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暑﹒诗经动物之床下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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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

诗经

动物之

床下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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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青谷

虽说蟋蟀是秋虫，得寒而鸣。但在六月，这生于土穴的虫子，随阴迎阳，居壁而向外趋，已初成羽翼。周书说：“小暑之日温风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礼记》说“至七月则远飞而在野矣”。说它生性怕光，似乎不准确。蟋蟀产卵在草丛泥土，于肃杀气中越过寒冬。到翌年春间，在温暖的阳光里孵成小虫。渐渐长大到秋天，当发育完全，便开始有固定住所的生活，直到北风凛冽，先后受着严寒的侵凌而僵陨。这基本就是蟋蟀度过的一生。

在博物学家法布尔眼里，蟋蟀“是真正豁达的人”。看它在洞口卷动着触须，腹部朝着清凉处，脊背朝向太阳，它根本不诉苦，远离寻欢作乐者的喧嚣，享受安静生活。它很满意自己的住房和小提琴，也因为有能鸣善斗的能力而增添好多乐趣。

在古老的昆虫家族中，蟋蟀已有1亿年以上的历史。全世界定名的有1400多种，也有数据说有近2500种。

照这么看，比起四千万年前就有的狼蛛家族，蟋蟀们更早就生活在地球上了。而从科学研究中遗传和化石的证据看，当第一个人的物种出现时，也不过约700万年前。因此，人类常常自诩“多像个天神”，其实对世上大部分生物种类，根本就是一无所知。相反，蟋蟀倒是与人十分亲近，是生活中心灵手巧又安享天趣的精灵。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豳风﹒七月》

诗经年代里生活的我们的祖先，观察到了蟋蟀活动的情形：七月鸣于野地，八月移向屋宇檐下，九月大胆来到住户门前，十月又藏到诗人居住的床下。简直像是一部活泼灵动的纪录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神话甚至迷信中，蟋蟀都起着重要作用。人们认为有蟋蟀的存在，等于有好运和智慧，伤害蟋蟀则带来不幸。在欧洲，蟋蟀就是好运的象征，它唱着自己的歌，从不加害于人。在我国农村，也有相似的说法，灶台上有蟋蟀活动，说明这家人还有饭吃，是件让人安心的好事。

通过法布尔的观察，我们又知道，蟋蟀们还是技术高明的建筑师。这种天赋才能，要远胜于其它动物：

它瞧不上偶然碰到的隐蔽所，住址总要造在场所卫生、方向朝阳的地方。它不利用随便找到的不方便而又粗糙的洞穴；它的别墅，从入口到最尽头的卧室，全都是自己一点点儿挖出来的。

除了人类，我没有见到有什么动物在岩石和洞穴里建房的技术比它高明的，即使是人类，在发明拌和砂浆来粘合砾石和用粘土涂在树枝搭起的茅草屋上以前，也不见得比它强。……有谁不知道蟋蟀的家呢？有谁在孩提时期，到草地上戏耍时，不曾在这隐遁者的屋前停住脚步？不管你的脚步多轻，它都听得见你走近了，于是它猛然一缩，躲到隐蔽所的底下去，而当你到达时，它却早已离开它的门前了。

记得狄更斯的《炉边蟋蟀》，有个副标题叫“家的童话”。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都喜欢这小东西，形容它的鸣声“像一颗星星在屋外的黑暗中闪烁，歌声到最高昂时，音调里便会出现微弱的、难以描述的震颤。”他们说，炉边能有一只蟋蟀，是世上最幸运的事。在狄更斯笔下，蟋蟀是小小家神，是守护神，是爱与善的精灵。人们受苦、悲愁时它一声不鸣，人们高兴、万事如意时它放声高唱，它使人世凄冷变得温暖。不过，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列宁在生命快结束时去看根据《炉边蟋蟀》改编的演出，发现狄更斯的“中产阶级温情”是那么难以忍受，戏演到一半，他就中途退场了。

蟋蟀在堂， 岁聿其莫。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唐风·蟋蟀》

天寒岁暮，一年将要完了时，有感于蟋蟀在屋里鸣叫，诗人以蟋蟀的建设者品质，来唤起人们司职责的警惕心：应思处境险，应思意外生，应思起祸患，把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虫声，上升到了劝人行乐有节、及时努力的生命大境。然而，如阮籍咏怀诗说：“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又如杜甫《促织》（蟋蟀又名“促织”）说：“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我们真的汲取历史教训了吗？回答是：没有。

且不谈历史上的赫赫帝王唐玄宗，视国事如儿戏，却以斗蟋蟀为乐事，落得晚景凄凄惨惨戚戚；也不提玩蟋蟀的一把好手南宋太师贾似道，常和妾臣蹲跪在地上斗蟋蟀以娱嘉宾，为不受打扰，专门立规矩称是“军国重事”。当蒙古军席卷而来，他写完了专讲玩蟋蟀的《促织经》，头颅被砍下，国也灭了。也不说军阀混战像一场蟋蟀甩开大牙恶战，同种相戮，弄得破头断肢，惨不忍睹。非但不能协力共御外侮，相反最擅长玩窝里斗的把戏。

想起“文革”中一桩怪事跟蟋蟀有关。当“以人民名义”把人视作阶级敌人，什么罪名都难逃。有个“海外关系”的敌对分子被关进“牛棚”，要他交代罪行。几番审查批斗，抓不到任何线索。后来，专门被派监视他的积极的革命派，听他睡的床下发出蟋蟀不停的鸣声，立刻报告组织认定，他是在收听敌台广播。不用他辩说，立刻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插上斩牌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枪毙。

季羡林在《“文革”教训亿金难买》一文中说，既无“文化”、也无“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又说为满足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的批斗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而空前绝后的十年文革结束，吸取教训了没有呢？季羡林的回答是：没有，一点都没有。他说，“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看似乎已经过去。但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

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

还想蟋蟀，那“牛棚”床底下的蟋蟀要是开口说话，看这样子的“万物之灵”的人世，它会笑着还是哭着说呢？我听见姜夔词里的蟋蟀声：别有伤心无数……一声声更苦。

本文专栏作者：青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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