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怀故人：我的二嬷嬷

每年，这样的日子里，我终于可以跟她静静地在一起呆一会儿。

她是我的二姨妈，我们宁波人叫“二嬷嬷”。

她生前一直喜欢我，厚待我，尤其是我成年前在南市外婆家的岁月里，她待我胜过己出。

我的二嬷嬷是好人，实实在在的好人。

但他们那一代，大半生都很苦，厄运就象影子。

但她依然那么真，连对故人也是真。

记得那是姨爹“五七”那天，我们当然都去了。

屋里有朴素的供桌，点着长香烛，也有些普通的供品，她依然象以前那样，日日夜夜地陪伴着他。

我们到的时候是“昼过快”（傍午时分），没说几久的话，就要开饭。

不知是谁提议，说我们餐前再拜一拜吧，尽管每个人刚进屋时都已拜过。

她想拦阻，未遂，只好由众人一一拜去。

终于，她没能忍住。她竟喊起来：

“唉，中祥（姨爹的号），侬晓得么，你终于也被人当作戏文来做，大家做戏文给侬看。”

她说话从来就这样不管不顾，当着至亲也一样。

但那天，竟没有人听懂她的话，包括家父家母。

众人依然依次拜过，末了，家父家母也站起来拜。

她再一次没忍住：

“中祥，要不要我也来拜侬一拜呢。”

我们赶忙上前拦住。

“戏文啦，'和总’是戏文啦。”

她是那样地痛惜，她竟不允许别人对故人也有任何的“假痴假獃”。

我无法知道旁人的感受，至少我是被说得羞惭万分的。

我们大多数都是“生前不常来看望，生后认真'做戏文’”的一群。

记得她经常挂在嘴边，至少说过几百遍的关于我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不喜吃青菜，就借口青菜有虫（那时买回家的青菜里确实经常有菜青虫的），就追到厨房一遍又一遍地问她要卷心菜吃，她就说青菜卷心菜是一样的。

每次结尾时，她总是指着我对听者说，“你看这小人多坏，”然后哈哈大笑。

我每次听后，都不得要领，凡数十年！我想那些听者也跟我一样，但大家听完后都很给面子地也笑起来。

现在我才有点知道个中三昧。

我们之间的那段小小的对话发生在1960年代初狠多人最艰难的那几年。

当年，姨爹正被贬到杭州，只有她带着5个孩子，还要干些织手套的零活，还要伺奉高堂，当然还要照看我这个“搭伙”的。

日子自然过得紧巴巴。

而卷心菜是要比青菜贵出一倍多的“奢侈品”啊。

更何况，当年她也才30多岁，怎么说也是一个出身大人家、穿得山青水绿、人前不肯低人一头的美丽少妇，我当众提出这样不近情理的要求，无疑是让她有些难堪了啊。

她如此记得我的“坏”，恰恰是因为她最喜欢我。

她最喜欢的就不该对她这么“坏”，她肯定作如是想。

她的喜欢我，并不只是放在心里，有机会，她总要那么真的去做。

我在江西插队的那些年头，几乎每年过完年离乡前，都要到她家附近的那个很大的火车票预售处去经夜排队买票。

那长长的队伍有时在狭小的弄堂里七绕八弯，竟会弯到她家门口。

因此上，每次年里去给她拜年，她总要特地关照我这么一句：

“侬要来哪，平常没空，买好票子嘛，'呱嗒’一声转进来，我这里只有便饭啦。”

我当然不去。

那年头，上别人家去吃饭可是天大的事，叫“大兴（jing）轰（gong）”。

中国人的交际就是这样的无理，宁可跟狐朋狗党、酒囊饭袋打成一片“浓如汤”，也要跟至爱亲朋、心腹知己保持距离“淡如水”。

有一年，我一早又去排队不巧碰上了去买菜的她，她便一定要叫我的表弟代我排会儿队，拉我去家坐并吃“便饭”。

我当然不能同意。

我领教过她的“便饭”规格，一生节俭如她，还是会买很多很好很好的菜，亲自来烧给我吃，热情到我手足无措。

好象要补偿我儿时想吃而终于没吃成的那顿“卷心菜”。

最后，她还是从那个弄堂的小店里给我买来了4两（16只！）热气腾腾、肉香扑鼻的生煎。

就在打字的此刻，我还能闻到那袋生煎的浓香。

有一次，我又去看她，却是两手空空地来扫墓，尽管我是“特特会会”地来扫墓。

我想好要这样做，因为她真，因为我知道她不喜那些“假痴假獃”的“做戏文”。

我的心诚在于我是徒步从车站走上山的，一路念着的都是她。

当然，我也早有盘算，那莫厘峰下的山茶花应该还开着。

果然。

我摘了一枝给她。

我想告诉她，那个我追着她不要吃青菜而要吃卷心菜的南市石库门老屋终于被拆了。

我怕她若回去会摸不着路，认不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