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熊：二百零一方青田石

在近六十年的学印生活里，青田石是我使用最多的印材。

1960年代，西安没有出售篆刻创作用的、尺寸稍大些的石材，刻字店或个别文具店仅有两公分以内的名章用石，当然数量和品种也极少。更多的是像牛角、有机玻璃（当时习称为『化学章』）这类比较耐用的硬质材料或廉价的木质印坯。

1966年借『串联』之机，和班上同学先后去了成都、重庆。不知是因为『扫四旧』的原因，或是没有遇到相关的店铺，在四川（当时重庆尚未设直辖市）也未见到有印石出售。秋冬之间，我们辗转进了北京，倒是在琉璃厂见到了不少印石，不少标价在几元到十元之间，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贵，当时却令我望洋兴叹。有一天转到王府井，进了位于街南头路东的工艺美术大楼，店内除了各种工艺美术商品外，竟然有青田石出售，价钱自然比琉璃厂便宜了许多。其中一方六公分见方，高约十公分的印石标价一元五角，我未免心动不已，搜搜兜里的大小票子，总共不过一元左右。想转身离去吧，又未免于心不甘。最终，还是一起来的同学慷慨解囊，帮我凑够了钱，算是购回了属于我的『正经』印石。这方青田石曾多次 刻过又磨过，东西应该还在，只是一时竟寻觅不出。

那时候学习篆刻，除了没有老师、缺少资料，更奇缺的就是石材。情急之下，几乎所有能替代的材料都曾经尝试过，如破砚台、老砖头、瓦片，滑石等等，其中也有属于叶腊石的各种边角料。拿回来后佯机磨出一两个平面，便可过把瘾了。1971年前后和傅嘉仪兄共同创作的《国际歌》《国歌》组印中，不少都是这种材料。

1972年春，已经在工厂做工人的我被派往上海制皂厂学习肥皂、香皂模具制作技术。厂子在杨浦区，离城中心颇远。第一个周日，先是乘有轨电车，再转乘公交车，直奔南京路上的朵云轩。在店里，一边欣赏陈列的书画作品，一边眼馋着各种文房用品，再就是选购印石。朵云轩的印材品种倒是不少，其中，最实用的则是3公分见方、高4公分的练习用青田石。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商品价格统一制定，3×3×4的青田石每方零售二角整。

上海人做事精细，印石按不同规格整整齐齐地摆在玻璃柜台里，小尺寸的每种有二十方左右，3×3×4的那种不过十方左右。青田石性脆，容易有裂隙，偶然也夹有沙钉之类的杂质，这些都不利于刊刻。加之还有颜色上的差异，购买时难免就有挑选的过程。当在陈列品中挑不出几方时，我想请营业员再补充些新品供选择，但被拒绝了。后来，每次再到南京路，先往朵云轩选印石，之后往他处办事，待返厂前再至店内转转，如果柜台里补充了新品，又可挑选数方。

我在上海逗留了三个月，从朵云轩购回的印石随即在工余时间都练习刻治成印。待到离开上海时，总共买了约一百方3×3×4的青田石，所有印石至少都刻过一遍。这也是我第一次大规模地购买印石。回西安后，将在上海的刻印辑为三册，起名为《客沪印石》。

近十年后，又有机会购买了一百方青田石。1980年代初，出差武汉，任务完成后转至汉口的荣宝斋店里，又见有3×3×4的青田石，遂开始挑选。柜上那位五十多岁的营业员大叔见我挑了不少，颇觉诧异，知道我喜欢刻印后，大叔尤为高兴。当我提出能否再取出一些挑选时，大叔表示没有问题，只是要求我将选过的印石依原样按十方一组包好。在大叔『纵容』之下，反复多次后我竟凑了个一百方的整数。看着店里没有其他顾客，大叔说：『小伙子，一次买这么多印石真不多见，你这算是批发了。我有一点小权力可以给你优惠！』虽然自在上海买印石已过去了十年，价格仍是原样，一方两角钱。最终，大叔收了十八元，并帮我码好，捆扎结实了。出门后，又忆起当年在上海买印石的经过，心里未免生出些感慨来。

2019年春节，和老伴游历武汉，特别让魏晓伟君陪我又去了汉口荣宝斋店里。门里门外已非当年景观，那位大叔自然也不可能再见。我给晓伟君讲了四十多年前的经过，只当是对旧人事的凭吊罢。

快六十年了，手中刻过的印石总在万数以上，或者还有很多细节趣事可以追寻，但这二百零一方青田石却是难以忘怀的陈迹。

辛丑四月既望草于风过耳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