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

中国和苏联不同，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和政治清洗发生在二战前，中国的集体化运动和政治清洗发生在二战后。战争至少是可以给极权国家里身在战场上的人一些可以避免国家恐怖的思考间隙和看到自己生命意义的机会，卢比扬卡的审讯之所以总是成功的，因为它能让你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没用的，你是一个废物。格罗斯曼的笔伸到了苏联社会的每一个场景：守卫在一座孤楼里每天抵御重炮火的一队苏联士兵最终被一锅端掉；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在毒气室抱着小男孩达维徳一齐变成尸体；柳德米拉到达军医院时儿子托里亚已经去世；维克托在喀山做理论物理研究，回到莫斯科之后受到批判；叶尼娅在古比雪夫徘徊在前线将军诺维科夫和被捕老布尔什维克克雷莫夫之间；诺维科夫率领坦克军在斯大林格勒反击德军，政委格特马诺夫一面赞美诺维科夫沉着明智地将出击时间推迟八分钟，一面向司令部报告诺维科夫擅自推迟进攻时间；克雷莫夫在卢比扬卡监狱受到疲劳审讯，最后收到叶尼娅的包裹；阿尔巴丘克在劳改营里希望走近为首的刑事犯小圈子。在每一个场景中，都有细微的拷问：在纳粹集中营里妻子儿女被拉进毒气室时丈夫的一瞬间的活下来的可耻的窃喜，有了这一瞬间的窃喜还怎么活下去；叶尼娅解释说她不喜欢一种女人，这种女人从不说自己愿意，而说这是责任，其实她们根本就没有牺牲，她们就是愿意而已，而且她们也相信她们是在牺牲，她说她之所以讨厌这样的女人，是因为她觉得她自己就是；维克托为察觉到自己的虚伪而羞愧，是那种每一步都带上了的虚伪，就像一个人一睁眼就开始表演；柳德米拉察觉到给托里亚做手术的麦捷尔医生之所以要见她，是因为他觉得他有权从柳德米拉嘴里听到承认他已经尽力了这样的宽恕，军医院的人员对于死去士兵的母亲都怀着这样请求宽恕的神情；克雷莫夫知道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德列林格的刚强只“是一种盲目的、非人的狂热用自己的化学热在燃烧空虚而冷漠的心”；阿巴尔丘克在劳改营里一面相信自己来自被捕前使用法庭权力时的精神力量，相信自己是坚定不移的人，一面要抵制自己的软弱和怯懦，以及心里悄悄生出的可怜愿望。我感觉出我对这样的细微拷问多么关注，我知道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多么恶劣地习惯做道德裁断，但也有一部分，是我也在拷问我自己，拷问我自己的骨子里的虚伪。别以为对自己总有回旋的余地，不是的，就像维克托在被强大权力环抱之后的不可转圜的去做同谋一样，如果我给自己回旋，习惯自己的已经察觉的谄媚的本能、粉饰的本能、真诚虚伪的本能，总有一天，我会愧对深夜读书的自己。

无论怎样努力，阅读时我都是轻巧的。我有糟糕的语言习惯。譬如当我说“无论怎样努力”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这六个字是不是能真的这么轻巧地说出，它从我嘴里说出来，还不如一个屁给我感受到得多。我怎么能够在阅读《生活与命运》的时候，还和室友开一个玩笑？我真的有努力做严肃的阅读吗？我的话和确实的我多么不一致，我的话是可耻的随意。格罗斯曼将《生活与命运》视为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已经足够承接格罗斯曼的灵魂的依附。我多希望格罗斯曼能够有一个机会在临走的时候抱着这份书稿，可惜它已经被逮捕了。我在谷歌地图上看着现在叫伏尔加格勒的斯大林格勒，城区沿着伏尔加河在河西，伏尔加河在这里从北到东成L形。格罗斯曼借小说表达的思考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善的分裂的，善从最开始的为天地万物所具有，到最后分裂到一个个宗教、国家、民族、阶级中，否定一个圈子之外的善，要诛除他们，还要宣传自己圈子的善的公共性。语言是很有力量的，它可以轻易地偷梁换柱，可以轻易地混淆概念，让人难以招架，语言的力量不在于一定能让你相信那么一回事，而在于它让大多数人相信，让你身边的人都在说它那一套，而只留你还不信，在于即使你不相信，你说出的东西也带上它的印记了，这大概尤其令人泄气。然后，要让另外的语言，要让实际的样子，来带你背叛成长的话语环境。这就是《生活与命运》中人物自省和人物间对谈的魅力，在纳粹集中营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辩论，德国军官找苏共党员聊天，在维克托家里，柳德米拉与叶尼娅争论。这些对话里，都有一种对对方的另一种解读，比如柳德米拉称叶尼娅抛弃诺维科夫跑来莫斯科给克雷莫夫送东西是个人主义，叶尼娅争辩说她就没有考虑自己，但其实叶尼娅后来还是感觉到柳德米拉说的可能是对的；集中营的德国军官找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说德国和苏联是一样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德国要打苏联，如果德国战胜了，它需要孤独地去面对敌视它的整个世界。只关心确实的东西。莎士比亚的剧本里，出现了多少次对誓言的讽刺和唾弃。不要太在意言语，它没有样子，它也没有描述确实的样子。广泛的阅读带给一个人的好处，至少是一种语言审美，知道什么语言在努力精确，知道什么语言在暴力播送妄语。如果我要启程去日本，那我已经确定要流浪地球了！

在李政道图书馆冻僵了，现在回到寝室开起空调，轻松下来。想起去年寒假，一个人在寝室，浸泡在《存在与时间》里思考生死、意义，那是我仅有的感觉到自杀的诱惑的时期，不再有了，那是我生命的经典时刻。格列科夫一定会选择战死，他有了更绝对的自信，那是他生命的经典时刻。柳德米拉很不简单，她有天生的看到对方潜意志的能力，她知道维克托在虚伪着的时候，她知道叶尼娅在将意愿表达为牺牲的时候，她知道给儿子做手术的医生的希望受到安慰的愿望，而她被认为古怪和冷漠。封面上站在废墟中的格罗斯曼，眼神柔和，克制和自省是最为我珍视的。找工作的两个月来，阅读大减，与人交谈工资、前景渐多，觉得自己变得像块石头了，感受渐钝渐浅渐重复。找到工作后，我迫不及待投入到《生活与命运》，希望再次投入一个有重量的时空，希望能够再遇到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存在与时间》带给我的新生感。我总是在一段时间内兜着圈子，然后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破自己一次，再兜圈子，然后遇到海德格尔，再突破自己一次，并且越来越不容易，我并非没有读过其他大家的作品，我是有梁文道先生所说的文学的重口味的，《生存与命运》能让我幸福地想象自己处在苏联，但是没有超出我的领会的范围，关于人所可能有的意志好像都已经成为我领会的常识区域了，可我明白，我终究只是在纸上理解，并不能在真实的生活中接受。例如，我在真实的生活中要比在阅读时苛刻得多。那《生存与命运》到底带给我什么不寻常，是托尔斯泰式的诚实和思考，是与这本书一样重量的格罗斯曼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虽然我只读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也能看出格罗斯曼的风格与托尔斯泰相似，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集的光芒，而是在长长的生活里将思考始终放在生活之上，在格罗斯曼和托尔斯泰那里，生活是很长的、松弛的、偶尔紧张的，但是他会始终给自己增加重量，试图做不间断的反复盘问的对大问题的思考。我希望自己能持续地负重，同时像小津安二郎导演和汪曾祺先生那样，愿意看重平凡的美。原节子小姐昨天去世了，她在小津安二郎导演去世后就息影，隐居到小津安二郎电影最常在的地点——镰仓，直至去世，五十余年。我挺为自己开心的，因为我总还能抱着开放的心态，去试着理解每一样人踏过的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