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志:巨师神髓

巨师神髓

儒学是强调高下尊卑的哲学。《易传·系辞上传》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哲学奠定在阴阳基础上,在阴阳相摩相荡的背后潜藏着阳尊阴卑的道理。它重视节律和秩序,如《乐记》讲“大乐与天地同和”,就是讲“节之序之”的道理,所谓“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③,在贵贱差等的基础上讲和谐。
  
这种高下尊卑的秩序观深刻地影响着传统艺术的发展。如在绘画中,六朝时山水画并未成熟,山水只是人物的背景,当时流行着一种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结构方式④,在顾恺之传世模本(如《洛神赋图卷》)中尚能看出这种形式特点,这里就有秩序的考虑。传统思想认为,人高于万物,人为五行之秀,为天地中最为尊贵者,人大于山的结构安排,就有这一思想因素。中国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存在着强烈的秩序观念,如对称布局、主辅之别。北宋郭熙《林泉高致》说:“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萝草木,为振挈依附之师帅也。其势若君子,轩然得时,而众小人为之役使,无凭陵愁挫之态也。”其中贵贱差等的秩序观至为明显。这是传统艺术形式创造的基础法则。而在中国艺术发展中,却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它以彻底的平等性来解构秩序,在无贵贱差等的形式中来彰显真实的生命感觉。
  
五代至北宋初画家巨然,其山水世称名迹,枯木寒林,荒村篱落,雪落原畴,是他画中的主要面目。清戴熙(1801-1860)是董巨山水的崇拜者,他在揣摩巨然绘画精神时,作小幅山水,并题有一意味深长的小诗:“蝼蚁梯稗无不可,鼠肝虫臂任渠呼。吾非定作镆铘也,子独不闻天籁乎。”他在诗后说:“巨师神髓,尽此数语。”⑤戴熙诗中说,巨然艺术根本精神是尽天籁之趣。天籁,不是与人籁、地籁相对之存在,也不是由地籁到人籁再到天籁的层级关系,它是无分别的、没有高下差等的合于“性”的存在状态。同时,庄子提倡天籁,也非强调效法自然,如果他认为有一个高于人的自然法则,那是分别的见解,就不是他所说的天籁了。天籁哲学的精神内核,是本于世界、归于世界、与世界共成一天的生命创造精神,所谓“吹万不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天地间有万万种不同的声音,都是由它们内在的原因(自性)造成的,它们因自性而发出不同的声音,你想想,发动者(怒者)还能有谁呢?这是影响传统艺术发展的根本理论观念。戴熙以此为巨然绘画的“神髓”,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神髓”⑥,此一点神髓,由自性发出。
  
戴熙诗中所言蝼蚁梯稗、鼠肝虫臂,来自《庄子》中的两个故事。《知北游》有一则可称为“每况愈下”的故事:“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梯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为什么从“每况愈下”的“下”的角度来说道无所不在,是因为俗念中总有上、下的分别,总有向“上”的痴想。庄子以“下”破上下之别,破向上之愿,结逍遥之想。
  
鼠肝虫臂的故事出自《大宗师》。子来与子祀、子舆、子犁四人都是得道高人,交为莫逆。子来病至奄奄一息,其妻、子跪在身边哭泣。子犁来看望,见此情景,就说:快别哭,到旁边去,不要影响子来的“化”!子犁就靠在门边,对弥留之际的子来说:“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一息之存的子来留下千古之忠告:“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镆铘剑和切菜刀如一,人与万物也无分,不要以为人高于万物,那是“不祥”之观念,而要融于世界,与世界共成一天,庄子要破的是“大人主义”的观念。
  
两个故事都在超越分别见,破“名”的妄念。此一思想,可以庄子“物无贵贱”四字来概括。《庄子·秋水》中谈到五种态度,分别是以道观之、以物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和以趣观之。就物情言之,喜欢站在自己位置上考虑,以为自己高于别物,贵已而贱它,此为“物观”。得之以为贵,弃之以为贱,这是流俗观念,所以叫“俗观”。执着于事物外在体量上看世界,这叫作“差观”,等等。这几种看世界的方式都不离高下、尊卑、贵贱、大小的观念,都是分别的见解。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突破一切外在沾系,无物我之别,将世界“等量”观之,无贵无贱,这就是“道观”。“物无贵贱”与“以物为量”一样,是庄子齐物哲学的基石。
  
戴熙站在“物无贵贱”的大道之观角度,来看巨然绘画中所包含的思想启发。他以为,巨然的绘画能发自真实的生命体验,超越知识的分别,天籁自足。不张扬声色形式,不炫惑笔墨,淡去燥气、烟火气,一任真性勃发。他曾引文徵明“溪水清涟树老苍,竹穿溪树踏春阳。溪深树密无人处,惟有幽花度水香”诗,来体味巨然境界⑦。巨然山水是无名的,虽是寂寞远山,幽花度水,自有氤氲芬芳。它与斤斤形式考量的匠气之作相比,有大道与小巫之别。
  
传统艺术论认为,董巨山水妙天下,其不言之秘在“平淡天真”四字,此即奠定在物无贵贱基础之上。无论是董源的世俗性山水,还是巨然深山古寺的幽秘世界,都以不作秀、不造作、无凡圣的思想为其基本旨归。古峰峭拔、卵石荦确、风骨凛凛的巨然山水,有一种难言的平和澹荡。巨然是画中笔墨之有大力者,却出之平和,毫无凌厉之气,如香象渡河,截断众流。南田毕生服膺巨然之作,他说:“巨然行笔如龙,若于尺幅中雷轰电激,其势从半空掷笔而下,无迹可寻。但觉神气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也。”⑧所言意思与戴熙一样,都看出巨然天籁自足的底色,其画气象之奇崛,境界之高旷,风味之沉厚,都归于泯然一体、无迹可求的超脱。
  
禅宗有“平等一禅心”的观念,它也是传统无名艺术观的理论来源。《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⑨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平等法,是佛教最高的觉性。佛教强调平等智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世界的一切在“性”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差别是由人的妄念所造成的。禅宗将庄子的“物无贵贱”思想和大乘佛学的平等智慧落实为生活的艺术,写出了平等智慧的灿烂篇章。禅宗强调,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载,日月平等,故四时常明,涅槃平等,故圣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无诤。以了知诸法平等为最高境界,慧能要“念念行平等真心”。赵州说:“老僧把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即是烦恼,烦恼即是佛。”⑩这是平等觉慧的绝妙表达。这样的思想对中国艺术影响之深,只要看看清初八大山人的艺术就可觉知。八大山人的艺术是以“平等一禅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不太好听的号:驴,此号与其姓无关(11),他是在连驴都不如的生活环境中,想着驴屋、人屋、佛屋之间的平等关系,他有“驴”“人屋”“驴屋驴”等号,并在一段时间里间以此为款,刻有与“驴”相关的很多印章。黄檗希运说:“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种种形貌,喻如屋舍,舍驴屋人人屋,舍人身至天身,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屋,皆是汝取舍处。”(12)
  
八大山人与“驴”相关的名号,所表达的就是“平等一禅心”,一个在人间泥泞中挣扎的倔强生命,在思考着人类平等的理想,他的艺术就像一朵野花在旷落天地里自在开放。如他的《鸡雏图》(上海博物馆藏山人八开山水花鸟图册之一),几乎是“至道无名”平等哲学的图像呈现。一只毛茸茸的小鸡被置于画面中央,除此和题跋之外,未着一笔。没有凭依物,几乎失去空间存在感(这其实是八大精心的构思,是要抽去现实存在特性)。画家也没有赋予小鸡以运动性,似立非立,驻足中央,翻着混沌的眼神。自题云:“鸡谈虎亦谈,德大乃食牛,芥羽唤童仆,归放南山头。”画高扬一种“雌柔之境”:这不是权威拥有者(如道德权威、文化权威、政治权威),所谓“德大乃食牛”。这不是一只因有权威就耀武扬威的雄鸡,它解除了“芥羽而斗”的欲望,“归放南山头”,混沌地优游;也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控制力,是一只能言善辩的鸡,那“鸡谈虎亦谈”式的“清谈”,究竟没有摆脱分别的见解。这只雌柔的鸡,如旁侧小印所云,“可得神仙”也。此画的核心,就是对权威的解构。要言之,巨师神髓的无贵贱法,八大山人驴号的平等法,都演为传统中国艺术的天籁法,发自真性,妙然自足。

作者:朱良志,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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