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拾】历史上重庆的那些称法

壹·缘起

话说本期为何会突然想起写这一期呢，说来这还与最近一直追的一本小说有关。说来也不是别的小说，还是七月新番的那本《秦吏》。在《秦吏》的第808章里，有过这么一段文字，“后世的重庆这块地方，总算有了第一座城郭，因为是张仪督造，所以也叫'仪城’。”当时第一眼看到这块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七月这是否有依据，于是检索了一番，竟然还真是如此。不由地对这本《秦吏》小说又多了一份敬意，虽然这本是一本穿越小说，但它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社会真实感，除却作者虚构的，书中绝大多数的事件都是有源可考。所以也可以说是了解秦朝及秦法的最佳历史文学作品。这是题外话，暂到此。

今天来看，重庆简称为“渝”，这“渝”也是有渊源的。历史上，重庆的别名有很多，从上古时代一直到后世的封建时代，名字一直在变，直到民国之后方才固定下来。那这期间重庆这个地方经历过什么呢？本期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贰·“重庆”的故名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因而有“山城”之称。今天的重庆又因其经济与文化等的区位优势，其又成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而且是最年轻的直辖市。

追溯历史，重庆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曾经是巴国的首府，有江州、渝州、恭州之称。“江州”最初是巴国的都城，叫垫江，但那时没有城郭。我们知道，古代的城池，一般有城也有郭，城指内城，郭指外城。孟子所说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即是这个意思。当时尚处于战国时期，远在西南的巴国与蜀国交恶，巴王于是向地处陕西关中的秦国求救，秦惠文王嬴驷便派了张仪和司马错伐蜀，并灭了蜀国。灭了蜀国之后，秦国军队并没有立即撤出，出于对这一地区战略的重大价值考虑，秦国军队于是继续进兵，随即灭了巴国，设置了巴郡，取巴垫江地，遂筑成江州。当时“江州”实际区域还不是很大，然而在当时却成了巴蜀重镇，会合了川蜀之众水，控制着三峡之上游，有着临驭群蛮的战略作用，后来秦军伐楚，便是利用的这一条捷径。因为“江州”曾是秦相国张仪就任期间所下令督造，所以“江州”城也就叫“仪城”。

那时的“江州”城有多大呢？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城址范围大约有30万平方米，就在如今的临江路、临江支路、民生路、民权路的范围之内。而这座城的核心地带，就在如今的渝中区二十九中附近，那里修建有当时的衙署。随着江州城城址范围的确定，巴都重庆的城址也由此去确定，据已故的重庆博物馆馆长董启祥先生的专门讲述，“江州城就是在原巴城的基础上重建的”。因此，巴都重庆城，就在如今的解放碑那一带。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仪城”江州，只能算是重庆历史上第一阶段大规模筑城的尾声。

到了三国时期，重庆城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蜀汉建兴四年，即公元226年，蜀汉江州都护李严修筑的重庆城，其规模达到了明清时期重庆城的大小，因而史料中此时的“江州”又被人们称为“大城”。话说，究竟有多大呢？

根据白九江先生的说法，“顺着明清时期古地图上的九开八闭十七门看去，除了通远门所在的五福宫山没有被纳入大城范围外，其它八开八闭十六门框起的范围，就是蜀汉时期大城的城址”。如此可见当时重庆城的规模。

李严修筑的“大城”，城墙由泥土夯筑而成，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石制城墙不同。当时李严还破天荒的将原本应在城外的“仓城”放在了城内。“仓城”也就是专门储存粮食的城郭，在粮草为先的古代，这个粮仓的位置无疑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仓城”就在如今的“千厮门”附近，《诗经·小雅》中曾说，“乃求千厮仓，万厮仓，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这说明了“千厮门”之得名，是因为它附近曾是重庆城粮仓所在地。“仓城”的建造，一举数得，既确保了城市供给和经济发展需要，城市商业也有所发展，商业网点由市扩大到了坊。出于防守的需要，李严还在如今的佛图关修筑了卫城，扼守其身后的重庆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曾在巴郡设置了楚州，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实行州县二级制，因嘉陵江古称渝水，遂改楚州为“渝州”，一直沿用到北宋晚期，将近五百多年之久，今天重庆之所以简称为“渝”便是来源于此。

北宋崇宁元年，即1102年，渝州籍人赵谂（shěn）在回乡省亲之时，被人告发“与其党李造、贾士成等宣言欲诛君侧之奸，其语颇肆狂悖”，“狱具遂与反逆伏诛，父母断皆流窜。”因赵谂家族为渝州南部少数民族，竟口出狂言，尤为当时北宋王朝所不容，在这一事件处理后，北宋统治者仍然厌其乡里渝州之字义不详，于是取诛赵谂为“恭行天罚”之意，这样渝州便被改为了“恭州”。

那么“恭州”如何成为今天的“重庆”呢？关于此的说法却不一，但有一点可以依据今天考古知晓，南宋晚期是古都重庆最为辉煌的时代。当时蒙古军队大兵压境，西川残破，为巩固南宋的西线防区，加强重庆的防务，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彭大雅在蜀地残破，败局不可收拾的危难情况下就任，毅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加强重庆的城防。当时彭大雅亲自抢筑重庆城，在部属反对、朝廷猜疑、政敌攻击的情况下，终于在1240年完成了这一工程，打造了一座国家级城市。南宋时期的重庆城由此成为了面积最大的重庆古城，这也是古城重庆最为辉煌的时代。此时，通远门所在的五福宫山，被纳入了重庆城的范围。也是在这一时期，重庆城的府衙所在地，从上半城的二十九中附近，搬到了下半城巴县衙门附近。但此时的重庆府府衙，并不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县衙门，而是与它成90度，位于如今的解放东路那一块，也就是2010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老鼓楼遗址所在地。南宋时期的府衙范围非常大，老鼓楼遗址的高台只是府衙的大门，府衙的另一头直达如今的打铜街。今天在考古人员的发掘基础上，除了府衙遗址外，在老鼓楼遗址内还发现了南宋时期的粮仓。彭大雅当时为了保护重要的战略物资，粮仓的墙体居然有一米多厚。

蒙古军队攻破重庆城之后，重庆城大半被毁，到明代，古城重庆开始了最后一次筑城，它的建造者，就是明代卫指挥使戴鼎。

说起戴鼎筑城，虽然他修建的重庆城城郭没有南宋时那么大，但他却开筑了九开八闭十七道城门。

白九江先生说，现在人们认为闭门是一道封闭的城门，其实不然，这八个闭门最初也是敞开的，主要为方便人们日常挑水、防火、物资运输等。后来，随着重庆城内大小熄火池、七星缸、各湖池的建设，以及风水说的盛行，才陆续把八门永久封闭。九道开门全部修建在地形险要之处，其中7道还专门建有瓮城以作防御之用。

到了清代，重庆城最大的变化，则是府衙位置的调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当时的郡守书敏，将原本横跨如今解放东路的衙署来了个90度的大旋转，改顺江而建为现在我们看到的面江而立的巴县衙门。

清代的重庆城功能齐备，城墙外的两江滩涂，是码头运输、下层劳工、民间宗教建筑区。朝天门至小什字的金沙岗两侧，是传统的商贸区。东水门向西至老鼓楼一带，是传统的衙署区。大梁子东小什字西片区，是传统宗教区。上半城北部片区是文教区及富户商绅住宅区。五福宫山至大梁子主脉，是军事区。此时，重庆城成为了以商贸航运为主，军事为辅的区域中心城市。

就这样，重庆这一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叁·从“恭州”到“重庆”得名之由

话说回来，从“恭州”到“重庆”的变化，一直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的故事。公元1189年，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这个版本流传之广，甚至现在有广告文案还采用这个说法。然而这个说法本身却有很大的问题。有学者研究，南宋第三位皇帝赵惇（dūn）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有四件，即封恭王、生子、封皇太子、登基，这些喜庆事件各自相隔的年代甚远，是无法“重庆”的，于是难以自圆其说。

除了这个版本之外，还有一种“二庆之间说”，即是指在地理位置上重庆介顺庆府（今南充市）和绍庆府（今彭水县）之间。但这“二庆之间说”最大的问题是，在重庆府得名的时候，顺庆、绍庆这两个府的名称还没有产生，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于是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

另有学者龚义龙认为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重”字在宋光宗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偏好“重”字。如果考证“重庆”一词，语出《诗经》郑玄笺，光宗个人及国家历史背景与此含义相合，故为取义之本。除“重华宫”外，光宗亦将自己的诞生之日改为“重明节”。诗人陆游有《丞相率文武百僚请建重明节表》：“臣等不胜大愿，请以九月四日为重明节。”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辛巳，光宗以生日（农历9月4日）为重明节。八月甲午（9月18日）升恭州为重庆府。

赵惇封恭王是在孝宗即位之时，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乾道七年（1171年）二月癸丑，乃立赵惇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壬戌，孝宗将帝位禅让于赵惇。可见，从封恭王到封皇太子，历时9年；从封皇太子到即帝位，历时18年。有研究者认为，赵惇在宫中苦熬了27年，他每天生活在复杂的宫廷环境之中，既要面临激烈的权力争夺，又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距封恭王至即帝位已有27年之久的漫长时间，还何庆之有？

宋代诸位帝王在潜藩升府时好用“庆”字，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皇帝即位时的喜庆之情，但从上文也可以看出，孝宗、光宗对“重”字也有特别偏好。例如宋孝宗退位时，就把自己居住的德寿宫改名为“重华宫”，取“重华”为宫名的意思就是希望光宗也能像舜继尧一样，能够继承孝宗的文德圣明。

至于重明节，有学者考证，重明有三层意思：一层指舜，因为舜生下来有两个瞳孔，有重瞳或重明之称；二层指光明相继，照耀四方；三转指皇太子。这三层意思都与光宗以太子身份受禅的情形相符合。

另外，光宗年号为“邵熙”，邵义为继承，熙义为光明、兴盛，与重华、重明的取名完全是一致的，都是在强调“继承”这一特征，突出孝宗与光宗的前后关系。由此或许可以看出，光宗这样取名（包括给重庆取名）不仅仅是取其政治意义，它还体现了光宗对孝宗的曲意迎合，也是其内心深处所受重压感的曲折反映。

提及“重庆”一词，语出《诗经·鲁颂·闷宫》，全诗歌颂鲁僖公继承祖业，中兴鲁国，收复疆土，四夷宾服的功绩。全诗中有唱道：“中时鲁微弱，为邻国所侵削，今乃复其故，故喜而重庆之。”这里的“重庆”明显是指反复颂祝鲁僖公，歌颂他让鲁国强大起来并祝他长寿幸福。光宗取此名的意图就是想表明自己要学鲁僖公，继承宋孝宗未完成的事业，光复被金人占领的半壁江山，中兴宋室而祝宋孝宗长寿安康。因此将“恭州”命名为“重庆”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地位是完全一致的。

如此来看，“重庆”得名的本来含义或许就比较清楚了，既不是所谓的“双重喜庆”之说，也不是“二庆之间”之说，而是光宗赵惇出自自己特有的政治考虑和心理诉求来作出的选择。

肆·今日重庆之叫法

当然，今天，“重庆”还有诸如“雾都”、“火炉”等别名，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重庆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受山城地貌和两江水域影响，热岛效应显著，气温高，易热毒症，中暑常见，日照少，雾气多，雨季长，湿度大，霜雪少，风速小等气候特性。

结   语

本期一方面聊了重庆在历史上的那些名称，另一方面重点谈了“重庆”的得名原意。说实话计划本期内容差不多有一个月之久的时间了，自从那次在《秦吏》小说中得知“重庆”又名“仪城”，我的心一直未放下这个念头，一直搜索着资料文献。至于原因嘛，其中一个算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承诺吧，另一个就是重庆在我心里的“位置”，重庆在我心里一直就是一座充满特殊含义的城市。

感谢诸位的阅读，我们下期见！

内容来源说明：

1.关于重庆城址的考古发现（详见原文链接）；

2.龚义龙的文章《“重庆”得名的“原义”》。

浮游沧海

先秦历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