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有多火：曾命悬一线，引发上千年不休的今古文之争，有人冒死伪造
时下，央视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热播。尤其是第一期精彩演绎《尚书》，屡上热搜。其实，《尚书》并非今天才火起来。从上古时期到晚近时代，人们围绕着《尚书》打了无数的官司。这些官司不仅是纸面上的笔墨官司，还有真正的对簿公堂。而《尚书》中蕴含的中华民族早期法治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五千年的中华法系司法实践。
《典籍里的中国》
《尚书》命悬一线
《尚书》记载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肇始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被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
《尚书》原名单字《书》，意思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文献选编，《庄子·天下》曾有言“《书》以道事”。到了西汉时期才改称“尚书”，意即“上古之书”或“上古帝王之书”。
作为中华文明中最为尊贵的典籍，《尚书》的聚散流传和坎坷命途，极其曲折复杂，并非《典籍里的中国》演绎的几段历史那么简单。清朝学者段玉裁曾言，“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
《尚书》原有三千多篇，浩如烟海，不易读，不易学，更不易传。因此孔子大手一挥，一顿操作猛如虎，手起笔落，将其删减为百余篇，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学习《尚书》的定本。
但就是这百余篇原初《尚书》，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见到其全貌，除非再有重大考古发现。这一切的一切，始于秦始皇时期丞相李斯的那道奏疏，还有秦朝末年咸阳城里的那把大火。
秦在军事上统一天下后，如何将六国文化锻造成一个统一体，成为让始皇君臣头大的难题。毕竟六国山川风俗互不相同，不仅度量衡不一致，连文字都不一样。在实施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的制度改革后，秦始皇又将思想统一提上日程。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竟建议始皇将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和六国历史等文化典籍全部烧毁，只在朝廷主管文化事业的博士官府保存正本。
秦始皇觉得丞相此议甚合心意，立马下诏照此执行。为强力推行这项政策，秦朝还制定了严厉的刑罚：有胆敢私下学习传授典籍者，在闹市街头公开处决；胆敢以古非今，株连数族；地方官吏发现却不处置，与犯法者同罪；诏书下达三十日内不烧书者，罚做奴隶去修城墙。
秦朝此举导致《尚书》等典籍在民间迅速被焚毁，大面积绝迹。加上其他暴政，秦朝的高压统治引起官逼民反。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大起义顿如燎原之势，刘邦、项羽崛起为反秦主力。经历了李斯拍脑袋建议，秦始皇拍大腿决策的秦朝，只能在秦二世手上拍屁股走人。
刘邦进入咸阳灭秦后，手下的那帮大老粗将军们都一窝蜂闯进宫殿府库抢夺财宝，大秤分金，小秤分银。
只有萧何迅速派人接管丞相府，收集山川地图和各地户口档案，刘邦集团由此对全国险要关卡、人口分布、财富多寡、物产丰饶做到了如指掌，拥有了争夺天下的信息优势。
但是，萧何却忘了及时转移包括《尚书》在内的秦朝博士官府所藏图书文献。最终，这一整套官方仅存的文献典籍，被项羽在秦王子婴元年（前206）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给中国古代文化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咸阳大火后，经过四年楚汉战争，刘邦建立汉朝，天下终于初定。秦朝焚书22年后，即汉惠帝四年（前191），汉朝颁布《除挟书律》，废除秦朝不允许民间收藏文化典籍的酷法。《尚书》终于重见天日，这便是济南伏生所传《尚书》。
秦朝禁书时，学者们为保存典籍，采取了“藏”和“背”两种方法。而伏生《尚书》的由来，司马迁《史记》和孔子十世孙、专攻《尚书》的西汉学者孔安国在《尚书序》的说法，则各持一端。
据《史记》，伏生是把《尚书》“藏”到家中的墙壁之间。后来天下大乱，伏生流亡不定，等到天下太平返回家中凿墙取出藏书，发现由于年深日久，有几十篇被老鼠咬坏或潮湿发霉，已经朽烂无法辨别文字，只有28篇还能识读。伏生遂在齐鲁之间教授28篇《尚书》残文。
《典籍里的中国》中的伏生
而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认为伏生的方法是“背”，逐篇逐句逐字地把《尚书》全文背诵，准备等到社会环境宽松时，再重新录出。可惜到了汉惠帝时期，伏生已年过九十，记忆下降，无法再全书背诵，只能凭记忆背出28篇。后世学者大多以孔安国的观点为是，西汉初年流行的《尚书》定本，便是九十岁的伏生逐字背诵而出。
西汉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一般是四五十岁左右。历史不敢想象，如果伏生没有活到九十岁，如果九十岁的伏生记忆力严重衰退，一字一句都无法背出，这部被誉为“中华第一书”的《尚书》恐怕就真的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学术江湖中的传说！
而正是由于《尚书》的独特尊贵地位，从西汉开始，便有人伪造《尚书》，使得造假成为传统，以致朝廷不得不动用重刑打击。
伪造《尚书》入刑
汉朝废除挟书律后，鼓励民间向朝廷献书，充实国家图书馆馆藏。汉景帝时，河内有个女子发现一篇名为《泰誓》的《尚书》残卷，内容是武王伐纣时，在孟津大会八百诸侯仪式上，周武王和姜子牙的讲话，分成上中下三篇。女子感觉此书非同小可，就主动献给朝廷，西汉《尚书》遂从28篇变为29篇。但据后世学者考证，《泰誓》实为伪造，由此开《尚书》作伪之风。
汉武帝时期，分封在孔子老家鲁国地界的鲁共王刘余，喜欢兴建楼堂馆所。为扩大王府规模，打上了旁边的孔家主意，下令强拆孔家旧宅。
结果拆除时，在一间房子的墙壁中发现了大批古代文献典籍，其中就有《尚书》。经过孔安国整理、宗室刘向推荐，这批《尚书》进入朝廷视野，由此开始了学界争论上千年不休的今古文之争。
包括伏生《尚书》在内的口传本上古文献典籍，是用西汉通行文字隶书写成，被称为“今文经”。而从孔家旧宅发现的包括《尚书》在内的文献，则是用汉朝之前的古文字大篆或小篆写就，被称为“古文经”。
文字不同倒也罢了，“今文经”“古文经”的篇章数目、具体内容也不一样。古文《尚书》就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两家的治学方式也不一样，好比华山派的“剑宗”“气宗”。“今文经”“开脑洞”附会经义，主张结合阴阳五行和刑名学说通经致用，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古文经”看重章句训诂，一字一句死抠典籍原本意义，具有复古思想。
有道是学而优则仕，朝廷重视哪家学说，便会在政治上重用此家学派。出于政治目的、学术传承等宗派利益，两派打了上千年的“笔墨官司”。清末“今文经”学派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孔家旧宅版《古文尚书》是伪造，但当今学界大多认为并非伪造，是确有其事其书，只是后来失传。
真正的大规模伪造《尚书》事件，发生在汉成帝时期。
据东汉班固《尚书》和王充《论衡》记载，汉成帝下令收集天下古文遗书，要建立“古文《尚书》学”。
山东东莱的张霸瞅准作案时机，大干快上，根据孔子删定《尚书》成百篇的历史记忆，将29篇今文《尚书》拆解切割成几十篇，又从《左传》《尚书序》中抄袭内容充作序言、后记，加上自己的杜撰，竟然“空造”硬凑成102篇，进献给朝廷。
汉成帝得书大喜，赶紧阅览，缺感觉此书前言不搭后语，且“文意浅陋”，根本不是先秦古文风格。就让皇家图书馆官员根据内库所藏《尚书》秘本，逐一进行对校，发现“皆不相应”，没有一篇能对上，“非是”。面对如此胆大妄为欺君之人，成帝“于是下霸于吏”，将张霸移交司法机关廷尉处置。
廷尉依据汉律关于欺君罪状的条款，判处张霸死刑。但汉成帝“高其才而不诛”，爱惜张霸才华，加上侍御史周敞等大臣为其求情，遂饶张霸一命。张霸死罪可免，但其杜撰的古文《尚书》很快被朝廷废黜。
东汉初年，又有杜林在西州偶然得到一部古文《尚书》。但据学者考证，其内容亦是真假互掺。经历东汉末年战乱，三国鼎立，西晋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天下鼎沸，两汉版本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都一并灰飞烟灭，全部失传。
直到东晋偏安江南后，才又开始访求遗书。晋元帝年间，时任豫章内史梅赜搜得58篇今古文合编《尚书》，献给朝廷，成为历经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流传至今的《尚书》底本。
梅赜《尚书》的今文部分，是把两汉的29篇今文《尚书》拆成33篇，与两汉所传《尚书》一致。而包括《五子之歌》在内的另外25篇古文《尚书》，文字太过简易，几乎明白如话，与商周时期佶屈聱牙的文字风格截然不同。
由于画风太过凌乱，从宋元到明清，学者们一直怀疑这25篇梅赜版古文《尚书》是用先秦文献中的文字拼凑伪造而成，但也有包括钱穆在内的学者认为梅赜版古文《尚书》为真。
2008年，清华大学购入一批竹简，被称为“清华简”。经测定，“清华简”年代在战国中晚期，躲过了秦朝焚书大劫，是真正原始版本的先秦文献。而其中，就有学者们心心念的《尚书》。学者们反复比对后，最终断定梅赜版古文《尚书》是伪书。
《尚书》法治思想
尽管古文《尚书》已经被确定为伪书，但其来源亦是先秦文献典籍，不完全是后人生编硬造。因此，今古文《尚书》保留了中华民族最原初的核心政治理念，包括早期法治思想的萌芽。
《尚书》主张依法治天下。《吕刑》开篇即言，“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用刑法法律作为治理天下四方万民的手段，旗帜鲜明提出依法治国的纲领。
《尚书》主张德法结合，明德慎罚。《康诰》要求“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皋陶谟》提出“允迪厥德”，实行德政。《吕刑》明确“德”与“刑”的关系，“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提出了“有德惟刑”“惟良折狱”“中正慎罚”等法治德治相结合原则；要求“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司法官员不仅要保证刑罚威严，更要造福于民。
《尚书》主张刑罚适度，宽严得宜。《吕刑》将刑罚由轻到重，划分为“五过”“五罚”“五刑”，并提出“刑罚世轻世重”的原则，要求根据国家治理环境确定刑罚宽严。《皋陶谟》提出“慎乃宪”，谨慎的实行刑法。
《尚书》主张疑罪从无。《吕刑》提出“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对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必须“其审克之”，免去处罚。
如《典籍里的中国》所言，读《尚书》，可“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先贤治政需用法，个人修身需懂法，朝代兴废更是系于法治兴衰。正是从《尚书》开始，法治理念深刻灌注进中华文明血脉之中，中华法系也由此开启五千年壮阔征程。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作者：吴鹏