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兰斋书跋正误一则

读韦力先生《芷兰斋书跋三集》，受益良多。韦先生藏弆善本之余，还能勤于著述，真令藏界钦佩。不过，书中有一文谈及《彊村词》，所述版本时间略有小误。虽云瑕不掩瑜，但亦有纠正的必要。

按《彊村词》有二卷本、三卷本、四卷本三种，韦先生所藏为三卷本。其可贵处，在于书上有诗家樊樊山的批语、题识和词人陈运彰的校跋。文中说：“此本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卷前有牌记'光绪旃蒙大荒落徐凤衔署检’……”太岁纪年法中的“旃蒙大荒落”，为干支纪年中的“乙巳年”，换算成西历即1905年。韦先生恐怕就是依此来判定版本时间。不过，我们如读一读《彊村词》卷三，就不难发现里面有《鹧鸪天　丙午沪滨除夜》和《洞仙歌　丁未九日寄怀蛰仙杭州》等作。丙午是1906年，丁未是1907年。收有这两年词作的《彊村词》，又怎么会是1905年的刻本？

其实，190 5年朱彊村正任广东学政，他将起于庚子(1900)迄于甲辰(1904)的词作厘为二卷，在广东刊行《彊村词》二卷本。牌记上的“旃蒙大荒落”就是初镌二卷本时所记。不久，朱彊村离开广东，定居苏州。1908年后，朱氏又将从乙巳(1905)到丁未(1907)的词作稍加整理，增刻为卷三，与前两卷的旧版一并在苏沪一带刷印。我们如果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卷三的字体，与前两卷风格虽然相近，但笔画却更为纤细。这恐怕就是雕版出于苏粤两地不同刻工之手的缘故。只不过，三卷本刷印时，牌记未作改动，一仍其旧。因此，若只看牌记，确实很容易将1908年后的增刻本误认作是1905年的初刻。

就连朱彊村的弟子龙榆生也曾以为三卷本《彊村词》皆为1905年所刻。龙榆生在《彊村语业》的跋语中曾说：“先生始以光绪乙巳(1905)，从半塘翁恉，删存所自为词三卷……”半年后，龙榆生即发现前说有误，他在《彊村词賸》的跋语里又解释道：“先生既于光绪乙巳(1905)……刻彊村词三卷……而三卷末有丁未岁(1907)作，是此集虽开雕于乙巳，亦续有增益……”其实，在“光绪乙巳”，朱彊村刊行的仅为二卷本，又如何会有“刻彊村词三卷”之说？我想龙榆生恐怕是从未见过二卷本，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韦先生所藏《彊村词》三卷本，上面有樊樊山己酉年(1909)六月所写的题记，这正是在卷三增刻后不久。当时，樊樊山在南京任江宁布政使，而南京与苏州相去不远。据缪荃孙的日记，1909年重阳节，朱彊村就从苏州赶到南京，与樊樊山、缪荃孙、陈三立、杨钟羲等人为文酒之会。当年，这样的雅集恐怕不少。韦先生的这本《彊村词》可能就是在某次筵席上由朱彊村赠送给樊山老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