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1983年内得读两篇关于百回本长篇小说《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的论述，它们是：

（1）《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章培恒，《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长春，1983年10月25日出版）。

（2）《有关〈西游记〉的几个问题·撰者是谁的问题》。张静二，《中外文学》第十二卷5期（台北，1983年10月1日出版）。

章、张二文总的意见都对百回本长篇小说《西游记》乃是吴承恩所作，持保留态度。在他们的文章里又都提到和介绍了台湾、日本、英国、美国的学者们，对吴承恩的撰作权的意见挑战。这些人士是：台湾的陈敦甫、陈志滨；日本的小川环树、太田辰夫、田中严；英国的杜德桥（GlenDudbridge）；美国的余国藩。而据我所知，自从鲁迅、胡适肯定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系吴承恩之后，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如距1983年恰好是五十年前的1933年，俞平伯便这样提出过（ 《驳〈跋销释真空宝卷〉》，《文学》创刊号）。① 情况确实是只有近三十年来，始无异议的肯定吴承恩是百回本长篇小说《西游记》的作者，1983年出现两篇异议的论述，乃旧话重提。我个人只接触到俞平伯、章培恒、张静二的论述原文，他人的意见是从章、张的介绍中得知的。这之中的陈敦甫、陈志滨二位是台湾的道教全真派人士，他们主张《西游记》仍然是清代流行说法即元道士、全真教派祖师爷长春真人丘处机所作。二陈的论证，据张静二文章的介绍，真是胡乱解释文献资料，强词夺理，“有失学术的严谨与忠实”，构不成对作者系吴承恩说的威胁。我综述俞、章、张以及其他人的意见，便排除丘长春一说，对不起二陈。下边按异议的问题介绍。

（1）天启《淮安府志》的《艺文志·淮贤文日》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不是即百回本《西游记》问题。

俞平伯：“吴氏作《西游记》，根据《准安府志》，志书上所谓《西游记》，是不是这个《西游记》呢？也难定。《西游记》名同实异者甚多，元代有吴昌龄的杂剧，有丘长春的纪行，明初有《永乐大典》所引的《西游记》，后来又有题作杨致和的《四游记》本的《西游记》。招牌既如此之多，何以见得这一次一定是了，而不再是冒牌的《西游记》呢？”

章培恒：“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或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那又怎能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作为小说的百回本《西游记》而不是与之同名的另一种著作呢？要知道，在我国的历史上，两种著作同名并不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甚至在同一个时期里出现两种同名的著作的事也曾发生过，例如，清初就曾有过两部《东江集钞》，一部的作者是沈谦，另一部的作者是唐孙华。在小说中，两书同名的事也有。在明代有过一部秽亵小说《如意君传》，在清代另有一部《如意君传》，却非秽亵小说。总之，如果没有有力的旁证来证明《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乃是百回本小说，也就无法确切地断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是否会著录一部通俗小说也是问题。”

田中严：《淮安府志》所载的《西游记》，难以确定就是百回本；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将“杂记”当作小说的先例；吴氏“善谐剧”不能视为该书撰者的确据。②

张静二：胡适“所依据的《淮贤文目》正与考证学上'孤证不立’的原则相抵触，也就难怪会引起这么多的纷争了。于此，笔者认为在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不如采取保留的态度。”

（2）明代几种《西游记》刻本只标“华阳洞天主人校”，未署作者谁某的问题。

俞平伯：“现存（《西游记》）的最古的版本是明刻世德堂，上写着'华阳洞天主人校’，有谁说校订者是吴承恩？（吴是江北人，华阳洞在江南）这本上有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秣陵陈元之序：'《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出，……而充叙于余。’（引者按：俞平伯引全文，我加的删节）既说'秩其卷目梓之’，序首又题'刊《西游记》序’，这概是最初的刻本。”“或曰'天潢’，或曰其门客，词虽吞吐，均非吴氏明甚。”“虽原本不具姓名，序者也未必当真完全不知道吧。若说姓吴的虽非'天潢’，却大可以做'八公’的，此固可通，奈拿不出证据来何？志上只说吴承恩做长兴县主而已。”

章培恒：“从现有的各种《西游记》版本来看，《西游记》的明刊本和清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却没有一种是署吴承恩作的。”

田中严：百回本初刊时，无人知道撰者是谁；李贽评过《西游记》，却对吴氏为撰者一事只字未提。

（3）《西游记》的淮安方言问题。

章培恒：“书中的方言，情况复杂，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说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吴语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

小川环树：必须确切地证明了百回本《西游记》中的方言是淮安方言，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这一点才能获得有力的旁证。

（4）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将吴承恩《西游记》著录于史部舆地类的问题。

章培恒：“据《千顷堂书目》，吴作《西游记》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大概是记述其为荆府纪善时的游踪的。”

杜德桥：《淮贤文目》和《千顷堂书目》都将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归诸史部舆地类。

上述四个问题，我以为前两个（尤其是第一个）是根本性质的，属于对明代原始资料的看法问题。这两个问题定不下来，谈旁的基础不牢。本文未能发掘出新的资料、新的证据，但我以为仅据已有的资料加以辨析，似不难定出是或非的。谨按上述“四疑”逐一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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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究天启《淮安府志》的《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什么性质的作品，即探讨天启《淮安府志》的编撰者认定《西游记》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而予以著录的。

诚然，鲁迅、胡适断定《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为百回本《西游记》小说，而没有考虑它可能是游记类的作品，是从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那里承受下来的。但是，鲁迅、胡适为什么轻率地同意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的看法？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难道只为“夸耀其先贤之能”而造的“假设”（杜德桥说）？我以为吴玉搢、阮葵生、丁晏以至鲁迅、胡适，都是把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著录吴承恩《西游记》一事，与卷十六《人物志·近代文苑》介绍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一段话对起来读，仔细思考，得出的结论。非吴玉搢人率而言，阮、丁、鲁、胡盲而从。第一个如此说的吴玉搢，他翻天启《准安府志》先看到前边卷十六的吴承恩小传，脑际回翔：“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 吴玉搢继续向后翻，到卷十九，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山阳志遗》卷四）③ 后来比吴玉搢晚一个辈数的淮安乡人阮葵生祖述了乡先辈吴玉搢的话（《茶余客话》卷二十一）。他们二人此时还不知道《道藏》中有丘长春的游记《西游记》，因此说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从而衍义，犹陈寿之《三国志》与罗贯中《三国演义》然。吴玉搢逝世后（或阮葵生也已逝世），钱大昕始从《道藏》中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加以表章，于是丁晏据钱言知丘的《西游记》乃“别自为书”（《石亭记事续编》）。到此，我们要来研究吴玉搢是怎样由“杂记”而联及《西游记》，不迟疑地认定吴承恩《西游记》便是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很显然，他是由“杂记”字样的前提定语即“复善谐剧（谑）”联结得出的。万历二十年陈元之序《西游记》，概括作者的特点便是“跅趾滑稽之雄”，这是读《西游记》者的共感。④ 吴玉搢由“滑稽之雄”（他一定读过陈元之的序知道这个评语）联想及于“善谐剧”者作的“杂记”，把《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重合到百回本《西游记》身上，曾元间然。吴玉搢的逻辑思维是这样的严密而唯物。阮葵生、丁晏、鲁迅、胡适深体此旨，一致赞成吴玉擂此种理解。吴玉措这些人认为天启《淮安府志》的编撰者便是如此前后照应互文以见意的，他们认为天启《淮安府志》的编撰者是明确地把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给予著录的。鲁迅把“善谐剧”的人与“滑稽之雄”的人合到一起：“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与吴玉搢同。⑤

为了证成吴玉搢等人的理解，且分析一下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的那一段话。“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是总的评价。这样的吴承恩在文学上有两点成就：一是诗文方面的，“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利，有秦少游之风”；二是杂记方面的，“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善谐剧”前边加个“复”字，即指“谐剧”仅限制所著几种杂记：“名震一时”也仅是杂记风行的结果。吴承恩的“杂记”具有“谐剧”的风格和内容，且因而“名震一时”。这样的“杂记”是什么？《禹鼎志》不足以当之，别的什么又不见记载。俞平伯、章培恒说《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可能是另一种性质的作品，说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没有明确它是小说，俞、章顾后不瞻前反而苛求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叫他们在著录的《西游记》下标出什么性质的作品。田中严说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将“杂记”当作小说的先例；吴氏善谐剧不能视为该书撰者的确据，是田中严看到了吴玉搢等人读天启《淮安府志》的联系，但他不相信这种联系是合理的，即他不认为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以善谐剧者的杂记来映照《西游记》，表明《西游记》是小说作品。中国古典小说固然没有明确称之为“杂记”的先例，但明茅元仪（茅坤之孙，吴兴归安人也）有《杂记》三十二卷，著录于《明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过去时代人们对笔记小说与通俗小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把通俗小说称之为“杂记”，大约也可能。如果是这样，如前所说，善谐剧者的杂记非《西游记》则不足以当之了。张静二的“孤证”说不严密，看是什么“证”。《金瓶梅》的作者长期议论纷纷，及至发现了《词话》本，欣欣子序说作者乃兰陵笑笑生，也是“孤证”，但人们毫无疑问的接受，只是其真名为谁某，须在“兰陵笑笑生”的基础上寻觅而已。所以，如果承认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是把吴承恩的《西游记》与“杂记”联结起来谈的，就不能讲什么“孤证”，游记类的东西既不需要“善谐剧”者来写，也难于因而“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是当时当地人，“孤证”也可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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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谈今见明刻本《西游记》没有署作者为谁某的问题。这要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在刻本上不署作者名字的尽多，岂独《西游记》？著名的《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以至《镜花缘》等皆如此。这些著名说部的作者名字（真名或笔名），有的由别人序文道出，有的从作品行文中透露，有的见其他记载。今天的人们对它们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吴敬梓、曹雪芹、李汝珍无异议。吴承恩乃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由第一个问题的查考与分析，应该说它与《金瓶梅》等作品一样，对它没有在刻本上署名，可以不必大惊小怪。

第二，今见的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虽然没有署作者名，陈元之的序却透露出作者为何等样人的消息。此人与吴承恩的身份恰合。陈元之的序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这说明万历二十年时《西游记》作者为谁某是有传说的。首先曰是一位某藩王府的八公之徒，其次曰是王自制。俞平伯据此说“若说姓吴的虽非'天潢'，却大可以做'八公’的，此固可通，奈拿不出证据来何？志上只说吴承恩做长兴县丞而已。”俞老的文章发表于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已把《射阳先生存稿》排印出版，可惜俞老当时没有仔细检阅吴国荣的跋。俞老今天或许己放弃此说了。荆府纪善不等于淮南王刘安手下的八公（门客），但明代藩府的纪善，虽云“掌讽导礼法，开谕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实际是封建国家安排的闲员，和王府门客没有实质区别。陈元之说的“八公之徒”应包括纪善类闲官的吧。陈元之的信息未必就是“《西游记》作者乃荆府纪善吴承恩”，惟是王府的“八公之徒”则似无疑。由此，这也是吴承恩同时代人的记录，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添一重要佐证。⑥ 吴承恩有荆府纪善之补，虽未到任（后边还具体谈未到任的问题），他自己和别人都有认定（近年在淮安挖出吴承恩棺材挡板有“荆府纪善”字样，是他自己认定自己的终衔是“荆府纪善”），当时不少人是知道的，传言带着翅膀飞翔，陈元之有所闻，笔之于《西游记》序上。所以，我以为明刻《西游记》未署作者姓名，吴承恩逝世十年左右的万历二十年陈元之隐约言之，是可以作为吴承恩作〈西游记》有力证据之一的。

第三，明刻本《西游记》又都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对此须加意研究。陈元之的序说：“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由此可以证明万历二十年的世德堂刻本，并非《西游记》的初刻，陈元之没有说什么传抄本的话。⑦ 因而这位华阳洞天主人并不是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刻本的校者。我们如果翻一翻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就会看到凡某种小说有校者字样的，多是初刻。万历二十年重刻《西游记》时把初刻的校者照样录出。张静二说：“只是《西游记》初版时，华阳洞天主人等与该书有关的人士不知撰者确实是谁。”似把世德堂本当作初版，把华阳洞天主人当作是万历二十年校世德堂本的人士了。据汪浚和我的查考，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辅李春芳的别号。⑧ 其证据是：（1）号华阳洞天主人者应是句容人（一般看法皆如此）。李春芳的祖籍是句容，五世祖由句容徙兴化（申时行《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定李公神道碑铭》，《赐闲堂集》卷二十一）。清代的句容县志都收李春芳。（2）李春芳可能别号华阳洞天主人。吴承恩于李春芳状元及第时赠诗有句：“移家旧记华阳洞，开馆新翻太乙编。”（《赠李石麓太史》）点出了李春芳与华阳洞的联系。罗洪先也在李春芳状元及第后赠诗，说：“曼倩金门身是隐，自沙衡岳老难忘。”（《赠李石麓殿撰》，《念庵先生集》卷二十二）两句指李春芳与李的老师湛若水，以东方朔比李春芳，直是说李春芳别号为华阳洞天主人的了。东方朔别号华阳洞主，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二《玉壶遐览》。可见罗洪先知道李春芳状元及第前曾有“华阳洞天主人”这个别号。（3）李春芳与通俗小说有关一事，明末熟被人知，《西游记》刻本所以要特意标上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不过以李春芳的名头为号召以增重书籍的声价而已。这样的推断虽无直接根据，也非完全瞎论。正德五年有位福建海阳的李春芳（弘治十五年进士，官御史、顺德知府），他给《精忠录》作的序，《武穆精忠传》小说即以此序移置为小说的序。今见明末萃锦堂本的《武穆精忠传》的该序竟署为“ 口口 及第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 口口 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海阳李春芳谨撰”（据大连图书馆藏本）。驴头不对马嘴。盖非误会也，乃是刻书人知道李春芳与通俗小说的关系，故意这样窜改，目的也是为了增重书籍的声价。——— 我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的好友李春芳，假如认为有点道理的话，则所谓明刻本《西游记》的不署作者名而只有校者一节，实不足以否定吴承恩的撰著权，倒反而替吴承恩作了撰著权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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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也谈谈《西游记》的所谓淮安方言问题。这个问题本来不那么复杂，现在变复杂了的原因是人们咬住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淮安人士说“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于无疑”（吴玉搢）；“观其中方言惶语，皆淮土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市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阮葵生）；“今记中多吾乡方言，足征其为淮人作”（丁晏）。因而声言：必须确切地证明了百回本中的方言是淮安方言，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这一点才能获得有力的旁证。于是章培恒同志的文章用二分之一的篇幅仔细分析《西游记》的方言，论证它主要不是淮安方言，反而是吴语区方言为多云云。其实，《西游记》中的方言不可能专属之淮安，清初的黄太鸿说《西游记》“篇中多金陵方言”（《西游证道书跋》），证明书中的方言亦通于南京。吴玉搢和丁晏只是说“'多’吾乡方言”，没有说凡方言皆属之淮安；阮葵生说得太绝对了，“皆”字不恰，过头了。但阮葵生讲得相当具体，书中的方言俚语，是淮安“巷弄市井妇市皆解”的，可见谁安的方言俚语，与金陵方言有共同之处，或许与吴语区方言也如此的吧。不能设想南北交通要道，八方商贾云集的淮安，其方言，只能是本地独有。明代的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各地互相交往为经常，与某一闭塞的地区不同。因而这一带（编者按：原文为“代”）的方言词语在较大范围内是共同的。我们在《西游记》书本上接触的是方言词，至于该方言词的音调则不得而知。想象之中的明代，由于地域的关系，方音的差别可能比方言词差别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又应该考虑到吴承恩常跑南京，在嘉靖初年即与吴人文征明、王宠等交往，到苏州与文征明同泛石湖，等等，他的口头生活用语夹杂点吴语区方言词也是可能的。近几年学术界对《金瓶梅》、《红楼梦》语言的南北之争（山东话与苏南话；北京话与苏南话）就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同一词语，北方人看是北方话，南方人看是南方话；山东人看是山东话，苏南人看是苏南话。毫不奇怪，就因为它们之间有共通的地方。我是北方人，对吴语不熟不懂，但在章培恒同志所举明显的吴语区方言的第十项“安”字，我看起来却是辽宁的地道方言，这可怎么解释呢？其第八项的“掆”字，也是辽宁常用的，农民常说。我想，今天南北交往更加频繁了，有些所谓的方言，已经不“方”了。明代的淮安与苏南的关系也可能如此。谈《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不同看法的人们不免在“是”和“否”上事先有主观选择。言“否”的章培恒同志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1980年第2版）的注释提到淮安方言七条，其中只有三条词语可以算作真正的准安方言，因而说吴玉搢的“多”字和阮葵生的“皆”字不确切（这是对的），进而多方引某些方言云是吴语区方言，证明《西游记》非吴承恩作，恐也欠圆到。言“是”的我与章培恒同志相反，认为如果《西游记》真有兰条方言独独属于淮安，那么倒是对《西游记》乃吴承恩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旁证，因为这是非淮安人办不到的。言“否”的章培恒同志看到百回本《西游记》把《永乐大典》载的《西游记·梦斩泾河龙》中，“吊下一只龙头来”的“吊下”改为“落下”，认为其改是吴语区人习惯于用吴语的表现；言“是”的我便糊涂了，怎么“落下”一词只是吴语呢？“无边落木萧萧下”恐与“落下”一词有直接关系，有点文约约的气味，也取得了普通话的资格，不只是吴语区方言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改“吊下”为“落下”，得不出作者便是吴语区人士的结论的。——— 总之，在《西游记》的方言问题上做点文章可以，把它当作头等问题对待，非此即彼，搞得复杂或绝对，都无助于研究作者为谁某的解决。从现有情况看，说多淮安方言，虽不够十分确切，还可以；说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则和阮葵生的“皆”字有类似之点，太绝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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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千顷堂书目》载吴承恩《西游记》于史部舆地类表示点看法。《千顷堂书目》所载，研究者是注意到了的，不过把这当作黄虞稷的误载罢了（刘修业先生给刘怀玉的《射阳先生存稿校笼》未刊稿写的“后记”中便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杜德桥对此生疑，章培恒同志则似先由此而生发出对吴承恩《西游记》性质的疑，进而连同对百回本《西游记》其他问题的疑，提出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的问题。确实，《千顷堂书目》明确著录吴承恩《西游记》于史部舆地类，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又没有直白地明确它的性质，两两相权，似百回本《西游记》与吴承恩《西游记》并非同一部书的说法更处于有理地位。这样，若想辨其非，惟一的途径是“破”（证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为百回本《西游记》是“立”）。我的看法的第一点是黄虞稷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没有目验，是见书名想当然的误载。能不能说《千顷堂书日》著录的明人典籍，皆“黄虞稷所收藏的图书”呢？不能，毫无疑问的。前人已说过《千顷堂书目》与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相同，是为了给编《明史艺文志》做准备，非个人藏书目。张钧衡的《跋》为了驳“《千顷堂书目》盖即参取（朱）南仲公书目而戚”，举钱谦益向黄虞稷借明人诗集例，说《千顷堂书目》“并非悉据旧目”。什么叫“非悉据旧目”呢？是说黄虞稷确实藏有许多明人著书，但也据旧目，只是“非悉”而已。章培恒同志引了张钧衡的“非悉据旧目”一段话后，说“这就是说，《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的，乃是黄虞稷所收藏的图书”，误解了张钧衡的原意。《千顷堂书目》本身即有证明，其卷四史部国史类著录从《太祖高皇帝实录》到《嘉宗哲皇帝实录》等十三朝《实录》，说这些《实录》皆黄虞稷私人藏有已很可疑（明末清初即能把明官修各朝《实录》传抄出来不大可能）；其卷十五子部类书类著录了“《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就使人吃惊了，难道黄虞稷另收藏一部完整（按：今天的通常说法，《永乐大典》为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有凡例、目录六十卷）的《永乐大典》吗？所以，《千顷堂书目》虽以私人堂名称之，说它仍不过是焦竑的《国史经籍志》而已，是合乎实际的。我推想（只能是推想）黄虞稷著录吴承恩《西游记》于史部舆地类的过程是这样的：他知道《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一部地理游记性质的著作（《千顷堂书日》卷十六著录丘处机的《西游记》于“补元代道家类”，是由于连同丘处机《幡溪集》与《语录》二起著录所致），当他翻检各方志的“文目”时，发现天启《淮安府志》的《淮贤文目》载有吴承恩、《西游记》名目，便推而类之，把它著录于史部舆地类去了（《千顷堂书目》卷六著录天启间修“宋祖舜《淮安府志》二十四卷”）。我的第二点看法是吴承恩不能写一部游记的《西游记》。章培恒同志说“吴承恩是否有可能写一部名为《西游记》的游记”？“有此可能。”因为吴承恩为荆府纪善，“去荆王府赴任，乃是由东向西行”，可能“写一部游记性的作品”，“名之为《西游记》”。我则认为无此可能。理由是吴承恩罢长兴亟后，虽然有过荆府纪善一职的任命，他却没有到任，没有由东向西去荆府的西游。关于这，最主要的根据是：给吴承恩《花草新编》作序的陈文烛（此人与晚年的吴承恩相交莫逆）和给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校删并作序的李维帧（此人与吴承恩的表外孙丘度相知），一为湖北沔阳人，一为湖北京山人，他们的序都没有讲吴承恩到他们的家乡省份湖北蔚州任过荆王府纪善，都说吴承恩、“仅”当过县丞。“汝忠脏肮终身，'仅’以贡为长兴丞”（陈文烛）；“'仅’为邑丞以老”（李维帧）。一人一个“仅”字把别的什么都封死了，没有给荆府纪善留丝毫余地。陈文烛是这样描述他们间的交往的：“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庐而访焉。”（《花草新编序》）表明从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二年（1574）陈文烛守淮安的时间内，吴承恩仅是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无去荆府任纪善事。及陈文烛转四川学政，于万历五年又回淮安任漕储（漕运总督的副手），与吴承恩继续交往。而当吴承恩逝世，给《花草新编》作序，竟说“'仅’以贡为长兴丞”，最雄辩地说明吴承恩虽有荆府纪善的任命，却没有去荆府任职，而是退职家居了。这样，他就不可能写由东向西而行的游记《西游记》。能不能说，荆府纪善之补在前，丞长兴在后，所以陈文烛、李维祯便各以“仅”宇讲吴承恩的终衔？不能。今天人们知道吴承恩有荆府纪善之补，只见于吴国荣的《射阳先生存稿跋》，吴国荣叙述的口气是：“顾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十分肯定、明确，补刑府纪善在后。丞长兴的时间乃在嘉靖末，隆庆初。⑨ 如此等等，可以说给吴承恩没有去蕲州荆王府就职定了案，他之不能因之写游记的《西游记》也有了十足的根据。

上边是我不揣浅拙针对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怀疑，作出的辨释。我总的意见是：天启《淮安府志》的《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指百回本小说；明刻《西游记》虽未署作者名，却由陈元之的序透露出作者是“八公之徒”，与吴承恩身份合，其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友人李春芳，证明作者是吴承恩。这几点论证是根本性的，如果站不住脚，整体就有塌台的危险。方言问题，《千顷堂书目》的著录问题，我的辨析如有道理，可以为前两个根本性问题提供重要佐证。至于章培恒同志提到的吴承恩作有《二郎搜山图歌》，淮安府属有云台山水帘洞，吴承恩作有《禹鼎志》，等等，无关大体，它不能成为是或否的根据。大前提定下来了，百回本《西游记》能证明是吴承恩作的了，则《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云台山的水帘洞，会跑来烘托百回本《西游记》；否则，只能给作过游记《西游记》的吴承恩涂点色泽。

无意堵死重新探索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是否吴承恩问题的路，我以为除了在是否吴承恩问题上作论证外，可以寻找另外作者。章培恒同志提出桂馥《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的附记说“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一语，“值得研究”，也是应该的。挖一挖许白云的根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我颇疑桂馥所指即清人通常认为的丘处机作《西游记》一事。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外滨河路的白云观，即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九年安置丘处机的长春宫，后来改称白云观，其丘祖殿有丘处机的塑像，据说塑像下埋葬着丘处机的遗骨。丘处机住白云观（原称长春宫）犹之唐玄吴住大慈恩寺。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似即以“慈恩”称玄奘。又丘处机住长春宫可以称丘长春，以此类彼，是不是过去人们可以把“白云”二字代丘处机呢？是不是刻本《晚学集》不知什么原因把称呼丘处机的什么“白云”误成许白云了呢。助成我瞎想的是《晚学集》卷六《与龚礼部丽正书》提到白云观：“白云观有《道藏》全本，就观中繙披，于儒书多所推证，不可谓非钩沉探微之助也。”我又想，比曹雪芹还晚的桂馥未必能发二三百年明清人士未发之覆（尽管他是个有名的朴学家和戏剧作家），他未必凌越前人知道了百回本《西游记》是一位名叫许白云的所作。⑩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注  释

①1949年前学术界怀疑《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当尚有其人，以未能遍事搜求，只能举俞平伯一例。叶德均《西游记研究资料》（《戏曲小说丛考》卷中）说：“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此《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叶氏此说发表在1948年前。然而叶氏接着说：“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吴作说之前，仍不妨认他为《西游记》的一个修订者。”从而叶氏补充了一些吴承恩的生平资料，这样，就不能把叶德均算作合认吴作的人士。

②田中严的意见系据张静二文章的转述，非原话，所以不打引号内下凡据转述者皆同。

③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的这一段话“必有所本”下边还有两句：“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这“或云”很值得注意。《后西游记》固然和吴承恩沾不上边，但说明吴玉搢当时（康乾之际）的准安，有吴承恩作百回本《西游记》以至《后西游记》的传说。吴玉搢后吴承恩一百多年，他之视明嘉、隆、万，犹之今天人们看太平天国或鸦片战争，当时淮安人对吴承恩的传说，与今天淮安人传说吴承恩怎样作《西游记》等等．不能等量齐观，其真实度要浓。

④清人评《西游记》及其作者，也多注重“滑稽”这个特点。张含章《通易西游记正旨自序》：“则《西游记》之作也，独何心哉？岂以经传诗文中，人每扞格难人，故诙谐游戏，使人优游于其中，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将以仿乎《诗》教耶？”刘一明《昔游原旨序》：“其书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俗语常言中，暗藏天机；戏虐笑谈处，显露心法。”

⑤关于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的几句话，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据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作如下标点：“复善谐剧，所著杂己几种名震时。”他在这两句话每一个字旁边都打了重点号（见1928年l1月亚东图书馆《胡适文存二集》收《考证》）。今天人们则在“几种”下逗开，与胡适所标意思无差别，总之，与吴玉搢的看法同。鲁迅送给胡适的原件今未见。1922年8月14日鲁迅给胡适的信说：“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可以认定胡适的标点原出自鲁迅。

⑥把陈元之提到的“八公之徒”作为《西游记》乃吴承恩作的依据，是学术界已有的看法。柳存仁《跋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南、北、东三游提要后的“附录”）：“近人已经考据自吴承恩的晚年曾补荆王府纪善，并可能代荆王撰过些文字，不过正确的年代却不易知道。我很疑心这里所说的'天潢何侯王之国’及'出王自制’都暗示指荆王，或者《两游记》的稿本先由荆王看过了。才由王府流布出来，都未可知。”兴按：盛于斯《休庵影语》的《西游记误》条：“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引者按：《西游记》第六十四回的回目作'荆棘岭情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盛于斯的记叙周如山语，是与陈元之相呼应的。我的看法是：这也是明末关于《西游记》出于“八公之徒”的传说．值得特别注意，不过云出自周府罢了。周藩在开封，疑《西游记》非吴承恩作的人们，倒可以据此线索追查它的“真实”作者。

⑦据我考证，吴承恩作《西游记》可能在他的中壮年时期（见《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小传》），因此不妨认为嘉靖年间《西游记》已刊版行世（至晚是他生前的万历初）。

⑧汪浚文《吴承恩与〈西游记〉》，见郑振锋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中国文学专号”（下）；我的意见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关于〈西游记）的几个问题》一文及《吴承恩年谱》嘉靖二十一年项下。

⑨吴承恩丞长兴的时间等节，可参看拙著《吴承恩年普》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二年项对此问题的考证。

⑩关于桂馥说许白云作小说《西游记》事，前人和并世人士注意到，并有评论。平步青说许白云的《西游记》“当别是一书”（《霞外招屑》卷九《小栖霞说稗·西游记》）；鲁迅则说“世既妄指《西游记》小说为丘处机作，此（按：指许白云说）又误为许谦”（《小说旧闻钞》引桂馥语的按语）；张静二把桂馥此说与俞樾的“不如托之宗助”、王之春的“相传此书为孝子所作”等合在一起，评为“都难以令人采信，只能聊备一说而已”。谨按：桂馥《晚学集》生前没有出版，原来的稿本，经桂馥“于自涂乙，几不可辨”，孔宪彝进行整理准备出版时认为误的，曾“略加勘正”（孔宪彝《晚学集后序》）。如果是把丘“白云”，误成了许白云，就可能是因此等过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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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