），而鲁肃与关羽相见是在建安十九年之后。本传谓：“（鲁）肃住益阳，与（关）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单刀会本事缘此，这里明确指出会面地点在益阳。又，先主传亦谓：“令关羽入益阳”在建安二十年。益阳临近资水，相距湘水不远，当日鲁肃若在水边设宴，应该是资水或湘水之滨。从资、湘挪至长江，换了地理背景，是藉以衬托关羽一身英雄壮气。不用说，唯有浩浩荡荡的长江才能给人那种任尔驰想的气势。小说此节摹袭关汉卿杂剧《单刀会》，想剧中关羽念唱自是豪壮而鞺鞳：“看了这大江，是一派好水呵！……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换作资水或湘水，大概只是“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的怅吟了。

小说家以史料为素材，擅用替换、拼合手法，有时未免弄巧成拙。诸葛亮一出祁山，《三国志》所述跟小说完全不同，诸葛亮传谓：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另，明帝纪亦谓：“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小说里却是赵云在凤鸣山杀退夏侯楙，使之逃往南安，蜀军紧追不舍，又以诸葛亮计谋连得安定、南安、天水三郡（第九十二至九十三回）。凤鸣山不知何处，大抵从斜谷进入扶风郡地界（曹魏境内），可南安却远在陇西之右。夏侯楙不撤回近处的长安，却远走僻乡，殊难理解。再说，蜀军大部队在沔阳、阳平关一带，距南安郡（治䝠道，即今甘肃陇西县）亦遥遥千里之远。本来赵云一路只是牵制敌人，本来没有夏侯楙什么事儿，本来诸葛亮出祁山就是意在天水，小说家如此移花接木重构故事，使情节大开大阖，诸葛亮亦得以屡施妙计。可是这样一来，挪移转换的空间太大，夸张得过分，实于理不通。

诸葛亮智取三郡，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八

夸张手法并非一概出自小说家，史家处理地理关系亦不无浪漫想象。

先看第七十五回写东吴偷袭荆州，有曰：“发白衣人往浔阳江去，昼夜趱行，直抵北岸。”这里所叙偷袭路线太过遥远，让人不解。浔阳江指长江流经浔阳县（今江西九江市北）境内的一段，但浔阳县、浔阳江都是唐代地名，这里扮作白衣商人的军士应该是从柴桑（今江西九江）出发，那里是东吴水师大本营。但问题是，当时陆逊正屯兵陆口，亦早已麻痹了关羽，为拿下荆州江防烽火台，难道非要从柴桑调遣突击队作此长途奔袭？从柴桑到陆口，再到公安、江陵，溯流而上庶乎千里之遥。可是，小说这段叙事并非杜撰，几乎复制《三国志》吕蒙传，其谓：“（吕）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这里所说的寻阳（在今湖北黄梅），西汉置县，跟浔阳江流经的浔阳不是一个地方，但两地相距不远，从寻阳奔袭荆州同样是迢远之程。（本段☐☐中文字为“

”。）

第八十二回，写刘备出川讨伐东吴，“却说先主从巫峡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余里，连结四十余寨”。后回又称，“却说先主自猇亭布列军马，直至川口，接连七百里，前后四十营寨”。从“七十里”到“七百里”，都是沿江推进。此事本自《吴书》陆逊传，“（刘）备从巫峡、建平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陆逊断定刘备摆出这阵势是在使诈，也就早有准备。果然，“（刘）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不过，先主传所叙与此节差异很大，是谓：“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刘备只是将水军留在长江沿岸，亲率诸将翻山越岭插到夷水这边了。夷道、猇亭实际上是两个地方，从谭其骧地图上看，应该是从夷道向北迂回到猇亭。陆逊火烧蜀军四十余营就在猇亭一带，小说里却从猇亭一直向西延烧七百里，乃以极度夸张手法渲染战争场面。不过，刘备连营七百里却非小说家杜撰，《三国志》文帝纪曰：“初，帝（曹丕）闻（刘）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不知为什么，七百里之说未见于刘备、陆逊诸传，却从隔岸观火的曹魏一方道出。

九

诸葛亮六出祁山是小说后半部重头文章，所据史实乃蜀汉建兴六年至十二年蜀魏间五次战事。按《三国志》诸传，诸葛亮仅两次出祁山；另有一次出散关，一次出斜谷，还有一次是防御战。（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二十一：“公北伐者四，凡再出祁山，一出散关，一出斜谷。”）小说第一百一回写诸葛亮五出祁山（实际上是第二次，时在建兴九年），司马懿前军哨马报说，“孔明率大军望祁山进发，前部先锋王平、张嶷迳出陈仓，过剑阁，出散关，望斜谷而来”。这里说的进军路线舛驰无序。诸葛亮大本营在汉中，往祁山进发应该经武都向北，此前建兴七年诸葛亮已派陈式拿下益州最北边的武都、阴平二郡（见后主传，小说第九十八回说到此事）。按说从祁山以东数百里外“迳出陈仓”已是舍近求远，而“过剑阁”更让人一头雾水——剑阁在汉中西南方向，从沔阳到彼处三四百里，朝身后绕这么一大圈实在莫名其妙。继而又是“出散关，望斜谷而来”，那是朝东走，离着祁山越来越远了。小说里不时出现祁山、陈仓、剑阁、散关、斜谷等地名，可小说家并未弄清这些关隘的地理方位。后边一百十四回，姜维三路大军拟从子午谷、骆谷、斜谷进发，到祁山之前汇齐，更是荒谬。倘若从子午谷、骆谷越过南山秦岭，长安已近在咫尺，何必远去西边的祁山？

上述一百一回，还有一个问题。诸葛亮退兵时在剑阁木门道埋下伏兵，射杀追击的魏将张郃，绝对搞错了方位。从祁山到剑阁，深入蜀境八百里了，可能吗？其实，木门道在祁山以东几十里处，今甘肃天水市境内。魏军侵至剑阁一说，大抵缘自诸葛亮传裴注所引郭冲五事，其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按，司马懿）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余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但裴松之斥之“非经通之言”，道理很简单：“（诸葛）亮大军在关、陇，魏人何以由得越亮径向剑阁？”

不是魏人，是想象力将蜀军压缩至地崩山摧之境，越过崇山峻岭而聚焦于剑阁。小说此处还意兴遄飞地引用“后人”一诗：“伏弩齐飞万点星，木门道上射雄兵。至今剑阁行人过，犹说军师旧日名。”在后人记忆中，“剑阁”是一个意义丰富而含混的地理标签，任由诗家行人各寄心愫。《长恨歌》曰：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危亡之际小资皇帝触景生情未免胡思乱想；放翁到此意气难平，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书生仗剑自是一腔悲情与孤愤；年轻的李白愕然大唱，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噫吁戏！嗟尔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姜伯约绝地反击胡为乎不成……

题外话

读三国多余替古人操心，地名是否准确，地点是否实在，也许并不重要（还能怎么较真？）。换一个角度想，在小说家甚至史家笔下，地名乃或地理背景无非是叙事语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话语逻辑的某个代码或字符串而已。其实，值得思考的是，三国叙事中地名及地理关系发生舛讹是否还另有原因？譬如，《三国演义》滥作“州”名的政区指称，如果不是未审历史沿革，是否另有别的解释？还有，人物与事件之空间关系的异次元现象（包括小说与叙史文本以及诸种叙史文本记录之异同），或许亦值得深究，其中包含怎样的喻义和美学暗示？等等。

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记

本文选自《书城》2017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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